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嘉业堂主人刘承干曾将辽字两册《永乐大典》以一千元的价钱卖给了金梁。这两册《大典》大概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为陈澄中收得。1955年，北图从香港买回一批陈澄中的藏书，其中就包括了这两册《大典》。至于解放后金梁献给北图的一册《大典》，则与刘承干没什么关系

摘要：1931年，嘉业堂主人刘承干曾将辽字两册《永乐大典》以一千元的价钱卖给了金梁。这两册《大典》大概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为陈澄中收得。1955年，北图从香港买回一批陈澄中的藏书，其中就包括了这两册《大典》。至于解放后金梁献给北图的一册《大典》，则与刘承干没什么关系，而应该是得自于文安王祖彝。

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永乐大典》卷5248“辽”字卷端。

民国时期，浙江湖州嘉业堂主人刘承干曾藏有数十册《永乐大典》，而其中的辽字两册（卷5248—5249、卷5251—5252）于1931年以一千元的价钱卖给了金梁[2]。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本人在《再谈嘉业堂藏〈永乐大典〉的下落》一文中有论述[3]。不过，关于此两册在后来的流传情况，本人在该文中推测：解放后，这两册《大典》由金梁献给了北京图书馆，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两册《大典》现在确实是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但是，最近本人在查找《大典》聚散线索时发现，解放后金梁只献了一册《大典》给国图，显然，金梁所献的不应是这两册。那么，金梁究竟献的是哪一册呢？而这两册《大典》又是如何到了国图的呢？本文主要想谈谈这两个问题。

一、金梁献的是哪一册

关于金梁在解放后（即1958年）所献的那一册《大典》，在陈恩惠编《北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卷目表》中有明确记载：“卷2401：原本一册（金梁先生捐赠），影本一册。”也就是说，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卷2401这一册原本，是金梁献的。查国家图书馆善本目录可知，国图确实藏有卷2401这一册的原本。但是，张忱石在《永乐大典史话》附表二“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中将该册收藏者著录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原瑯琊王氏藏，北京图书馆另藏金梁捐赠影印本一册。”[4] 显然，张氏所记有误，而且，金梁所献的是原本一册而不是影印本一册。至于张氏错误著录的原因，大概是受岩井大慧《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新订）》（1963年）的影响，该表著录该册的收藏者为：“旧瑯琊王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5]

那么，金梁所献的卷2401这一册的来源是否与刘承干有关呢？

关于此册收藏者的相关记载还有：袁同礼《近三年来发见之〈永乐大典〉》（1932年2月）：“瑯琊王氏”；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32年12月）：“瑯琊王氏”；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39年7月）：“文安王氏”[6]；今堀诚二《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追补》（1940年）：“文安王氏” [7]。从上述可看出，这一册在金梁收藏之前应是在文安王氏之手，而瑯琊王氏应该就是文安王氏。那么，这位王氏究竟是谁呢？袁氏在表中未言明，而历来谈《大典》收藏的论著均未曾一究此王氏是谁。本人经过详细的查考，现推测此王氏应为王祖彝。查王祖绎、祖彝兄弟纂修的《文安王氏宗谱》[8]可知，王祖彝一族出自瑯琊王氏，与前面推测的瑯琊王氏即文安王氏正相合。该书卷四“世系四”收有祖彝之小传，云：“祖彝，铜陵公四子，字念伦，一字俨伦，号天叙，行四，又行十三，宣统三年京师译学馆毕业，奏奖举人，七品小京官，签分民政部，未到部中。民国元年，经铨叙局考验，作高等文官初试及第，分发教育部学习二年，借补普通教育司主事。四年，叙官授中士。六年派赴福建、江西等省视察学务。八年，给予本部四等奖章。十一年给予本部三等一级文杏章。十二年给予八等嘉禾章。十七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晋文书组组长。十九年，兼任北平华商电灯公司秘书。历充黎明中学校国文教员，北平市体育专科学校史地等科教员。光绪十五年己丑三月初四日丑时生。”从上述看，王祖彝有可能收藏《大典》。而且，民国十七年（1928年）之后，王祖彝任职北图，与袁氏恰为同事，故袁氏对其收藏应了解，并能著录入其“《近三年来发见之〈永乐大典〉》”等表中。

