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住在县城西边一个老小区，每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要在院子里溜达一圈，顺便去东头的小卖部买根油条。

我家住在县城西边一个老小区，每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要在院子里溜达一圈，顺便去东头的小卖部买根油条。

那天早上刚出门，就听见对面11号楼有人摔了，东凑西凑的几个邻居拥到了一起，要去抬人上医院。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住在对面11号楼三单元的陈大妈。

说起陈大妈，小区里的老住户都认识。个头不高，稍微有点驼背，平时就穿件半旧不新的花棉袄，在小区里晃悠。她独居，听说原来是县棉纺厂的工人，倒闭后就靠退休金过活。

“怎么回事啊？”我问。

“唉，从楼梯上摔下来的，腿好像摔折了。”一旁的李阿姨说。

我也没多想，赶紧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把陈大妈送去了县医院。大夫说是股骨颈骨折，要住院治疗，可能需要手术。

“你家里人呢？”护士问陈大妈。

陈大妈扭过头去不说话，眼睛直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黄渍。那块渍像是从前漏过水留下的，形状有点像只蝴蝶。

“她儿子在南方，好像广州还是深圳什么的，”李阿姨说着，顿了顿又补充，“挺久没回来了。”

护士拿着表格走开了，留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要不，我给她办手续吧。”我说。

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陈大妈的”临时家属”。

办完手续已经中午了，我想着陈大妈一个人在医院也没人照顾，就买了份盒饭送过去。

陈大妈的病房在三楼，是六人间，但只住了四个人。我进去的时候，她正躺在靠窗的病床上，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窗外种着几棵梧桐树，初春的枝条上刚冒出些嫩芽，在风里轻轻摇晃。

“陈大妈，我给您带饭来了。”

她转过头来看我，眼神有点迷糊，像是在努力回忆我是谁。

“我是咱们小区9号楼的，刘顺，您叫我小刘就行。”

“哦，小刘啊，”她点点头，“不用麻烦了，我不饿。”

“您得吃点东西，一会儿医生要查房，还得吃药呢。”我把饭盒打开，热气腾腾的饭菜散发出香味，引得隔壁床的大爷都扭头看了过来。

我帮陈大妈坐起来，把饭放在她的床头柜上。柜子上积了层薄灰，我用纸巾擦了擦。角落里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串已经氧化发黑的钥匙和一个旧手机，屏幕上贴着一层起了泡的保护膜。

陈大妈吃饭时，我注意到她的手有些发抖。饭盒里是简单的青菜肉片和米饭，她却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嚼慢咽，仿佛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

“小刘，你家里人不等你吃饭啊？”她突然问。

“我爱人上班去了，孩子在学校吃，我一个人在家，不打紧。”

她点点头，又埋头吃了几口饭，然后说：“你回去吧，我自己能行。”

我看着她苍老的手指，知道她肯定”不能行”，但还是点点头答应了。

“那行，我明天再来看您。”

“不用，真不用。”她连忙摆手。

但我还是第二天去了，又带了份盒饭。

这一次她没再推辞，默默地吃了起来。

“您儿子的电话有吗？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边收拾床头的纸屑边问。

她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那只塑料勺子半插在米饭里，微微倾斜着。

“他忙，不用麻烦他。”

我没再多问。其实小区里有传言说，陈大妈和儿子关系不好，儿子结婚后就很少回来了。还有人说是儿媳妇嫌弃老太太，不让儿子回来看她。这些话我都听在耳朵里，但从没问过当事人。

就这样，我每天送饭的事情持续了下来。有时早上送，有时中午或晚上，取决于我那天的安排。我老婆知道后也没说什么，只是叮嘱我多带点水果给老人家。

我是做点小生意的，县城南边租了个小门面卖些家具。生意不算忙，早上去一趟医院也耽误不了什么。而且，说来也怪，我竟然开始有点期待这每天的”探病”时间。

陈大妈很少说话，但她听我说话时的神情让我觉得舒服。不像我媳妇，总是一边应付着一边看手机；也不像我那些酒肉朋友，听我说话时眼睛四处乱瞄，就等着插嘴讲自己的事。陈大妈会认真听，偶尔点点头或摇摇头，眼睛直视着我，像是真的在意我说的每一个字。

有一天，我正跟她说起我家那个上高中的儿子，最近成绩下滑的事情。

“他是不是有心事？”陈大妈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没听他说啊。”

“你问过吗？”

我被问住了。说实话，我确实没问过。每天回家看到儿子趴在书桌前，我只会问一句”作业做完了没”，从不过问其他。

“或许你该跟他多聊聊，”陈大妈说，“不是问成绩的事，就是聊聊别的。”

我点点头，却不知道该聊什么。

那天晚上回家，我破天荒地敲开了儿子的房门，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楼下散步。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却放下了手机跟我出了门。

我们散步时，他告诉我班上新来了个转校生，把他的座位挤到了最后一排，现在看黑板很吃力。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成绩下滑是视力问题，不是不用功。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事告诉陈大妈。

“你看，我儿子不是学习态度问题，是视力问题！”我有点得意地说，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陈大妈笑了笑，说：“这不就解决了吗？”

她很少笑，一笑起来，脸上的褶皱就像一朵菊花绽开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大妈的腿伤渐渐好转，可以下床短暂走动了。医生说再过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后您一个人在家可以吗？”我有点担心地问。

她没回答，只是看着窗外发呆。窗外的梧桐树已经长出了满树的绿叶，挡住了大半个窗口。

“我去您家看看，收拾一下，您回去好住。”我提议道。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串发黑的钥匙递给我。

