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绝版多年的学者著作集，重编它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丨编辑手记

摘要：《梁方仲著作集》忙活了一年终于出版了，但营销方案还没有着落，心里着急。早餐时偶遇市场部的汪主任，他说你写一篇编辑手记吧，大家喜欢看。

《梁方仲著作集》忙活了一年终于出版了，但营销方案还没有着落，心里着急。早餐时偶遇市场部的汪主任，他说你写一篇编辑手记吧，大家喜欢看。

《梁方仲著作集》，梁方仲著

我说我们做编辑的，常常改第一个错的时候特别高兴，慢慢的高兴劲就减少了，等一本书看完，虽然改了很多的错，但愉悦感消失无踪，而代之以满身的疲惫和满脑子的糨糊，什么话都懒得说，甚至随手做的审稿意见都不想再看。

《梁方仲著作集》样校及审稿意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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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主任说，你看，这句话就很好，完全可以做手记的开头。

好吧，听人劝吃饱饭。那就拿它做开头。

一、他与大师同框，跻身中国学术的第一方阵

梁方仲先生出生于1908年，算下来，当是小编祖父或曾祖级的前辈——小编今年也知天命了，哎！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说的就是我呀，痛心。

出名要趁早。梁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投身学术，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史学研究会，主张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创作适应时代要求的著作，参加者有吴晗、汤象龙、罗尔纲、夏鼐、谷霁光、孙毓棠、张荫麟等，皆一时俊彦。

1936年，梁先生发表了代表作兼成名作《一条鞭法》，得到学界高度认可，时年28岁。放到现在，大概就是博士毕业的年纪吧。

小编曾在网上看到一张老照片，上写“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三年度毕业班合影，1954.7.28昆仑楼”。据背面题名，可知前排正中，正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他一袭长衣，双手持文明棍于身体右侧，目光前视。前排左起第二位，就是梁先生了，他戴一副眼镜，双手放于腿上，略显瘦削。

“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三年度毕业班合影，1954.7.28昆仑楼”老照片

与陈寅恪同框，梁先生还有更早的故事。

《明代粮长制度》中收了一篇文章，名为《梁方仲传略》，目的是让新生代的读者们，能对梁先生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作者黄启臣、梁承邺，分别是梁先生的学生、哲嗣。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1943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学研究资助奖金，这10个中国著名学者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汤用彤、陈梦家、邵循正、梁方仲等人。

恰好，小编去年参与责编了《袁同礼年谱长编》，有些文字可以互相参证。

《袁同礼年谱长编》，雷强撰

1943年3月3日：

先生（袁同礼）和费正清联名撰写备忘录，题为Preservation of Chinese Scholarly Personnel。

该书编者据备忘录所作按语曰：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学者不得不与疾病、通货膨胀斗争，有些人被迫放弃学术研究，而一些优秀的年轻学人如张荫麟则由于无法得到恰当的医治不幸去世，这对中国学术研究乃至世界范围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失。因此，在抗战进行的紧要关头，美国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伸出援手……

又，1943年6月1日：

蒋廷黻在其家召开会议……讨论傅斯年就哈佛燕京学社批准援助中国学者所撰写实施草案。会议商定，将资助范围限定在中国学领域……拟授予一千美金的学者为陈寅恪、董作宾、汤用彤、梁思成、潘光旦、萧公权，拟授予五百美金的学者为李方桂、罗常培、梁方仲、陈梦家、郑德坤、王崇武、邵循正、李剑农。

两相对照，有个别细节出入，但大致不差。

小编不关心这个名单的前后变化，只看到一串耀眼的名字。按照最后的方案，共有14位学者，梁先生名列其中，说他已经跻身中国学术的第一方阵，是可以的吧？时年，他仅仅35岁。

二、他的著作，开创中华学术外译的先河

《梁方仲传略》还提到：

费正清主编《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第一种就收录了梁方仲先生的著作。

文中并未言明梁先生的著作是哪一种，其实应该是《一条鞭法》。

在编《梁方仲著作集》的时候，幸得中山大学刘志伟老师的指点，把《一条鞭法》英文版收入。此英文版，小编曾在网上一番搜索，几乎没有什么消息，最后托人从国家图书馆复制一份，现在收进来，作为一种难得的资料，希望能有益于学林。

英文版费正清序

英文版的译者是明史大家王毓铨，杨联陞校正，费正清作序——都是大腕。时间是1956年。因工作之便，小编得以预先拜读，现用专业、地道、灵活三个词来概括它的特点。

所谓专业，主要指它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以及索引的编制。

所谓地道，是说英文很地道，一点也没有“唐山”味。

所谓灵活，是指不死板，有增补也有删略，并皆有说明或标示，不误导读者。

此英文版，是梁先生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一个例证，因时间较早，故愿视之为中国学人学术著作外译的先河。不过关于这一点，小编读书不多，底气不足，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条鞭法》英文版内外封

做书的过程中，联系到王毓铨先生的哲嗣——王逢凯，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在朝阳公园南边的一个咖啡店里见面，听他们父子的故事。

新书出版后，用一个周末时间翻看了梁方仲之子梁承邺编写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其中有一处写道：

据我所知，一直到1970年逝世前，先父一直没见到过面世的《一条鞭法》英译本，自然也不知王毓铨译本后来的命运。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巨大遗憾，将因为这个新版而得以部分弥补，梁先生在天有灵，想必也会无比欣慰吧。

三、他的数字森林，凡是有点水平的人都不会漠视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与其他三种不同，它部头最大，里面都是表格和数字，密密麻麻，简直就是一大片数字森林。那小数点和分位符，以及阿拉伯数字，都容易看错。所以一部书下来，成功晃瞎了我的双眼，自此以后，只能端着稿子到眼前了。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样校

