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7月21日，969名从苏联移交至中国政府的日本战犯走进这里，接受教育改造，实现了“从鬼到人”的转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跟随游客大潮走进这处战犯的“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旧址探访

战犯的再生之地

——探访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记者：孙林林

8月7日，晴空万里，浑河水荡漾着碧绿的涟漪。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宁远街43号，一片灰色建筑凝固了时空。

上图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记者：孙林林 摄）

1950年7月21日，969名从苏联移交至中国政府的日本战犯走进这里，接受教育改造，实现了“从鬼到人”的转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跟随游客大潮走进这处战犯的“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迎接他们的不只是“枪口”，还有“白面包”

穿过长长的监舍走廊，历史在此刻屏息。陈列馆顶棚闪烁着14盏灯，象征侵华日本战犯从1950年至1964年在这里关押改造14年，自此走向光明……

这里原是一座日伪时期的高级监狱，1936年由侵华日军修建，当时被称为“抚顺典狱”，主要用来关押反满抗日的中、朝、苏联等爱国主义志士和日本反战人士。1950年6月，东北战犯管理领导小组成立，具体执行接收和管教日本与伪满战犯的事务。

走进管理所，一排排整齐的监舍映入眼帘，墙上的照片无声地记录着战犯在这里学习生活的经历和悄然发生的转变。

据介绍，为保证战犯有较好的环境接受教育，管理所增建围墙设施、增加取暖装置、重建厨房设施，新建医务室、面包房、理发室、俱乐部等，共支出400余亿元东北币。

1950年至1956年，这里先后关押并改造了982名日本战犯、71名伪满洲国战犯以及354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战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里完成了从封建统治者到新中国公民的蜕变。

据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刘家常回忆录记载，当战犯到抚顺下车后，站台四周有密密麻麻的警戒士兵，制高点还架设有机关枪。“为什么士兵背对着我们？”战犯不解。他们不知道，这是防备中国百姓袭击日本战犯作出的安全举措。

日本战犯没想到，中国政府迎接他们的不只是“枪口”，还有“白面包”。

恨其罪不恨其人，“再生之地”改造“战争魔鬼”

改造“战争魔鬼”并非易事。

“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必须无条件释放。”被收押初期，多数战犯对中国政府怀有敌对情绪，叫骂、越狱、自杀……闹监不断升级。

改造战犯是一场“灵魂之战”，仅有物质优待远远不够，精神改造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除提高伙食标准、治疗疾病等物质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外，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开展的悔罪教育更是在精神层面上给予战犯震撼。

除开展政治学习外，战犯们能收听日语广播、观看电影、阅读杂志、油印小报、参加形势教育大会等。战犯自己组建学习委员会，根据战犯的实际需求，重点学习了《论持久战》《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毛泽东选集》等。即使抗美援朝时期被转移至哈尔滨，战犯的身心健康仍然能得到保障。

“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战犯，为什么要一再容忍？”看到陈列馆展示的教育改造照片，游客们发出不解的唏嘘声，为何不对他们判处死刑，反而要教育改造？

“管理所为管教人员制定了对待战犯的原则：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讲解员郝苑苑指着墙上的大字解释道。

周恩来总理有过这样的表述：“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不要说杀掉一个，就是杀掉一百个，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杀他们，要将他们改造好，变成朋友，这将来对国家和民族，都有长远的意义。”

正是这种“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动审判工作顺利开展。经过学习改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代了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的侦讯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别拿武器

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被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回国。1959年12月至1975年3月，在此关押的伪满战犯和国民党战犯被分期分批全部特赦。

在告别会上，日本战犯代表声泪俱下地宣读感谢文：“只有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要把从各位那里得到的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后半生中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

临行时，政府给每个人发了价值几十元的毛毯，从里到外的新衣服、皮鞋和帽子，还有背包里的牙具和手纸。后来，有些战犯将这些物品回赠予陈列馆，以示不忘恩情。

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有一片牵牛花田，盛夏凌晨开得正艳。1956年，日本战犯副岛进获释回国前，管教员吴浩然送给他一把牵牛花籽，并嘱咐他：“再来中国时要捧着鲜花，不要拿着武器了。”

