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历经多次变迁：从战后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跻身“亚洲四小龙”，到改革开放后与珠三角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九十年代以来，又借助境外上市与资本流动，巩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前，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再次进入调整期。过去依托制度差异所形成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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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历经多次变迁：从战后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跻身“亚洲四小龙”，到改革开放后与珠三角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九十年代以来，又借助境外上市与资本流动，巩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前，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再次进入调整期。过去依托制度差异所形成的跨境优势正在减弱，其作为湾区增长极的功能亦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外部环境趋于复杂，美西方通过多种手段试图“以港遏华”，使香港的中介功能受到冲击。

IPP研究员赵巍和研究助理杨庭轩指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生发展机制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香港本身作为增长极的动能消失及相应带来的整个大湾区跨境合作主导模式遭遇局限。若要重塑香港增长极角色，必须突破单一城市经济逻辑，将其嵌入湾区整体协同规划，将服务经济向差异化、高附加值和跨境协同方向再造，尤其在科技金融、专业服务、教育与健康领域。

【文章目录】

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挑战

二、香港竞争力：作为增长极动能的边际递减

三、粤港区域合作模式与跨境一体化的局限

四、高水平一体化战略：基于共创模式的大湾区科创政策设计

五、香港战略：再造大湾区增长极的定位思路

*本文原题为《香港再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内生发展动力的重构》，题目为编者所加。因篇幅较长，文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推送，本期为文章一、二部分。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发展区域之一，自被纳入国家战略以来，更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在大湾区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其内生发展动力却逐渐减弱。要理解这一困局，须以理论深度从地理空间、政策战略与制度结构等多层面分析其内在构造与已经发生的变化。

回顾历史，当前大湾区内生发展机制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香港本身作为增长极的动能消失及相应带来的整个大湾区跨境合作主导模式遭遇局限。面对一体化和差异化两种不同的战略范式，香港经济仍具有巨大的施展空间，即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和组合不同的战略路径。

例如，在科技创新领域，应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实现高度一体化等；而在教育领域，则应通过国际化与内地有所差异。总之，应重新定位香港产业经济及战略，再造其作为增长极动能，并通过重构与大湾区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新一轮区域发展的内生机制。

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挑战

在当前的政策话语、舆论传播乃至社会认知中，“粤港澳大湾区”被频繁使用并被潜意识地预设为一个区域行政实体，而非尚未完工、有待持续推进的制度建设工程。这种战略认知偏差导致两方面问题：

一是许多政策制定者乃至公众将区域一体化视为现实存在，低估制度融合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忽略协同治理的结构性挑战；

二是难以有效识别区域发展动能减弱的根源，导致区域增长战略的停滞与模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战略发展概念被提出，其实具有多维性，且各维度的发展并不均衡。在现阶段，我们应该将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看作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这样有助于找到问题的症结。

（一）从地理空间到政策计划

从地理意义上讲,粤港澳大湾区最初源于珠江三角洲的自然地理格局，其基本空间格局就是环珠江口的湾区结构，在物理意义上始终存在。早在2016年，郑永年与莫道明教授就提出了“环珠江口湾区”概念，以及用经济社会方式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战略设想。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区域概念，具备天然的地理空间连通性与城市群集聚效应。

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东京湾等世界上被称作湾区的地方并无二致。最大的不同，在于粤港澳大湾区是首先被政府作为一种明确的战略概念和规划提出，继而需要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和制度的运作而加以实现。

2019年，作为国家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从这时起，“大湾区” 被整体性的政策系统化运用，成为政策对象。在行政制度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尚不是一个单独划分出的行政区域。自设立以来也没有设立专门的一个“大湾区政府”。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内三地的制度异质性始终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行政分隔使粤港澳长期分属不同制度单元，在货币、关税、法律、人才、数据流动、社会治理等核心制度领域尚存重大差异。

2010年，内地律所仅占香港所有外地律所的13.89%。而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经跃升至38.3%。图源：新华社

