摘要：自1985年《赛博格宣言》文章发表，到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哈拉维十年间接受过6次访谈[1]，与谈者均会针对《赛博格宣言》提出问题，而在文章发表20年之后，学界还为纪念此文进行了一次书评特刊征集，为其写评论的学者包括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Hayl

一、转换：历史语境与“元类别”

自1985年《赛博格宣言》文章发表，到二十世纪90年代之后，哈拉维十年间接受过6次访谈[1]，与谈者均会针对《赛博格宣言》提出问题，而在文章发表20年之后，学界还为纪念此文进行了一次书评特刊征集，为其写评论的学者包括凯瑟琳·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等人[2]，也不乏来自人类学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在书评中，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在跨越千禧年之后，哈拉维从“赛博格研究”转向了别的地方[3]。经常跟哈拉维有学术观点互动的凯瑟琳·海勒斯，则将哈拉维“赛博格研究”转向的原因，定位到对“人类”的质询，和对技术关系网络的质询。海勒斯将“人类”“后人类”视为历史偶然性和特殊性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稳定的本体，同理，“赛博格”也是一种历史偶然性的产物。[4]

唐娜·哈拉维

海勒斯直言，正是因为赛博格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无法描述新的技术关系，因此哈拉维开始了对“关系”构成本身的研究。换言之，二人在有关技术的历史语境，以及“事物存在的能动关系更为重要而非事物的本质”观点上是一致的。既然从二十世纪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00年代，是技术更迭迅速的时代，那么关于“赛博格”的探讨也需要注入新的历史话语。

从哈拉维的学术方法和传统来讲，虽然其文章常常充满了晦涩的、自创的、跳跃的文本和隐喻，但生物科学的实验训练，以及天主教的“圣礼主义”传统影响，使得哈拉维的研究对象和话题总是具体的，包括对科学史料的挖掘，以及对科学史中具体物的关注，比如“类人猿”“转基因癌症鼠”。同样，其“伴侣物种”理论依然是围绕具体物进行的研究，因此，她进入不同种类的 “狗”的“故事”讲述。从“狗”进入“伴侣物种”的讨论的一个重要基调是“狗并不以我们为中心”，“它们不是投射，也不是意图的实现，更不是任何事情的目的。它们就是狗，是与人类有着义务性的、构成性的、历史性的、无常的关系的物种。”[5]

也就是说，相比于“灵长类动物”（《灵长类视觉》）而言，狗不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投射，相比于基因技术的“转基因癌症鼠”（《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来说，它不是人类技术目的的产物。并且，无论是历史、进化、文化、生活角度来说，狗与人类呈现出很多的关系，充满了很多的交互情感。狗是“伴侣物种”中的一种。

在此意义上，“伴侣物种”是一个“元类别”（meta-category）[6]的概念，在这个元类别下可探讨的形象可以更多，而不仅仅是人类与狗作为伴侣物种。在哈拉维出版于2016年的《与忧患共存》一书中，她将动物、植物、人类，包括海洋生物等地球万物之关联纳入到伴侣物种之中。换句话说，哈拉有时将赛博格概念作为一个元类别来使用。虽然“赛博格和伴侣物种都将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与技术、碳与硅、自由与结构、历史与神话、富裕与贫穷、国家与主体、多样性与耗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及自然与文化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7]，但同时哈拉维认为，伴侣物种的元类别比赛博格的元类别则要大得多。

正是因为历史语境的转变，“赛博格的各种重塑并没有穷尽技术科学中‘本体论编舞’所需的修辞工作”[8]。赛博格书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时代”的冷战、军事主义、控制论和信息论技术下的人-机混合体，以及20世纪90年代逐渐全球化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技术内爆”（《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下的社会边界崩溃。那么2000年以后的“伴侣物种”，面临的历史语境是气候问题、生态危机，“在地球上所有水基生命的碳预算政治中，小布什们威胁着要取缔过去那些更宜居的自然文化的生长”[9]，以及“战势一触即发的全球势态”[10]。

在此历史语境下，哈拉维在“伴侣物种”理论中重拾划破自然-文化二分法的手术刀，将传统认识论中的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文化的观念，一一消解在错综复杂的关于“狗”的世界关系网络中。