1957年9月，获释日本战犯在东京创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致力于反战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日本重要社会团体之一，首任会长藤田茂。“中归联”主动集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修建谢罪碑。2002年，“中归联”由于成员年事已高宣布解散。同时，“中归联”的家属子女以及日本青年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反战精神得以代代传承。

“抗日战争的胜利、改造战犯的胜利，是祖辈父辈顽强意志的胜利，是中央决策部署的胜利，更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吴浩然的儿子吴征南谈及那段往事，意志昂扬。

历史大潮滚滚向前，面对那些曾被战火灼伤的岁月，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的伤痛，更要种下和平的种子。

“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有关改造战犯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概括起来就是：按照国际法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改造战犯、教育战犯、优待战犯，尊重战犯的人格和民族习惯，以思想教育改造为主，以劳动改造和关押惩治为辅，把‘杀人魔鬼’改造成和平人士、爱国人士，创造出了世界战犯管理历史上的‘抚顺奇迹’。”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说道。

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数十只和平鸽正在啄食。它们从自由的蔚蓝中腾飞而来，掠过屋檐，翅尖带起的微风里，藏着阳光般的轻盈，也藏着一个民族对和平最虔诚的守望……

图为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院内上大课。

图为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战犯检查身体。

图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参观上海大中华橡胶厂。

图为获释日本战犯乘坐“兴安丸”号轮船回国。

（以上图片由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提供）

文物记忆

从战争罪犯到和平卫士：改造日本战犯的正义之路

见习记者：渠丽华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山西太原对部分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审判。

根据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需要，1952年6月，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成立。联合办公室成立之时即设立管教组，专门负责对在押战犯的管理教育工作。同年11月，华北军区训练团部分押解人员留在太原后，管教队伍进一步扩大，后改为管教所。

当时管教所对战犯的管教方针是：密切配合侦讯工作，加强政策和前途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改变其反动本质，端正其认罪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交代罪行。

这些战犯中有多名曾在日本投降后参加过“残留运动”,并被阎锡山重用提拔，参加了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是犯下双重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

工作人员根据战犯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诸如崇拜武士道精神、把日本的侵略行径视为为了日本全民族利益和亚洲人民利益等，采取大会上课、小组讨论的方式，使他们逐步认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及必然失败的规律。在思想教育改造的同时，管教所提高战犯的生活标准，轻病到诊疗所处理，重病送医院治疗。

由于战犯受军国主义毒害很深，工作人员耐心进行思想教育。

管教组对战犯进行编组，成立学委会，组织战犯对自身生活、学习、卫生、文娱、体育活动进行自我管理教育。他们创办板报、壁报，其文艺作品有《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阴谋者》等。

战犯管理所允许战犯与家属通信联系。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3月到1956年8月，由日本来信452封，发往日本的信件260封；由日本寄来包裹362个。

图为太原工程队旧址。这是侵华日军战俘集中营之一，后被用作日本战犯管理所。（见习记者：渠丽华 通讯员：赵旭晨 摄）

1956年7月25日至8月3日，战犯管理所接待了城野绫子等9名日本战犯家属，促进了战犯的进一步悔罪和改造。

检察机关在太原起诉的日本战犯只有两案9人。这些人都是在押战犯中的罪行较重者。对于其余120名虽犯有严重罪行，但认罪态度较好且能积极改造者，一律从轻处理，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另有7人病死狱中，尸骨运回日本）。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马呈元回顾了山西太原日本战犯管理改造的重要历史背景：“一战以前，战败国的战犯完全由战胜国任意处置。一战以后，开始出现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正当司法程序，这体现了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和国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二战以后，除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以外，对德、日等国战犯的审判主要由各同盟国国内法庭进行。中国在1956年进行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实际是二战以后对战犯审判的合理延续，顺应了国际社会惩治战犯的时代潮流。”

马呈元还指出：“不同于其他国家对战犯采取的恶劣的生活待遇和繁重的劳役惩罚，中国对在押日本战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采取以教育感化为主、劳动改造为辅的做法，使他们提高认识，自愿认罪服法。中国在改造日本战犯，促使战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方面，为世界各国作出了表率。”