本质上讲,大湾区是在政策层面上的发展计划与方案, 即通过“九市+两区”的结构性组合建立区域内政策资源的联动，推动内外循环对接、港澳深度融合、湾区协同创新等。大湾区战略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很自然地演变成通过政策手段来实现物质、技术和制度等多维度的跨域联动与共建共治，令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得到更快、更好、更大的整体性区域发展，这就是“区域一体化战略”。

而正是由于区域内部的制度差异，如何应对这种内部异质性的挑战不仅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有别于全球其他湾区的显著特征，也使得包括功能整合在内的区域跨境一体化战略逐渐演化成了大湾区内各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本身。

（二）从跨境一体化战略到内生发展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在追求跨境一体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内生发展动力及机制可用佩鲁[1]的增长极理论进行透彻阐明。

增长极（Growth Pole）理论关注一个区域的“增长或发展如何产生”、“如何能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实质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原理。佩鲁认为：

“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佩鲁：《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

因此，区域发展的实质过程是区域极化和扩散的过程，区域规划应促进具有区位和资源禀赋优势的地区成为增长极，通过辐射和扩散等机制形成“不平等动力学”（佩鲁：《略论发展极的概念》）。后来，布德维尔[2]更加明确地把增长极定义为“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能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与增长极类似，达尔曼[3]的“发展块”（Development Blocks）概念也综合了经济的极化空间、城镇和产业链及其关联等要素，包含：

1）具有核心能力的工商企业或各种组织，能够利用商业和市场机会；

2）这些企业和组织往往聚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和网络；

3）需要硬件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和软性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各种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等作为环境条件。

这些要素的集聚构成了“增长极”，即不平和的极化点，使得区域内产生不均衡和差异点。地区的不同增长极之间因发展不均衡而产生的辐射效应、渗漏效应、扩散虹吸相互作用等就形成了地区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

在粤港澳大湾区，与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等一样，香港无疑是一个增长极，而且是最重要的增长极。在回归前后，香港以其独特的制度自由度、金融体系、国际网络等极化优势带动珠三角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形成明显的“增长极—辐射—扩散”格局。

大湾区真正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恰恰来自于这种香港与珠三角因制度性差异而导致的发展不均衡，即在一个区域中共生并存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这种差异和不均衡状态激发出区内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甚至制度要素的跨境流动的冲动，再加上政府采纳的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战略更强化了自发的市场机制，于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类似于北美的美墨边境地区的“跨境优势”（Cross-frontier advantage）。

香港的国际金融资本进入珠三角制造业、科技产业，而内地资金通过港交所、离岸人民币市场进入全球。图源：新华社

然而，时至今日，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变，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紧张等都使得区域发展的外部拉力削弱。如下文两部分将要详述的，随着珠三角城市的快速崛起、经济重心的北移，香港因产业政策的缺失与偏误导致内在动能下降，作为区域增长极的角色已经过时，地位甚至与珠三角城市发生逆转。随着区域内部各增长极逐步趋于同质化均衡，跨境一体化战略所形成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已逐渐式微。伴随跨境优势的红利丧失，区域发展开始面临“内生动力枯竭”的问题。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必须超越简单“空间整合”的静态视角，重新发掘作为世界级超级大都市群所具有的内生动力源的增长极战略，以及重构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

文章将以香港经济演变与粤港合作模式为切入视角，回顾梳理其功能角色的变迁轨迹，并举基于共创式一体化的新型科创政策为例，探索大湾区如何构建新一轮的区域增长机制与政策战略路径。

二、香港竞争力：作为增长极动能的边际递减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化与中国内地的崛起，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经济地位与战略功能经历了深刻转变。要深入理解当前香港在大湾区中的增长极动能及定位，须从历史纵深视角观其演进。香港经济作为区域发展动力源的增长极动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进展产生了四类经济板块：飞地型经济、桥头堡型经济、依存型经济，以及本地服务型经济。

其中前三种是以“对外中介”为主的经济板块，第四种是随着香港经济起飞成长起来并长期与其他板块并存的“本地内生”型经济。在这四个板块中，依存型和本地服务型近年在香港经济中占据的版图越来越大。而港人的“北上消费”现象，则显示了依存型与本地服务型经济的合并，正以以更广泛的依存替代着香港本土经济。

