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三：自成一派——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

摘要：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三级阶梯”。西南方向，喜马拉雅山连接横断山脉，特别是青藏高原雄瞰四方，面对印度次大陆具有几千米的地势高差，可以完美以高制低，攻守俱得天险。西北方向，既有天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屏障，也有一条丝绸之路连接中亚，可深入亚洲的腹心地带、也可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三级阶梯”。西南方向，喜马拉雅山连接横断山脉，特别是青藏高原雄瞰四方，面对印度次大陆具有几千米的地势高差，可以完美以高制低，攻守俱得天险。西北方向，既有天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屏障，也有一条丝绸之路连接中亚，可深入亚洲的腹心地带、也可通往遥远的欧洲。东南临海，既可深入大洋，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也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成为海上屏障，有效免除外界侵袭干扰。唯独北方，虽有山脉横亘，但总体上是平原过渡为草原、高原，不得不经年累月面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威胁。内陆有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分别是世界第三、第五长的河流，流域面积广阔，从古至今，奔流不息。

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宗教、文化上还有藕断丝连的传承关系，我们受周界地理因素的影响，中华文明总体上处于半封闭状态，外界的文化影响虽然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但从未站上主导地位、发挥决定性影响。诸如外来的佛教，也是在完成本土化后，才得以大范围传播。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华文明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并受到自身面对的独特主客观因素影响，不断地向前发展。

大河，是诞生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因素。我们的长江和黄河，流域主要分布在温带、亚热带地区，拥有大陆季风气候，温度适宜、雨热同期，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培育农耕文明，直到今天，这一带也是我国的粮食重要产区。正因如此，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黄河的几字弯周边及以东流域，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发祥地之一，夏商周三朝的主要疆域都集中在这一区域。

长江、黄河有一个显著特征，两条大河都是东西走向，流域面积基本分布在同一纬度带。这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它意味着居住流域内的人口，在播种同样的作物、遵循同样的农时、收获同样的成果、享用同样的食物，农业生产习惯、日常生活习俗大体一致。同时借助河流的便利，流域内的人口还可以很方便交流、迁徙、贸易，非常有利于在广大区域内形成一个文明圈。

大河有大河的便利，也有它的危害。在世界各地流传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关于洪水泛滥的情节，但多数是在洪水中逃亡求生的故事，比如诺亚方舟。我们的黄河，历史上也不定时泛滥，即便在今天，在多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治河仍然是项浩大的工程。不难想象，在上古时代，想要治水，绝不是一家一户、一村一寨甚至一城一镇的人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广泛的人力动员、需要上下游的沟通协调、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后勤保障，从而确保治水队伍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或者说具有强大的组织性纪律性。

对照我们流传下来的洪水传说——大禹治水，就是一个人领导一群人与洪水抗争的故事，鲧的方法策略不对，就换禹领导；一年解决不了问题，就几年、十几年的重复，直至成功。从中不难看出，中华文明从诞生时，不仅具备了农业文明安居乐土的基本属性，还诞生了众志成城、人定胜天等特有理念。这一点，和尼罗河、两河流域文明和欧洲文明，都是有所区别的。

从中国的地形上看，三面都有天险屏障，唯独北方开了“天窗”。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畜牧业生产受天气的影响制约很大，在温暖期，草原上气温较高，降水丰沛，水草茂盛，游牧民族也能安居乐业；但在寒冷期，草原上气温降低，降水减少，北方的温带草原线会南移两百多公里，生活压力迫使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直至入主中原。

从军事上看，游牧民族天然具备高机动性，对农耕民族有巨大的战略优势。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的频次是如此频繁，频繁到先期南下的游牧民族都需要掉过头来防御草原上新兴的势力，比如鲜卑建立的北魏要对抗北方的柔然，契丹的辽要对抗女真的金，而金又要对抗更为强大的蒙古。

相对应的，中原政权面对游牧民族南下的长期趋势，内心的恐惧和防御是与生俱来的。隋炀帝曾经动员百万兵力三征高句丽，沉重的负担搞得国内叛乱四起，自己身死国灭。唐代的开国皇帝们深刻汲取隋朝的亡国教训，但唐太宗照样毫不犹豫地坚持大规模对高句丽用兵，直到唐高宗时期彻底解决问题，其战略核心就是绝不能看到北方游牧民族做大做强。

同治河一样，与游牧民族的对抗，需要掌握更多的人口、调度更多的资源、集结更多的兵员，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便更好地应对外来压力。因而，在我们的历史里，既有一人一户的传统农业生产基因，也有千军万马的集体意志行为。没有农业生产，就养活不了自己；没有集体组织的大规模治水、抵御外敌，就保护不了自己。所以，中国人能够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个维度的内容整合起来一体输出，形成自己独有的家国情怀。

有些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影响，进一步催化了历史发展。

一个是商鞅。商鞅变法的重点在于奖励耕战，关键一条是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建立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世卿，就是贵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担任高官；世禄，就是世代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是“封建”体制的代表性制度，表明国君的权力和财富，其实是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贵族手中。打破世卿世禄制，建立依靠军功实现阶级上升的通道，实质上打破了周以来的分封制，西方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在我们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消失了。而消灭“封建”制带来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权力开始逐步集中。

另一个是秦始皇。毛泽东评价秦始皇时说“百代皆行秦法”。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后世封建王朝提供管理和统治的模板，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从此，中国人都深知，统一才能消弭战乱、带来繁荣，任何形式的分疆裂土，都是对中华文明正统、道统和法统的背叛，都是民族之敌、历史之敌。加之汉以后，儒家思想逐步兴起和不断完善，和国家治理需求充分契合，儒家思想成为中央集权的伦理根基、中央集权成为实现儒家思想的政治载体，“大一统”“集体优先”等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