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明知不能和她在一起，听到她结婚的消息我却心如刀割

摘要：我的性格一向很坚强，轻易不会落泪，熟悉我的同学和朋友都说我没有眼泪，铁石心肠，几近冷血。可每当我回忆起在那个朝鲜族小山村插队落户的往事，想起那个美丽大方的朝鲜族姑娘，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惆怅和忧伤，心痛如刀割。重温在小山村里的那些个日日夜夜，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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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一向很坚强，轻易不会落泪，熟悉我的同学和朋友都说我没有眼泪，铁石心肠，几近冷血。可每当我回忆起在那个朝鲜族小山村插队落户的往事，想起那个美丽大方的朝鲜族姑娘，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惆怅和忧伤，心痛如刀割。重温在小山村里的那些个日日夜夜，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总会让我思绪万千，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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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忘不了1969年的4月5日，那天是清明节，灰蒙蒙的天空阴雨绵绵，给人一种忧伤压抑的感觉。尽管阴雨绵绵，上海澎浦火车站广场上还是彩旗飘扬，人山人海，站台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和锣鼓声响彻云霄。我挥泪和前来送行的父母亲人们道别，跟随同学们一起登上了即将远行的列车，开启了我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苦历程。

满载我们上海知青的列车如同一条钢铁长龙，车头冒着滚滚黑烟，鸣着汽笛，跨过长江，越过黄河，驶出山海关，驶向了遥远的大东北。

历经了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满载着我们上海知青的火车就像一头疲倦的老黄牛，终于喘息着停在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延吉县（不是现在的延吉市）车站。站台上有很多身穿朝鲜族服装的阿爸依（大爷或爷爷）和阿妈妮（年老的女性）跳着民族舞蹈欢迎我们，鼓乐齐鸣，场面很壮观。当地政府部门把我们安排在老百姓家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被分别送往县内所辖公社下属的生产大队。

我们十一名上海知青插队落户在一个美丽的朝鲜族小山村，全屯一共34户人家，总人口不到150人，基本都是朝鲜族。听说他们的祖辈都是没有土地的穷苦人，不得不来到这条穷山沟里盖起了土坯茅草房居住，开荒种地活命，慢慢地就聚集成一个小小的村屯。这个小屯子从起初的几户人家慢慢发展到三十多户人家，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南沟屯。

初春的东北边陲乍暖还寒，清晨的雾气缭绕，被雾气包围的小山村如梦如幻，犹如人间仙境。远处隐隐约约的山林，更是矇眬的令人震撼。一条河流从深山里流淌下来，这就是延吉县的母亲河—海兰江。山间江水边，含苞待放金达莱就如一束束跳动的火苗，更像朝鲜族姑娘的长裙铺满了山沟，边疆春天的气息正浓。

这里的景色虽然很美丽，有山有水，可生活却很艰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苦。

先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崔队长安排我们居住在一个农家小院里，院子里有三间正房和一间厢房，都是土坯草房。听崔队长说，这个小院的主人前两年招工到县铸造厂工作了，全家都进城生活了，房子也就空置下来。我们来插队落户，正好有了住所。

六十年代的朝鲜族村屯

这三间房子里有两铺朝鲜族火炕（地炕），正好能睡下我们十一名上海知青。那一间厢房里有菜窖，秋冬能储存白菜、萝卜和土豆，还能放杂物。院子挺大，用松木干和木板围了障子，院子里能种菜。

帮我们做饭的是一位朝鲜族阿之妈依（大嫂），因为南沟屯旱田多水田少，主食是玉米碴子、高粱米和小米，大米白面很少，我们一日三餐基本就是高粱米和玉米碴子饭，有时也掺一点小米。咸菜和大酱都是乡亲们送来的，有时喝酱汤，有时喝大米粥，有时也喝小米粥，吃菜很困难，一天三顿基本都是咸菜。

帮我们做饭的阿之妈依很和善，她给我们知青送来的咸菜也最多，也数她家的咸菜最好吃，特别是她用辣椒面拌的萝卜丝（秋天晒干的），很有咬劲，大家都爱吃。

阿之妈依来帮我们做饭的时候，她的小姑子崔英玉也跟着来帮忙烧火。崔英玉当年十六岁，比我小两岁，她长得特别喜庆，眉毛弯弯的，就像天边的月牙，眼睛亮亮的，比海兰江的江水还清澈。坚挺的鼻梁，樱桃小口，齿白唇红，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比含苞待放的金达莱花还好看。

崔英玉爱说爱笑，她说的汉语比她嫂子说的标准。每次帮我们做饭，她除了烧火，我们吃完饭后还帮我们刷锅洗碗。我们的咸菜吃完了，她就端着我们的搪瓷盆到老乡家给我们要咸菜，有一次还要来了十几个土豆和两个水萝卜，我们总算吃到了一次土豆酱汤和萝卜条炖豆腐，豆腐是崔队长给我们做的。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我们基本学会了做饭，帮我们做饭的阿之妈依也要参加生产劳动，队里就不让她帮我们做饭了。每天收工回来，和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的崔英玉就来帮我们做饭，虽然不是一天三顿饭都来帮我们做，但起码天天都来，早晨一般不来，最多的是帮我们做晚饭。因为崔英玉淳朴善良，能歌善舞，经常义务帮助我们，我们上海知青对她的印象很好，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她，就连我们集体户的女知青，也都很喜欢崔英玉。