1998-2023年，香港对内地投资流量由516亿港元增至4,029亿港元，累计达7.2万亿港元，年均增速8.6%。图源：新华社

（一）飞地型经济（1960s–1997）

在冷战格局与亚洲制造业兴起的大背景下，香港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跨国资本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离岸平台。其核心特征是具备独立关税区地位、高度贸易自由化、低税负环境与稳定的英美法系法治制度，成为典型的“飞地型经济”（enclave economy）。香港与新加坡、韩国、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共同引领东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浪潮。这一模式下的香港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加工与航运物流，其制度优势主要体现于金融与贸易自由度。

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以纺织、成衣、塑料和电子产品为主导。1960年代，纺织和成衣出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的51%以上，制造业就业人数约为625,000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40%。到1997年，香港出口总额达1884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占34.86%和21.75%[4]。1961年至1997年间，香港的经济增长显著，国内生产总值从13.8亿美元增长至1773.5亿美元[5]。然而，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逐渐向中国南部迁移，香港经济重心也转向服务业。

南丰纺织厂标志着香港从单一的转口贸易港，逐步转向 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二）桥头堡/跳板型经济（1997–2010）

1997年香港回归后，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香港在全球资本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桥头堡”角色。在此阶段，香港不仅为跨国公司提供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首站平台，还作为港资北上投资的跳板。大量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中国区总部或作为第一站向中国内地拓展产业链布局，同时，“前店后厂”、“总部–制造分离”等模式盛行于珠三角，强化了香港的“中介型发展”特征。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6]，1998至2010年间，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关系实现质与量的飞跃：香港对内地的直接投资额从1998年的5,481亿港元增长至2010年的30,710亿港元，占对外投资比重从31.6%提升至42.2%；同期，内地对港投资也从2,143亿港元跃升至31,265亿港元，占香港吸收外资的比重由12.3%跃升至36.9%，不仅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资引入与输出核心枢纽的地位，也标志着两地资本循环与经济融合进入高水平互动阶段。

然而，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头堡”角色逐渐减弱。近年西方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有所弱化，香港在这一类型经济中的动能也相应下降。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于2003年）为投融资便利提供制度支持，加快资本流动。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三）依存型经济（2010–现在）

自2010年以来，随着内地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深化，香港的经济角色逐渐转化为依存性平台。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后续全球金融危机，香港与内地经济的“绑定”更加深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地经济开始成为香港的活水源头,香港享受到内地的“增长红利”。2010年香港的实际GDP增长率达到6.8%[7]，显示出经济的复苏。此后实施的沪港通、深港通、“一带一路” 等相关投资机制更加深了其与内地资本市场的依存关系。

一方面，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融资与国际化平台，承载离岸金融与法律服务功能；另一方面，香港自身也更加依赖于内地资本、企业和市场的活力。这种逐渐被内地经济所吸附的模式也使香港对内地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更高的结构性依赖。随着内地经济增速放缓，香港的经济增长也自然受到影响。

京港、沪港、深港合作会议机制正在强化，推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智能驾驶、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图源：新华社

（四）本地化服务型经济

不同于前三种以外向功能为主、具有明显阶段性的经济形态，香港的本地服务型经济从香港经济起飞就开始发展,与其他经济板块长期并行壮大长期并行发展，构成了香港作为超级城市社会运作的基本面支撑。从统计口径上看，服务业一直是香港经济的主导。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8]，2022年服务业占香港GDP比重高达93%，其中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板块贡献约三成，体现出其高度依赖金融与地产主导型服务经济结构。

在就业方面，2021年香港整体就业人口中，服务业占比超过88%，其中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教育、医疗等行业合计提供超过170万个职位，构成城市日常运转的基础。地产、零售、教育、医疗、旅游、养老及专业服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不仅维系着本地财政与就业，也在特定历史阶段实现了由“非贸易部门”向“可贸易服务”转化的功能跃迁。例如，地产行业一度是香港本地经济的支柱，除形成稳固的财政来源外，还承担跨境资本运作平台的功能。多家香港地产巨头（如恒基、新鸿基等）在内地广泛布局，主导多个城市开发项目。