二、区分：“宣言政治”的激进主义与温和姿态

2003年《伴侣物种宣言》出版之后，有学者询问哈拉维，“为什么在《伴侣物种宣言》中放弃了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批评？”[11]哈拉维对此表示否认，并声称新的宣言对待问题的批判是同样敏锐的，只是方式不同，即相比于《赛博格宣言》的“口诛笔伐”与“义愤填膺”的文风，《伴侣物种宣言》姿态更加温和，“语气更加个人化和脆弱”[12]，甚至以“我”作为故事的叙述声音，似乎不像正统的学术研究论述。

《伴侣物种宣言》

尽管学界对于两个“宣言”之间的“断裂”发出了疑惑之声，但似乎很少有学者对跨越了20年的两篇宣言之间的关联进行过研究，而这个问题无论对于解读赛博格理论，还是理解哈拉维的学术思想脉络，都极为重要。在为数不多的分析两个宣言之联系和转折的文章中，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指出两篇宣言的重点是“探讨人类和非人类的他者如何建立关系”[13]，文章还认为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 “流动” 关系。如果回溯二十世纪90年代哈拉维的学术研究主题，就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哈拉维的“伴侣物种”理论意在戳破“新自由主义绝对自治”的幻想[14]。

西蒙·温洛（Simon Winlow）和斯蒂文·霍尔（Steve Hall）在其新近的学术论著《左派之死》（The Death of the Left）中，详细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左派的复杂关联，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思想碰撞。作者认为，左派学术和知识分子所谓的“文化转向”，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粉墨登场不无关联，随着新自由主义登上政府的高位，并将自己转变为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正统观念。由众多左派知识分子组成的后现代主义阵营，在执着于对自由主义“权力”的讨伐中，渐渐失去了传统左派人士关注的贫困、平等、安全等问题，“左派的新知识分子——在他们对制度、集体和官僚机构的不断批判中，在他们对一种模糊的、无实质的自由（一种消极的自由）的倡导中——正在迅速地走向新自由主义右翼所倡导的唯我主义”。[15]换句话说，左派学术的危机在于其批评越来越偏向抽象化，且与现实联系的强力纽带逐渐在消失。

作为“左派”女性主义学者出身的哈拉维，其学术生涯的发展和学术论题的转变自然离不开“左派”学术的生态背景。《赛博格宣言》的发表和赛博格理论的提出，为几近衰落的美国传统左派学术激起了新的浪潮，赛博格与技术文化批评形成了充满诱惑力的组合。鉴于赛博格这一概念和形象的流行，哈拉维则呈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不满于赛博格被纳入主流文化体系，在主流叙事中被固化，而失去了这一概念原有的批判性。出于其“左派”学术的传统，哈拉维对“赛博格”这一形象成为主流文化形象表示警惕。因此，在被问及如何应对这一情况时，哈拉维坚持将赛博格从主流形象中抽离出来，她强调“赛博格并非主流意义上的形象，相反，赛博格夭折了，因为在大多数技术和流行文化中，赛博格形象都不具备反面的、解放的、批判的意义”[16]。

在1980年至2000年间，美国社会在对待技术、政治和文化的方式上经历了新的转变。这个时期以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以及充满争议的政治格局为特征，此外，生物基因技术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下形成了更为复杂的跨国技术公司。与此同时，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面临着转变。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和“里根”政府共谋的保守势力，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进行了相当尖锐和激进的剖析，指认这些政策导致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在极端消费主义导致的个体游离、道德感缺失和人的异化和物化[17]。以往处于资本主义对立核心地带的左派政治势力，要么放弃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张，要么接受选举败北而不得不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洪流[18]。

哈拉维则徘徊于其间，一方面对新自由主义保持警惕，并未丢弃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分析传统，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极端左派学术的抽象化文本分析或“教条化批评模式”。

跨越新千年，“环境和生态危机也是近年来美国左翼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当然，他们在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本身的同时，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19]随着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核心议题，哈拉维将赛博格的框架扩大，而考虑所有生命形式和物质形式——不仅是人类、动物还是技术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由此她强调多物种关系和生态相互依赖的概念。这一转变意味着：以人为中心的批评实践不足以应对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复杂问题。哈拉维主张一种超越“人类例外论”的伦理政治，探讨如何与非人类生物和技术系统建立合作共生的关系。

三、延续：“亲缘关系”伦理与肯定性的生命政治

早在发表《赛博格宣言》时，哈拉维就强调了“赛博格世界”的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情况是基于军国主义的狂欢，一个地区控制网络的加强版；第二种可能是通过 “与动物和机器的联合亲缘关系（kinship）”[20]出现。[21]也就是说，跨越2000年，哈拉维的“伴侣物种”研究转向，作为“亲缘关系”的具体化呈现，也是对赛博格研究的延续和发展。

