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春节刚过，天还冷得很。姐姐娘家来电话说妹夫出事了，我和老婆连夜赶过去。村口那棵老槐树上挂着红灯笼，风吹得它一晃一晃的，像是摇着头。

那年春节刚过，天还冷得很。姐姐娘家来电话说妹夫出事了，我和老婆连夜赶过去。村口那棵老槐树上挂着红灯笼，风吹得它一晃一晃的，像是摇着头。

妹夫杨国强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日子过得不错。腊月二十九那天，他送货回来，在镇上碰见几个老同学，非要拉他喝酒。杨国强平时不大喝，可架不住过年的劲头，多灌了几杯。天黑了，他骑着那辆破旧的摩托往家赶。摩托车前灯不太亮，路又黑，拐弯处撞上了一家四口——陈家父母带着两个孩子从外地回来过年。

“医生说大人没事，就是骨折，那小女孩……”姐姐说不下去了，手里的烟灰缸被她捏得死紧。我注意到灰缸里没有烟头，只有几片指甲盖大小的纸屑。

“小女孩还在ICU。”姐夫的哥哥接过话茬，“她爸妈已经报警了。”

姐姐住的是两进的老式瓦房，客厅顶上挂着个日光灯，一闪一闪的，像是随时要断气。茶几上放着过年才买的塑料果盘，里面的苹果已经有些蔫了。

警察第二天来了。妹夫酒驾，肇事逃逸，对方家庭要求赔偿。初步谈的数字是二十万。

“二十万？”姐夫的爹一下子瘫在椅子上，那张方脸变得煞白，“我们全家的积蓄都没这么多啊！”

二十万，在2003年的农村，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家里人都沉默了。门外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听起来有点沙哑。

“还会坐牢吗？”姐姐问，声音很轻。

“那得看小女孩…”警察没说完，姐姐的身子就晃了一下，老妈赶紧扶住她。

过完年，我回了县城，但每天都惦记着姐姐家的事。电话里得知，小女孩叫陈小雨，七岁，伤得不轻，家里已经欠了一屁股医药费。

“你姐已经把嫁妆都拿去卖了。”老妈在电话那头叹气，我听见背后有人在剁肉，声音很清脆。

姐姐的嫁妆在村里是有名的。一对金耳环，一条金项链，还有两个金手镯，是姥姥留给她的。那时候嫁女儿，这些是脸面，姐姐一直视若珍宝，放在红木盒子里，逢年过节才拿出来戴一戴。还有那台彩电，是她自己打工买的，21寸的，在当时算是高档货。

“杨国强那小子进去了，判了三年。”老爸的声音插进来，听起来很疲惫，“你姐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照顾杨家老两口。”

那年夏天，我去看姐姐。她瘦了一圈，皮肤晒得黑黄。她在镇上的服装厂找了份工作，每天往返十几里路，一个月八百块钱。她还在晚上接些缝补的活儿，常常忙到深夜。她家里的那面镜子不知什么时候裂了一道缝，把人的脸映成了两半。

“小雨怎么样了？”我问。

“听说脱离危险了，但是…”姐姐低下头，声音飘忽，“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旁边是一盆萎蔫的月季。天很热，但没人想去屋里。屋里有台风扇，可姐姐说舍不得开，电费贵。

“他们家不肯接受调解，要追究到底。”姐姐说，“我能理解，换了谁都会恨得牙痒痒。”

“钱筹够了吗？”

姐姐摇摇头，“才凑了一半多点。杨家卖了一亩口粮田，我把首饰和家电都卖了。村里有些亲戚也借了一点，但还差不少。”

她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一张欠条，写着欠陈家十万元，姐姐按了手印。

“我跟他们签了欠条，答应分期还。”姐姐说，眼里有种释然的疲惫，“小雨的爸妈同意先用这笔钱给孩子治疗，剩下的慢慢还。”

我隐约记得，那天村里谁家在杀鸡，鸡的叫声划破长空，显得特别凄厉。姐姐的孩子小杨梅，那时候才四岁，在院子里的泥坑里玩得满身是土，看见我们就咯咯地笑。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突然不见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2006年，杨国强提前释放出来了。他回来后不再是村里的五金店老板，而是去镇上的建筑工地做了小工。他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

我每次回去，都能看到他们家的债务本，上面记着每月还给陈家的钱。字迹从最初的清晰变得潦草，但数字一笔一笔，从没间断过。

陈家的小雨，据说在省城的医院治疗了很久。她下半身瘫痪了，只能靠轮椅行动。她的父母把所有的积蓄和赔偿金都用在了她的治疗和教育上。有人说，陈家父母每天轮流背着她去学校，风雨无阻。

2013年的一天，姐姐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激动。

“小雨考上大学了！省重点！”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十年的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陈家小雨”这个名字，它承载着太多的愧疚和痛苦。而现在，这个名字似乎有了新的意义。

“她爸妈来我们家，说不用再还钱了。”姐姐的声音哽咽了，“他们说小雨自己决定的，说她不想让仇恨延续下去。”

我去姐姐家的时候，看到厨房桌上放着一个蛋糕盒，已经空了，但能闻到一股甜腻的奶油味。姐姐说那天小杨梅过生日，是陈家送来的蛋糕。

“国强跪下了，”姐姐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们全家都跪下了。”

杨国强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手里摆弄着一个小收音机。那是他最近淘来的二手货，旋钮有些卡。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去看过小雨，”他突然说，声音很低，“她真是个好孩子。”