随着前面三大板块的走弱，香港服务型经济这一板块虽仍具支撑性功能，但其增长潜力近年来受到挑战。传统支柱如旅游、零售、餐饮等行业受到疫情与社会不确定性等事件的较大冲击。2021年起内地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带动香港地产金融板块估值与投资信心下滑。2023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约7.5%，创近七年新低。2023年港股全年下跌13.8%，为2011年以来最差表现，外资持续流出，部分美资银行和投行机构缩减在港业务规模。

即便如此，经历多年沉淀，香港在国际化大都市型服务业方面仍具有优势。例如，高等教育与科技研发仍是最具潜力的领域。香港8所政府资助大学中，理工、港大、中大、科大在全球排名显著提升，其基础研究实力与国际科研网络构成未来香港高端服务业升级的支点。又如，香港“银发经济”显现出外溢效应，2022年粤港合作养老项目数量同比增长近60%，香港康养（乐龄）产业业已向珠三角扩展，形成区域性服务输出趋势。

16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上的AI康复治疗机器人。图源：新华社

（五）增长极动能耗散的风险

在全球脱钩趋势下，香港过去依托海外资源的“飞地经济”与“桥头堡模式”积累的资本优势正逐步减退；同时，随着本土经济化和服务化比重也越来越大，其对内地经济的依存度上升，与内地城市的经济同构明显，都使得香港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失去独特性和竞争力。在2018年前后，香港GDP被深圳首次超越，随后又被广州赶上[9]，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增长动能“多源化”格局确立，香港曾具有的“唯一增长极”地位已成历史，正变成区域中的补充型、协同型节点。

在当前态势下，随着制度差异红利的逐步消退，香港非但无法再造增长极地位，甚至在大湾区制度协同过程中会面临再边缘化风险。郑永年教授多次提到香港“孤岛化”风险[10]，即美国等西方国家自2020年以来在香港问题上给香港贴上“内地化”标签，令一些西方资本及精英人才撤出香港，故香港在这方面“要有危机感”，也更需要“带着内地一起开放，走向世界”。

香港若希望重塑其区域增长极角色，首先须突破单一城市经济逻辑，嵌入湾区整体协同规划与战略设计之中。而其未来的竞争力，更多取决于能否从自身内部将现有本地服务经济向差异化、高附加值、可外溢、能跨境协同的方向极化再造——特别是在科技金融、专业服务、教育与健康等领域。香港未来再造大湾区增长极的背后，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粤港合作的既有路径，深入分析其内在逻辑与演进模式，以探索更加契合现实的政策范式。

（未完待续）

在文章的下半部分，作者将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现有发展战略的深入分析，重点提出了一系列重振香港作为大湾区增长极的发展方向和政策举措，敬请读者期待。

本文作者：

杨庭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 究助理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教于法国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他提出了“新发展观”，强调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在1955年提出了“发展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均衡分布。佩鲁的理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Jacques Raoul Boudeville，法国经济学家。

[3]Eric Dahmen，瑞典经济学家，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先驱之一。

[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HKG/Year/1997/Summarytext

[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23&locations=HK&start=1960

[6]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https://www.censtatd.gov.hk/tc/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3914, https://www.censtatd.gov.hk/tc/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2859

[7]数据来源，香港金融管理局：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publications-and-research/annual-report/2010/08_economic.pdf

[8]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https://www.censtatd.gov.hk/tc/wbr.html?ecode=B10300042023QQ04&scode=250#:~:text=以基本價格計算，所有,服務業（8.5%）。

[9]香港商报网，香港GDP或很快被廣州超越：https://www.hkcd.com.hk/content/2019-02/27/content_1125850.html

[10]大湾区评论，《明报》专访郑永年：港规输出湾区，领内地接轨国际｜全球湾区观察，https://news.qq.com/rain/a/20250401A09QEU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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