哈拉维对《伴侣物种宣言》的定位是“一份亲缘关系的声明，它由许多实际际遇的摄受合生促成”。[22]“摄受合生”是哈拉维取自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中的概念，“怀特海认为，实体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摄受相互影响，所以实体是过程性和关系性的。”[23]因此，哈拉维将“关系”视为伦理的“最小分析单位”。

事实上，“亲缘关系”的概念，哈拉维在其《谦虚的见证者》一书中分析技术文化下的复杂跨界关系时，已然有过论述，在此哈拉维提及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分析中“询唤”（hailing）与主体生成的论述。[24]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并且主体是由个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所构成的，通过“询唤”个体使其成为权力体系中的主体。[25]哈拉维将这一理论体系，视为传统哲学和文化中我们人类和动物及其他非人类的“意识形态”表现，换言之，这是一种“主体-臣体”伦理，是一种“人类例外论”的意识形态。因此，传统的“动物问题”常常将人类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成为与动物分离并优于动物的存在。这种意识形态框架或使得动物被剥削和驯化，或成为“动物权益”运动中需要被保护的弱势方，或在宠物文化中将动物拟人化而最终物化它们。

因此，哈拉维将“亲缘关系”视为恰当的伦理范式，将伦理的重心从人类中心主义范式转向了关怀、互助、共同担责、共同进化的伦理，它要求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积极回应。那么在众多人类与“狗”之间的驯化、学习、运动、工作、生活的故事中，人类与动物共同塑造彼此的行为、基因、文化，甚至情感生活。“狗成为了创造和研究意义的场所：伦理研究、本体论研究、社会性质研究、教育学、训练和控制研究、虐待狂研究、威权主义研究、战争研究（步兵和战犬作为军事历史工具的关系）等等。在各种情况下，狗都是很好的思考对象。”[26]如果说《赛博格宣言》更多关注技术实体，那么《伴侣物种宣言》在此基础上关注到“活的”实体。[27]在哈拉维的“伴侣物种”理论中，关于动物问题的探讨，显示出对人类和动物肉体的实体描述，诉诸经验观察而力图避免回到形而上学层面来对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联进行阐释。不仅如此，哈拉维甚至尝试抹去人类的特权实体，抹去人类的特权身体，将人类与动物视为一种“关系”联结物，在这个层面上，哈拉维进一步走入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思想中。

对于唐娜·哈拉维来说，“狗”只是其“关系伦理学”的开始，自发表《伴侣物种宣言》以来，哈拉维就越来越关注“如何在受损的地球上生存？”的问题。在《与忧患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哈拉维中提出的“克苏鲁纪”（Chthulucene）概念，作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替代，强调多物种的关系、及可持续的未来。[28]哈拉维为布鲁诺·拉图尔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中我们“着陆何处？”这一问题给出了具体的答复，但不是唯一的答复，“狗”的带领下可以去往新的方向。[29]

针对生态危机、人类有限性未来，哈拉维给出了“伴侣物种”的共生关系的伦理方案，这同样也是对福柯“生命政治”意义中的权力结构的颠覆，在这个意义上与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肯定性生命政治”（Affirmative Biopolitics）相契合。哈拉维直言“肯定性的生命政治是关于有限性的，关于更好地生活和死亡，关于生得其用死得其所，以一种对残酷失败的开发态度，尽我们所能去培育和杀生”。[30] 一方面，面对生命时，不仅仅关注人类中心主义下的对生命主体的治理、监视与控制，而是更需要关注跨物种的混合体（hybridity）、共生（symbiosis）、责任与关系伦理；另一方面，肯定和承认有限性和死亡，才能更好地进入这个关系伦理体系中，动摇关于主体的自主性的幻想，生命并非独立自主，而是通过依赖、情感和责任共同塑造的。“爱意味着与世界相连，意味着与意义重大的他性和具有指示意义的他者联系在一起。”[31]

注释：

[1] See: Interviews with Constance Penley, and Andrew Ross. “Cyborg at Large: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Social Text. 25/26 (1990): 8-23. and P.K. Jamison. “No Eden under Glass: A Discussion with Donna Haraway.“ Feminist Teacher. 6 2 (1992): 10-15. Kum-Kum Bhavnani, and Ann Phoenix. “Shifting the Subject: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um-Kum Bhavnani and Donna Haraway.“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4 1 (1994): 19-39. Bhandar, Davina. “Haraway, Donna.“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d. Michael Groden, Martin Kreiswirth, and Imre Sze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5. Gary A. Olson. “Writing,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Toward a Cyborg Writing.“ A Journal of Composition Theory .16 1 (1996): 1-26. Hari Kunzru. “The Unlikely Cyborg,” Wired .February 1997: 82-87. Nicole Heller. “Donna Haraway: Blurring the Line between Science and Fiction.“ Speak. Summer 1999: 30-34. Print.