“麻烦你了。”

拿着钥匙，我第一次踏进了陈大妈的家。

屋子不大，但很整洁。客厅里的家具陈设都很旧，但擦得一尘不染。电视机是那种老式的大背头，上面盖着一块绣花布。沙发是褪色的蓝色布艺，扶手处有补丁，但打得很整齐。

茶几上放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是年轻时的陈大妈和一个小男孩，应该是她儿子。照片有些泛黄，相框上贴着一片已经剥落一半的金色贴纸，上面写着”XX年优秀员工”，前面的年份已经模糊不清。

卧室里的床铺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有个老式收音机，旁边放着一副老花镜和一本《养生保健》的小册子。册子里夹着一张医院的预约单，日期是两个月前的，项目是”骨密度检查”。

厨房水槽里没有一点污渍，但炉子上有一层薄灰。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一小袋青菜，和半瓶酱油。我打开冷冻室，看到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袋速冻饺子和一小块五花肉。

收拾完屋子，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这房子太干净了，干净得有点可怕，像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把一切都收拾得不留痕迹，仿佛她自己也是一个不想留下任何痕迹的过客。

几天后，陈大妈出院了。我和媳妇一起去接她。媳妇带了些自己做的小菜和汤，说是给陈大妈调养身体的。

刚回到家，陈大妈就坐在沙发上，环顾着四周，像是在确认什么。

“家里我收拾过了，您看看有什么需要的，我再去买。”我说。

“谢谢你，小刘。”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我说不出的情绪。

媳妇去厨房热菜，我在客厅陪陈大妈说话。

“您儿子知道您出院了吗？”

她摇摇头，“不用麻烦他。”

还是那句话。我有点按捺不住好奇心，“您儿子…是不是很久没回来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五年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这时媳妇从厨房端出热好的菜，招呼我们吃饭。

饭桌上，陈大妈吃得很少，但一直说菜做得好。吃完饭，她突然说想去卧室拿点东西。我赶紧扶她过去。

她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小刘，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我点点头，心里却莫名紧张。

她把信封递给我，“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房产证。

“这是……”

“这房子，我想过户给你。”她平静地说。

我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大妈，这…这怎么行？您儿子呢？”

她苦笑了一下，“我儿子早就不在了。”

我惊讶地看着她，又看了看茶几上那张她和小男孩的合影。

“那照片上…”

“那是我外甥，不是我儿子。”她叹了口气，“我没有儿子，也没结过婚。”

她告诉我，她这辈子就一个人过来的。年轻时在棉纺厂当工人，后来工厂倒闭了，她靠着一点补偿金和退休金生活。照片上的小男孩是她姐姐的儿子，小时候经常来她这里玩。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

“我从没解释过。”她淡淡地说，“让他们以为我有儿子，总比被问东问西要好。”

我默然，不知该说什么。

“这房子是我唯一值钱的东西了。”她继续说，“我活不了几年了。”

“大妈，您别这么说。”

“医生说我有骨癌，晚期了。”她平静地说，像是在谈论天气，“去年查出来的，我没告诉任何人。”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她会从楼梯上摔下来。骨癌晚期，骨头变得脆弱，稍微不小心就可能骨折。

“本来我想着自己安安静静地走，但这一摔，让我遇见了你。”她看着我，眼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这一个月，你每天来看我，陪我说话，比我这辈子得到的关心都多。”

我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你不会为了房子才对我好，所以我更想把房子给你。”她顿了顿，“你是个好人，小刘。”

我急忙摆手，“大妈，我不能要您的房子。您治病还需要钱…”

“治不好了，医生说最多半年。”她摇摇头，“与其把钱花在没用的治疗上，不如…”

她没说完，但我明白她的意思。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媳妇轮流照顾陈大妈。我坚决不肯接受她的房子，但答应会一直照顾她到最后。

春去夏来，陈大妈的情况越来越差。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握住我的手，说想去看看星星。

我扶她到阳台上，夏夜的星空格外明亮。

“小刘，你相信有来世吗？”她突然问。

我不知如何作答，只能轻轻握住她的手。

“如果有来世，我想当你妈妈。”她说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那一刻，我鼻子发酸，却不想在她面前哭出来。

两个月后的一个清晨，陈大妈安静地离开了。她走得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她的骨灰按照她的遗愿撒在了县城郊外的山上，那里有片野花地，是她年轻时常去的地方。

葬礼很简单，除了我和我媳妇，还有几个小区的老邻居。没有其他亲戚来。

整理她的遗物时，我在床头柜的最底层发现了一本日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今天，我又看见对面9号楼的那家人了。他们有个儿子，今年上初中了吧，真羡慕…”

日记的最后一页，是她住院期间写的：

“小刘今天又来看我了。他说他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真为他高兴。如果我有个儿子，大概也是这个年纪了…”

合上日记本，我再也忍不住泪水。

半年后，我收到了法院的通知。按照陈大妈的遗嘱，她的房子被捐给了县福利院，用于收养无家可归的孩子。

她留给我的，是那本日记和茶几上的那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

“善良的人，生命中总会遇见善良的人。”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那片野花地看看她。有时带着儿子，有时一个人去。站在那里，看着漫山的野花，我总会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

“如果有来世，我想当你妈妈。”

而我知道，在这一世，她已经得到了一个儿子。不是亲生的，但胜似亲生。

现在，我常常会想，人这一生，到底什么最重要？是房子，是钱，还是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联结？

陈大妈教会了我，有时候，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不是能够写进房产证的，而是写进心里的那些温暖瞬间。

这份房产证，最终没有写上我的名字，但那一个月的相处，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