这批战犯回国以后，多数成为反对侵略战争、宣传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积极分子。他们自觉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演讲、集会、出版书籍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的滔天罪行，抵制日本国内“否认侵略”的势力，由战争狂人变成了和平卫士，日本学者称之为“世界改造史上的奇迹”。

后人谈

金戈：父亲一生从始至终完成了一件大事

记者：王俏 文/图

图为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生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前。

8月12日，记者在辽宁沈阳见到了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的女儿金戈。

“我一生从始至终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改造日本战犯。”金戈始终记得父亲说的这句话。她拿出一些老照片向记者讲述，从1950年中国接收日本战犯时担任翻译员，到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完成对所有日本战犯的改造任务，金源参与了全程。

从开始的抗拒、叫嚣，到认罪、悔过，再到回国后大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促进中日友好，日本战犯经历了怎样的改造过程？

金戈介绍，出于人道主义，管理所很尊重战犯的生活习惯，“他们喜欢吃大米饭，就给他多做大米饭；喜欢吃豆沙包，就给他做豆沙包”。

“除了保障物质生活，还注重改造他们的世界观。”金戈说，比如带领他们学习、读书，到全国各地参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也带领他们看到自己曾犯下的罪行。

“一个战犯看到赵一曼被杀的照片，突然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指着照片里赵一曼身旁的人，那就是他自己。”金戈说，这是战犯大野泰治，这一跪等于他交代了罪行。

让金戈印象深刻的还有，准备乘坐“兴安丸”号轮船回国的日本战犯们，与管理所的管教们抱头痛哭，“就像生离死别那样，船上的日方工作人员就很奇怪，当船驶到公海后他们让战犯说出实情，战犯们没有一人说中国政府和管理所的坏话”。

获释战犯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致力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他们中的部分人员及家属一直与金源保持友好联络，直至金源2002年逝世。

启示录

从“鬼”到“人”：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与审判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姚江鸿

审判战犯是消除战争势力、确立和巩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仅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国民政府还在各大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审判侵华战争中的乙丙级战犯。新中国成立后，仍有1000多名日本战犯被关押在各地。1956年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和沈阳两地开庭四次，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理，这是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首次公开审判。

不同于以往的审判，新中国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日本战犯采取改造与审判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使之自觉认识到发动和参加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早在审判之前，周恩来总理就指出：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应该忘的，但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基于人道主义原则，新中国政府对关押的日本战犯在饮食、生活、医疗等各方面予以基本保障，同时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并组织他们到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参观，使他们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变化，进一步认识和反省自己的罪行。精神上尊重每个战犯的人格，通过分组让其学习与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上彻底改造。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改造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以前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战犯富永正三说：“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政策，使我们渐渐恢复了人类的良知。”

鉴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以及多数战犯改过自新的事实，新中国最终对1017名战犯免予起诉，分批释放回国，剩下的45名因罪行较大，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策划、推行侵略政策等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罪名提起公诉。1956年6月，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每次审判均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最终判处45名战犯二十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对于判刑的战犯，中国政府表示只要他们表现良好，还可以缩短刑期，提前释放。由于改造得较好，审判时被控战犯都表示认罪服法。曾担任过侵华日军中将师团长的铃木启久说：“在中国人民对我人道主义待遇的感召下，我进行了反省，认识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战犯审判的一个创举。它坚持教育改造为主、惩罚为辅，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它使一批凶恶的战犯“从鬼变成人”（日本战犯富永正三语），彻底重塑了他们的人生。这1000多名战犯被释放回国后，通过各种方式做了大量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工作。1957年他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各种场合讲述历史真相，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当日本右翼势力否定战争性质、美化侵略历史时，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以亲身经历的事实予以批驳。历史证明，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和审判是成功的，它使一批战争罪犯转变为和平卫士，培育了一批反对军国主义、支持中日友好事业的中坚力量。

来源：人民法院报·7版

责任编辑：张悦丨见习美编：梁心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