[2] See: Mike Featherstone and Nicholas Gane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ume 23, Issue 7-8，2006: Special Issue: Annual Review.pp3.书评系列为“纪念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发表21周年”，文章包括: N. Katherine Hayles,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Cognisphere,” pp. 159-166; Sarah Franklin, “The Cyborg Embryo: Our Path to Transbiology”，pp. 167-187; Nigel Thrift, “Donna Haraway’s Dreams, pp.189-195; Rosi Braidotti, “Posthuman, All Too Human: Towards a New Process Ontology Theory,” pp. 197-208; Rob Shields, “Flânerie for Cyborgs Theory,” pp. 209-220.

[3] Thrift, Nigel. 2006. “Donna Haraway’s Dream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7–8):195.

[4] N. Katherine Hayles, “Unfinished Work: From Cyborg to Cognisphere”.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ume 23, Issue 7-8，2006: Special Issue: Annual Review. pp.161-162. 在文章中，海勒斯借鉴了托马斯·沃伦（Thomas Whalen）的“认知域”（cognisphere）概念，即全球化的网络化社会和人类意识的数据共享的认知方式，而这些数据大多存在于计算机之间。

[5]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6页。

[6] 注：哈拉维对赛博格概念的使用，有时将其视为一种“元类别”（meta-category），可以指跨界的、混合的事物，一般是物质实体。See: Donna Haraway. (2004),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in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321–332.

[7]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页。

[8]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5页。

[9]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6-7页。

[10]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页。

[11] Haraway, Donna J., and Cary Wolfe.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219.

[12] Haraway, Donna J., and Cary Wolfe.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218-219.值得注意的是，哈拉维还提及，《赛博格宣言》是出于“愤怒”的书写，而《伴侣物种宣言》则是出于“爱”的表达。

[13] Kompatsiaris, Panos. 2022. “Companion Species and Comrades: A Critique of ‘Plural Relating’ in Donna Haraway’s Theory Manifestos.”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63(2–3):154–68.

[14] Weinstein, Jami. 2004. Review of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Donna Haraway.” Anthrozoös 17(2):190.

[15] Winlow Simon, and Steve Hall. 2023. The Death of the Left: Why We Must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Again. Bristol: Policy Press.p240.

[16] Donna Haraway. (2004),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in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326.

[17] 诺姆·乔姆斯基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 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编著，《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部分第4页。

[19] 林 晖：危机时代的激进想象力——美国左翼学术的新趋向，《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

[20] 注：“kinship”可以翻译为亲属关系、亲密关系、亲缘关系，这里取亲缘关系的翻译，原因在于，首先强调区分于血缘关系，其次这个概念包含了植物学、化学等其他非人类类别中的相关性。此外，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曾以另一词“affinity”来表示这个含义，哈拉维的阐释是“亲缘：不是血缘关系，而是选择关系，一个化学核群对另一个的吸引力，亲和力（avidity）”。See: Donna Haraway. 1991.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P155.

[21] Donna Haraway. 1991.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P154.

[22]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3页。

[23]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9页。

[24] Donna Haraway, Modest_ Witness@ Second_ Millennium. FemaleMan©_ Meets_ Oncomou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P49-50.

[25] 【法】阿尔都塞著：《哲学与政治（上）——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9-315页。

[26]Donna Haraway. (2004), “Cyborgs, Coyotes, and Dogs: A Kinship of Feminist Figur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in The Harawa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331.

[27] Franklin, Sarah. “Staying with the Manifesto: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4.4 (2017): 49–63.

[28] Haraway, Donna.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9] 【法】布鲁诺·拉图尔著：《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胡恩海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第233-234页。

[30]Haraway, Donna J., and Cary Wolfe.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27.

[31] 唐娜·哈拉维：《伴侣物种宣言》，陈荣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09页。

李莎（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来源：米西说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