在我的编辑职业生涯中，如果说有一部书是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常客，那一定少不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今年我手头的书稿中，就有两部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它的名字。其中一部是《域外汉籍研究丛刊》第29辑，使用它的学者名叫谭凯（Nicolas Tackett），在中国已有多部很畅销的学术著作，在此就不给他做广告了。可以这样说，对《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来说，凡是有点水平的人都不会漠视它，都能从中得到便利和启发。

杨联陞先生说：“本书可见他的谨严而观其大，眼光上下五千年。同行用历代传下来的资料，非经过此书不可。”

为什么“非经过此书不可”呢？我个人的理解是：

一、使用方便。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的数字何其庞杂，又隐身于历代典籍之中，搜寻起来十分费劲。如今梁先生将其汇作一书，嘉惠学林，是自不待言的。

二、明示出处、考证差异。数字虽然多，但无一不明示来历，便于读者复核。同一数字记录有歧异的，则不惮繁琐，一一作注。如果某一数字另有隐情，就略作解释。

三、提供方法、指示方向。有数字就有单位，历史上的度量衡异常复杂，对此，梁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释历代度量衡的变迁和测算标准。

“总序”高屋建瓴，把古今中外说了个透，令人不由得佩服梁先生学问的渊博，值得一读再读。

不同的表格虽然各有侧重，但总体上能体现出中国历代地域发展的差异，尤其是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研究明清江南史的学者，应该把这本书常置案头，时时翻检。

在书中，他郑重提出：“所谓顷亩是纳税单位，而非面积单位。” 把王朝统计的田地数字理解为一种纳税单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此，刘志伟、陈春生两位老师说：

梁方仲先生早在70年前，在开始搜集整理传统史籍的数字资料时，就已经能够从数字本身的性质去把握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事实，为科学地利用历史上的数字去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同时他们又遗憾地指出：

学界却长期忽视了这个事实，后来经何炳棣先生加以更深入的论证，才逐渐被人们认识；而在中国，即使何炳棣先生著作发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未被大多数学者所了解，甚至直到今天，不少著作在引用明清时期的垦田与丁口数字时，仍漠视这个基本的事实。

因此在本书新版之际，对梁先生的这一重大发现和重要观点再作呼吁，望学界朋友们重视。

四、他的研究，开拓了方志、民间文献等新史料

梁先生的研究，尤其是一条鞭法的研究，用了很多的明清方志。加上各类公私著述，如政书、奏议、文集、笔记、类书之类，据他自己所说，“已逾千种”。

因此，小编审稿的时候，核对最多的就是古代方志。借力最多的地方，是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资源库、数字方志，社科院近代史所主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不要因它的名字而感到困惑，实则为近代文献荟萃之所，以及道客巴巴。另外还有我们书局自己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和图书馆。不核不知道，一核吓一跳。很多古籍情况复杂，不亲自寓目，就是基本的标点符号都容易出错，比如书名号。后出转精，在这一点上小编还是下了点功夫的。

中华经典古籍库

除了方志，梁先生还特别重视各种公私档案、民间文献和实物证据，写了《易知由单的研究》（田赋易知由单就是催粮的通知单）、《明代黄册考》、《明代的户帖》、《明代鱼鳞图册考》等。他在《易知由单研究》一文的开头，阐明了新史料的价值：

我以为应当多从地方志、笔记及民间文学如小说平话之类去发掘材料，然后再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处理这些材料，必须于字里行间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还有一类很重要的史料，过去不甚为人所注意的，就是与田赋有关的实物证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单都是。

而如何“于字里行间发现史料的真正意义”，考验着一个人的水平，对此，梁先生在《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一文中说：

古书上的记载，备极纷纭矛盾……如何判断其是非，辨别其差异，自不能以校勘文字上的异同为满足，而必须结合到当时的历史、社会诸条件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小编个人的理解，就是把史料还原到它生成的历史背景，从它的生成机制上深挖细查，不能被它的名字和内容误导。看到一个新材料，欣然大喜，拿来就用，恐怕是不妥的吧。

五、他对历史的洞见，浓缩在扎实的学术研究里

前面说过，《一条鞭法》是梁先生的代表作和成名作。文章一开始，梁先生就对一条鞭法的社会意义作了精辟的概括：

从公元十六世纪，我国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这里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的本身，其实乃代表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方面。

“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这个评价，准确揭示了一条鞭法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梁先生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断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拓宽、拓深相关认识。

梁方仲署名

比如，他把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意义放在明清商业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的背景下，指出，商业资本的发展，只是增加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它只标志着封建主义的解体过程，但本身并不可能就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条鞭法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变动环境而设的赋役制度。

换句话说，一条鞭法体现了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但并不意味着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从具体内容上来说，一条鞭法改变了赋役摊派的对象和征收办法，主要的意义不在于调整赋税负担的轻重，而在于将既成的社会事实整齐划一起来。赋役的缴纳一律折收银两，固然是货币经济抬头的表征，但在一条鞭法之下，白银货币流通的范围，主要在贡赋经济的领域。

一条鞭法以折银取代亲身应役，改变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编户齐民与王朝政府之间，更多地通过货币方式来联系。但同时，一条鞭法也意味着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的加强。在一条鞭法制度下，官与民的关系，尤其是在官民之间的富人（乡绅）与胥吏一类中介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加强的新机制。

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一条鞭法及其社会意义的洞见与卓识，并非只是凭着个人的敏锐聪颖，在苦思冥想中由义理推衍出来，而是在广泛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一条鞭法在各地实施的过程、实行的办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推行过程中涉及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究明一条鞭法的内容和赋税征收机制，进而形成了上述认识。

以上这一点，小编并无发言的资格，仅从《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掇拾数语，以飨读者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