当年秋天，队里分了白菜萝卜，崔英玉和她嫂子帮我们知青腌了两大缸咸菜，腌咸菜的辣椒面也是崔英玉从她家拿来的。腌好的咸菜都放在菜窖里，我们从冬天吃到了来年春天。

朝鲜族牛车

经过了两年的劳动锻炼，崔队长和乡亲们教会了我们上海知青干各种农活，我们会使唤耕牛犁地耙地，会锄地间苗，会插秧会收割。除了这些，我们还跟着崔英玉和乡亲们学会了说朝鲜语，学会了朝鲜族的文明礼让和善良，山村的父老乡亲对我们上海知青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比对待他们的孩子还好很多。

记得是1972年秋天的一天，我和两名知青跟着社员去山上采榛子，没想到榛子棵下面有一个马蜂窝，看到黑压压的马蜂，我头皮发麻，撒腿就跑，那群疯狂的马蜂紧追不舍，把我包围起来。尽管我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不敢乱动，可手上、脸上、头上还是被马蜂蜇伤多处。等我回到集体户，我的两眼已经肿成一条缝，手上头上被蜇伤的地方疼痛难忍，一名同学叫来了村医（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用碘酒给我涂抹了蜇伤的部位，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傍晚的时候，崔英玉突然端着一个小碗来到了我们知青集体户，她找了一位哺乳期的妈妈，要来了奶水，用奶水给我涂抹了蜇伤处。她说这是偏方，以前屯子里的人被马蜂蜇伤，就用这个土办法，能缓解疼痛，也能消肿。

按照崔英玉说的，夜间我又让一名同学帮我涂抹了两次，还别说，第二天疼痛就减轻了，肿得也不那么厉害了。遭遇了那次山马蜂的伤害，我算是知道了山马蜂的厉害，幸亏崔英玉的这个土办法，帮我缓解了难以忍受的疼痛，我发自内心地感激她。

以后的日子里，崔英玉经常给我送好吃的，也经常帮我洗衣服，同学们看崔英玉对我特别好，他们真的是既羡慕又嫉妒，都说我交上了桃花运，屯子里一朵最美的鲜花，要插在我这堆牛粪上了。

说句实话，和崔英玉朝夕相处了好几年，看着她从一个可爱的小姑娘长成了漂亮的大姑娘，我确实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她。1974年冬季回上海探亲过春节，我把自己喜欢崔英玉的事情如实告诉了我父母，没想到我母亲是坚决反对我和农村姑娘谈恋爱，还撂下狠话说，只要我敢跟农村姑娘谈恋爱，就不认我这个儿子，再也不让我进家门。我知道我母亲的脾气，她是说到做到的人。

从上海回来，崔英玉第一个到知青点来看我，问我跟我父母说没说我和她的事情。我把从上海带回来的糕点送给她，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我怕她伤心难过，我也不想就这样和她分开，因为我是发自内心地喜爱她，都爱到了骨子里，我还是希望我爸能说服我母亲，我还期盼着能和崔英玉牵手一生。

1975年秋天，我被招工到开山屯化纤厂当了工人。离开南沟屯那天，崔英玉送了我一程又一程，她说舍不得我走，还问我当了工人，会不会像以前那样跟她好。看她流泪了，我心里比她还难受，明明知道我和她不可能在一起，可我却不知道该怎样跟她说这事。

那年冬季我回集体户看望还没离开的两名同学，崔英玉的嫂子突然找到我说：“明诚弟弟，以后你就忘了英玉吧，你现在当了工人，英玉是农民，你俩很难生活在一起……”

那次回南沟屯，我没见到崔英玉，原本打算去她家看她，可她嫂子的意思不让我再打扰她，我也就没好意思去她家找她。

之后的日子里，我满脑子都是崔英玉的影子，一时一刻也忘不掉她。后来我甚至想，就算我妈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也要和崔英玉结婚。

1976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那天我休息，就在我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大门口有人找我。谁会找到工厂来？我满脑子疑问，一溜小跑来到了大门口，只见崔英玉推着一辆自行车站在那里，看到我就低下了头。

我在她面前站了好一会子，她才抬起头，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泪水。崔英玉哽咽着说：“明诚哥，我爸说你现在是吃国库粮的工人，我是农民，不让我高攀你，我嫂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石门大队的民办老师，我爸妈都同意，我也没了主意，你看我该咋办呀？”

思前想后，我还是没有勇气违抗我母亲的旨意，就难受地对她说：“既然你爸妈都同意这门婚事，你就听你爸妈的话吧，我也不知道能在延边待多久，万一以后回上海，你的户口也不好办……”崔英玉没说话，眼泪噼里啪啦落了下来，抬起头看了看我，推起自行车就转身离开了，我留她一起吃午饭，她头也没回。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躲到没人的地方，失声痛哭。

不久，我听到了崔英玉结婚的消息，当时我的心里就如刀割一样疼，好像心里被掏空了一样。那天我请假没上班，在宿舍睡了整整一天，一天没吃一口东西。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吉林大学，大学毕业后在长春工作两年，通过对调回到了上海。到了三十五岁，我才在父母的逼迫下和一名中学老师结为夫妻。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味，就像一杯白开水。

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两鬓早已斑白，无情的皱纹也悄悄爬上了我的脸庞，我已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好多事情也已渐渐淡忘在了我的记忆里，唯有当年在延边插队落户的点点滴滴还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是那样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每当想起漂亮大方崔英玉，我的心就像针刺刀割一样疼，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一时一刻都没忘记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