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匆忙离开包头，坐火车到上海，又改坐船到福建。到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已经成立。我见了李济深、蔡廷错。徐谦此时也在福州，任福建人民政府省府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我与徐多年不见，这次会了面，总算有点历史关系吧，但是，我与蔡廷锴一见面，就感到事情不妙。

引子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二辑(1999年9月)靖任秋纪念集，原标题《兵运纪实》

我匆忙离开包头，坐火车到上海，又改坐船到福建。到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已经成立。我见了李济深、蔡廷错。徐谦此时也在福州，任福建人民政府省府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我与徐多年不见，这次会了面，总算有点历史关系吧，但是，我与蔡廷锴一见面，就感到事情不妙。

我到福州时，约系1934年的元月初，国民党的蒋鼎文部队已从福建北部到了南平(即廷平），这是闽江上游的重镇。我问到蔡廷锴一些军事情况，蔡告诉我一句话，至今我还印象很深。他说：我们部队再有一星期就可以到福州集中。我一听，呀，不得了！南平到福州不要一天，在福州没有集中队伍固然不行，但在福州打仗也不行。福建山多，南平以北易守难攻，最好打仗。闽江北边都是山地，在这里作战，首先就要控制南平以西地区你让国民党的部队到了南平，就是问题。敌军已经到了南平，你还要一星期才集中起部队，问题就更大了。第二，我从上海经过，跟组织上接了头，知道福建行动与苏区有所配合，可是到福州后，我没有听福建方面谈到这事。我那时从上海仓促过路，也没定住的时间长短，没有介绍组织关系。到福州后，对苏区红军怎么跟福建十九路军配合，弄不清楚。可是，蒋鼎文的军队已经到了南平，蔡廷锴的部队还要一星期才能集中，我觉得这不行。因为我代表华北第九军团，福建人民政府给了我一个参军的名义，在军委开会时代表一方面参加。可是，南平到福州不要一天，果真我来不过一周，形势就变了。我那时在福州关系较少。这里讲一件事，可以看出我们党有说不出的潜在力量。我先住的是旅馆，各色人等都有，比较乱。我嫌乱，就搬到青年会去住。那里比较安静。有一天，忽然有个不速之客来找我，见面之后，不认得，他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国民党部队已经离福州不远，福建人民政府的部队已开始撤退。他叫我赶快离开。这个人从那儿来的？怎么这么关心我？这实际是福建地下党的人。我就是这样离开福州的。我是个光人，顶多一个小箱子，福州码头在马尾，离福州还有几十里地。青年会离江很近，我到闽江边上找个小船送我到马尾，这时福州街上空气很紧张，船家开口就向我要二十元，而平常一元钱也就够了。既是急如星火要离开，怕万一国民党军队进来就难逃了，二十元就二十元。上小船到了马尾，不敢在马尾多留，想找轮船走，偏偏只有一条日本船是到香港的，不去上海，时不我待，到香港就到香港。这样我就上了到香港的日本轮船。

福州反蒋抗日这件事，就这么完了。蔡廷锴绰号“蔡包子”，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了，他还心不在焉。李济深是光杆司令，就靠蔡的军队。别人也没有实力。另外，跟我们苏区的联系上也有些波折，没有配合好。那时，我们党向蔡廷错提过怎么作战，在什么地方作战，他不听。以后我听说国民党军队到南平，从闽江过江，在闽江以南我们红军还牵制了他一下，否则到福州更快。

总之，福建人民政府方面，虽与我们有所联系，但并没有在作战上真正配合。

福建人民政府垮了，对我们很不利。就是在这之后，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然这与王明左倾路线有关，但是，军事上与福建人民政府没有配合上也有关系。

这时，张家口的抗战也失败了。蒋介石派宋哲元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就用宋哲元和庞炳勋与冯的旧部在南口附近一带，赶走冯玉祥。孙殿英走了，庞炳勋的部队也从张家口走了，宋哲元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冯玉祥也只能离开张家口，另找出路。冯这就上了韩复榘的地方——泰山。他的部队如吉鸿昌，高树勋等从察北拉出来，接近北平，吉鸿昌部曾打到小汤山一带，因为力量太小，到小汤山就垮了。这时武伯昌在高树勋部，刘秉琳在吉鸿昌部宜侠父师当营长。