我没有接话，只是点点头。有些事情，我们都心照不宣。

日子继续往前走。小杨梅上了初中，成绩不错。姐姐和杨国强攒钱给她报了补习班，希望她能考个好高中。家里的瓦房换成了砖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总算有了盼头。

2023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回到了老家。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已经枯了一半，但依然顽强地活着。村里新修了水泥路，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招工启事和卖房广告。

“听说村小要来了个新老师，”老妈在厨房里洗菜，声音透过纱窗传出来，“是个坐轮椅的年轻姑娘。”

我愣了一下，“谁？”

“就是那个陈家小雨啊，”老妈的语气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她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了几年，这次特意申请来咱们村小任教。说是要回报家乡。”

我走到院子里，看见对面邻居家的墙上贴着一张招生简章，上面印着”欢迎新教师陈小雨老师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配着一张年轻女教师的照片。她坐在轮椅上，笑容明媚如阳光。

第二天，我特意去了村小。学校的围墙刚粉刷过，白得刺眼。门口的国旗有些褪色，风一吹，啪啪作响。一辆手推轮椅停在教学楼下的坡道旁，轮子上沾了些泥。

我在操场边等了一会儿，下课铃响了，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涌出教室。然后我看见了她——陈小雨，那个二十年前被撞成残疾的小女孩，现在已经是一位年轻的教师。她坐在轮椅上，身边围着几个小学生，似乎在解答问题。

她看到我的时候，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我不确定她是否认出了我，毕竟我们并没有真正见过面。

“你好，我是杨国强的小舅子。”我走上前，有些忐忑地自我介绍。

她的表情微微一滞，然后迅速恢复了平静。“我知道你，杨叔经常提起你。”

“杨叔？”我有些惊讶。

“是的，”她点点头，“这几年他常去看我爸妈，帮他们干些重活。我爸腰不好，杨叔就帮忙种地。有时候我回家，也会聊几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我从来不知道杨国强一直在默默做这些事。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教书吗？”她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

“因为有一天，杨叔送了一本书给我，”她微笑着说，目光望向远处的山，“是他从废品站淘来的《平凡的世界》。书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因为我的过错而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她顿了顿，继续说：“那时候我才明白，恨一个人很容易，原谅一个人很难，但最难的是理解一个人。”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看见她眼角有一道浅浅的笑纹。“我想回来教书，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错误都值得被原谅，每一个伤痕都能开出花来。”

就在这时，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拉着她的手说：“陈老师，我们画好画了！”

陈小雨笑着对我说：“我得去看看我的学生们画了什么，你要一起来吗？”

我摇摇头，说改天再来。我看着她推着轮椅离去的背影，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风吹红灯笼的夜晚。那时候，谁能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

回到姐姐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姐姐正在院子里择菜，听我说完，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剥着豆荚。豆子啪嗒啪嗒地掉进盆里，发出清脆的声响。

“你知道吗，”姐姐慢慢地说，“小雨刚来的那天，国强躲了整整一天。他怕见到她。”

我看着姐姐略显苍老的侧脸，想起了那个卖掉所有嫁妆的年轻女人。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带走了青春和财富，却留下了更为珍贵的东西。

晚饭后，我和杨国强坐在院子里乘凉。夏夜的风带着稻田的清香，蛐蛐在草丛里鸣叫。他抽着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你知道吗，”他突然开口，“陈小雨的学生里，有一个是当年那场车祸的另一个孩子——陈小雨的弟弟。”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弟弟现在上小学五年级，”杨国强继续说，“那天，我鼓足勇气去学校看小雨，正好碰见她在教他画画。”

我这才记起来，那场车祸中，陈家是一家四口——父母和两个孩子。

“那孩子不认识我，”杨国强的声音很平静，“但小雨介绍说我是她的朋友，是个木匠。那孩子很高兴，因为他喜欢木头做的玩具。”

夜色渐浓，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杨国强掐灭了烟，站起身来。“走吧，明天还要早起。我答应给小雨的班上做个书架。”

我跟着他走进屋里。桌上放着一本速写本，上面画着书架的设计图。线条歪歪扭扭，但很认真。我注意到他的工具箱旁边放着一个小瓶子，里面插着几朵野花，大概是今天路上采的。

二十年，足够改变很多事情。但有些事情，比如内疚、救赎、原谅，却需要比二十年更长的时间去完成。或许永远也无法完成。正如那棵半枯的老槐树，伤痕永在，却依然顽强地活着，在风中抖落着绿叶。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杨国强已经出门了。姐姐说他天没亮就去镇上买木料了。吃早饭的时候，村里的大喇叭响起来，播报着今天的天气和农事提醒。最后，播音员用一种欢快的语调宣布：“今天下午三点，村小将举行读书角落落成仪式，陈小雨老师将带领学生进行首次阅读活动，欢迎家长和村民参加。”

我看了看姐姐，她正在给杨梅盛粥，动作轻柔而熟练。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这一刻，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却又安详。

“你会去参加吗？”我问。

姐姐抬起头，望着窗外，轻轻点了点头。“会的，全家都会去。”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毕竟，这是我们村里的大事啊。”

我跟着她的目光望向窗外。院子里的那棵苹果树结了不少果子，有几个已经开始泛红。树下放着一张木凳，凳子上落着几片树叶，在晨风中微微颤动，仿佛在诉说着某种无言的故事。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