我从香港回到北平，刘秉琳从小汤山垮下来，很是狼狈。子弹把裤子都打穿了，跑到我家赶快找裤子换。福建人民政府垮台了；冯玉祥垮台离开了张家口；孙殿英打宁夏也失败了。

孙部接近宁夏时本来形式很好，马鸿宾师长预备逃跑。都已经出了城。此时青海马家增援部队到了，马鸿宾又返回来守城。

这样，没打下城来。这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很可惜。孙殿英部前头指挥是师长刘月亭，此人不学无术，部队接近城市，不一鼓作气冲进去，却在近城一、二十里的时候，停下来埋锅造饭，一吃饭就耽误了时机。正是马鸿宾又回来守城的时候。当然，失败主要还是攻坚力量差。但如果有这个机会，进宁夏城站住脚，还不致失败。就是失败也不会这样快、这样干净。打不下城来，失败了部队就垮了。几个军尤其是一个骑兵军，搞得很狼狈。宁夏地方，几百里没有人烟，部队一退，没有后勤，没有兵站，一退就不像样子。孙殿英垮台后，还有部分部队在包头，叫山西的阎锡山给接收了。孙殿英成了光杆，阎又把他收留在晋祠。

我在香港没有多留，从香港回上海。孙殿英还有个代表在上海与各方联系。我在孙撤退中接到孙一个电报，要我到香港与胡汉民接触。

在福建人民政府与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宣布抗日反蒋之前，那时一同酝酿抗日反蒋活动的还有西南的实力派，如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当时，各方互派代表、互作工作，他们派的人也跟孙殿英联系、接触。以后，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但是陈济棠、胡汉民等没有活动。其原因有种说法：说是这里边有共产党，他们才不接触，实际上他们是怕不成功，才犹豫观望，不参加。孙殿英在西北倒参加了。孙与陈、胡平时也有电报住来，孙殿英失败后，请他们帮助解决困难，还是向他们要帐，说不清楚。总之，孙已失败，这么大个摊子善后也是问题。所以我刚从香港回来孙又要我去了香港。我跟胡汉民见面后，胡跟陈济棠商量，叫陈给孙汇十万块钱作善后。在香港，胡也很无聊。他住在香港山上别墅式的“妙高台”，在那里已住了很久，一个人，作什么活动也无能为力。他早就是个光杆，甚至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生活。他有老关系，有交住，但是旧部都已坐大，不一定听他的。胡汉民的字写得很好，我离开香港时，胡送我一幅对联，现在我只记得一句“万里河山在月亭”，说他胸中有万里河山，或者是万里河山都在他胸中。这不过是无聊政客的自我解嘲罢了。我回到上海，共待了十来天，就又回了北平。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孙殿英曾受任安徽省主席，是中原大战后分赃分给他的。实际上他没有就职。蒋冯阎大战时，他始终在前线，直到1934年，蒋介石虽然发展到潼关以外，又在河北设了行营，但山东是韩复集的，河北是宋哲元的。宋、韩都脱离了冯玉祥，但还不是蒋的嫡系，蒋的嫡系还没有占领黄河以北。那时总的来说，各方联合作了一些反蒋活动，但没有反成。冯玉祥下台后，吉鸿昌、方振武等进攻小汤山。但是各方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一致的行动，结果失败了。

前边说过，孙殿英失败后到了太原附近的晋祠。这时，北方的反蒋活动还没有完全停止。

1934年，我们党的活动有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方，对共产党的镇压更厉害了。比如上海，几乎每一个里弄都至少有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时，我们在上海活动很困难，机关遭受破坏，党中央也就是这时搬到江西苏区的。在上海，我的关系属情报部门。1934年，这个部门搬到天津，成立了北方联络局（这是中央军委的派出机关），负责人是王世英。上海原负责人是刘子华（一度到了法国或德国，解放后任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现已故去）。在北平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很厉害，有名的是宪兵第三团。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后不久，我江西苏区开始长征，那时全国形势变化很大，几次反蒋没有成功，我们放弃了苏区，北方的学生运动也受到镇压，革命遭到挫折。毛主席于此时提出了“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口号，苏区以外的力量本来不是很大，环境如此，我们也不得不隐蔽。

1935年上半年，彭文的母亲去世，我跟彭文回她老家湖南岳阳去吊唁老人，不久即回到北平。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虽在北方有些活动，只是实际效果不显著，这个时期，杂牌军队仍然有反蒋活动，我们在北方也参加过一些活动，但是，都没有成功。

到了“双十二”，情况才有变化。“双十二”把蒋介石捉住，我在北平当天就听到这个消息。此时，孙殿英已到了北平，北平正活动反蒋。宋哲元知道孙殿英地下有些力量就派人把孙找到北平来。孙在山西一点不能活动，等于受到阎的监视，连他要出山西都不行。他要想在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下出山西可不容易，阎把他放到那里看着，必要时再用。

孙殿英离开山西走得很有趣，也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计。他不告而别，他怕万一路上遇到危险，就带了两个佩枪的便衣。军阀靠武力靠惯了，社会上也确有这种暗杀的事，他怕自己没有武装，万一出点问题怎么办？他的两个便衣，在山西省内没有人检查，可是坐火车离开了山西，到了铁路线，遇见检查怎么办？

他想，离开太原，他就到了宋哲元的地盘。他就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护照。你猜他怎么开的？他这时又没有官，他就用孙殿英的名义，开了一个条子，证明卫兵是孙殿英的。他的估计不错。出了山西遇到宋哲元的人，宪兵队不承认他，也会知道他，不会轻易采取行动，会向宋哲元报告，一报告就没事了，他就这样从山西来到北平。这些人都有钱，拿出点钱来养活一批人不成问题。他到北平住北兵马司，房子很大，有几进院子，花园，小楼，花厅，在晋祠的很多人都跑来了。宋哲元本来想用他，就不怕人来得多。我那时在北平活动，也沾了他的光。我们在那里活动，带半公开性质，宋哲元也不干预。几年当中我能在北平呆得住，就仗有这么点关系。

这几年我主要是隐蔽，也搞了些反蒋活动，但没有什么大的活动。那时，对宋哲元部队也作些打入工作。比如“双十二”前后，经过王世英，我和宋哲元的参谋长张克侠见了面。组织的布置是打人宋哲元情报系统，布置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可是，见面后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在北平坐不住了，这些事没有成功。

“双十二”我们得到消息很突然。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北平有些社会关系，一提捉到蒋介石，高兴得甚至跳起来。蒋介石从1927年到1936年，将近十年，天天屠杀共产党，破坏革命。听到捉到他，真是高兴得发狂。可是，很快就听说要释放蒋介石，那时我们都很不理解，捉到为什么不杀？为什么还要放他？认为应当杀掉。很快，党内就有通知，对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作了很多解释。从大问题看，我们也就清楚了。如果杀掉，正中了反动家伙们的计。何应钦在南京作积极的用兵打算，一是想消灭张学良，更主要的是：打得厉害就不能留蒋，等于促蒋必死。中国必然陷入混战，实现抗战就不可能。内部必先一致，才能抗日，这个道理很清楚。

前面说过，我以前在孙蔚如部队待一个时期出来，是蒋介石要杀我，孙蔚如放跑的。“双十二”之后，张、杨很快就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恩来同志到了西安，形成张、杨与共产党合作的局面。我党在这当中是具有指导地位的。“双十二”时，除恩来同志到西安，红军也向西安接近。张学良并不害怕，他准备在潼关迎敌，与国民党部队打仗，以后，再和红军携起手来抗拒国民党部队。孙蔚如看到这个情况，赶紧给我电报，要我去他那里。从“双十二”到释放蒋，有半个月时间。大体上我是在过旧年时接到孙蔚如的电报，过了年才去的。第一，过去是那么个关系；第二，看见张、杨友好合作，大体还是听我们党的，我想如果我去，对孙蔚如起点影响，对整个形势有利。1936年春节过后，我就到了西安。先跟杨虎城见面。那时，形势已定，蒋已释放，决定一起抗日。南京何应钦派，在蒋回去后，也有所收敛。2、3月份，我在西安见到恩来同志。自1928年在上海见面，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工作关系在他那里，北方联络局也是受他领导的，他很了解我。

资料来源：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二辑(1999年9月)靖任秋纪念集

来源：自然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