综上所述，卷2401这一册《大典》大概是金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得自于文安王氏，与刘承干没有什么关系。

二、两册辽字《大典》的流传

《大典》卷5248—5249、卷5251—5252在清朝雍正以后与其它《大典》一起藏于翰林院，至于何时流散至民间，则不得而知。那么，刘承干是如何获得这两册的呢？

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载：“（1916年丙辰，七月）廿九日，……益庵携《永乐大典》箫韵辽字两册，一部辽史，旁及契丹国志，几乎包括在内，为周颂芬介绍求售，索三百元。”[9]可知，其时周颂芬有这两册《大典》，托益庵介绍出售。周颂芬，不详其人，叶氏《缘督庐日记抄》中除此条外，只有一条提到此人：“（庚子三月）初五日，周颂芬来，未见，带到栩缘书一函、玉泉山石刻五通、武当山石刻十三通。”[10]推测周氏是位书商，而且与叶氏来往不多，故通过益庵介绍售书。至于益庵，即孙德谦（1869-1935年）。孙氏字受之，一字寿芝，号益庵，晚号隘堪居士，江苏苏州吴县人，历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著有《太史公书义法》、《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稷山段氏二妙年谱》、《诸子要略》、《诸子通考》等。辛亥起义后，孙氏到上海寄寓刘承干家，为其校书。据其《四益宦骈文稿》下卷“希古楼图记”（辛酉）载：“余与翰怡晨夕乐数，八稔于兹。今见翰怡春秋四十矣。”[11]辛酉为1921年。刘承干1881年生，到1921年即有四十岁。而孙氏约于1913年到刘家，至此也正好八年。可见，叶氏日记所载出售《大典》之时（1916年），孙氏正寄寓刘家。其时孙氏与叶氏多有往来，故可为其介绍售书。从日记看，叶氏对此两册《大典》兴趣并不大，应该是生意没有做成。本人推想，在此后不久，此两册《大典》应该是由刘承干买下了。1927年7月，袁同礼与刘国钧合作发表《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收录了吴兴刘氏所藏的这两册《永乐大典》[12]。此目著录的是袁同礼于1923-25年间所新发现的《大典》，因此，1925年之前，刘氏嘉业堂肯定是收入了这两册《大典》。如前所述，1931年，刘承干将这两册《大典》以一千元之价卖给了金梁，而且货款两清，书已交到金梁之手，那么，之后这两册书去哪里了呢 ？[13]

据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载，1933年，金毓黻曾通过金梁借抄得此两册，并撰有《永乐大典辽字二册题记》。其《永乐大典题记》云：“往岁，闻吴兴刘氏嘉业堂藏《辽字永乐大典》二册，以谓其中必谈及辽东事，乃托金息侯先生展转求得之，凡十三萧韵四卷。所录诸书之次：卷五千二百四十八为……；卷五千二百四十九为……；卷五千二百五十一为……；卷五千二百五十二为……。凡此皆属于耶律氏一代之事，与辽东固无与也。……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校勘不清，错讹层出，论者每以为病，不知明修《大典》亦正病此。……一叶之内，指不胜屈。又，不仅《契丹国志》之作《契丹志》（志或作誌），前后不同，为足异耳。《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今已不传，《四库全书总目》别史类据大典本，附存其目，称为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又讥为村塾俗书，简陋殊甚，然藉此本聊窥一斑，亦古籍之仅存者。……余既依原式钞成二册，并为考订如右。癸酉四月金毓黻记。” [14]

此题记作于癸酉（1933年）四月。从题记看，此两册的下落有两种可能：其一、书属于金梁（息侯），金毓黻只是借来录副一份，因为金毓黻没有说这两册是自己的，也没有说花了多少钱购买。其二、书是金毓黻托金梁买的，书属金毓黻。但是，既然书是金毓黻自己的，为何金毓黻还要如原式抄录一份呢？而且，为何金毓黻在得到书两年后才如原式抄录并作题记呢？另外，金毓黻的著述（包括日记）从没提到过他曾收藏过这两册《大典》原本。因此，本人觉得前一种可能性大。岩井大慧《袁氏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补正》（1940年）将这两册的收藏者著录为：“辽阳金毓黻。”[15]前引岩井大慧《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新订）》（1963年）亦著录为：“旧辽阳金毓黻。北京图书馆。”大概是将金毓黻所藏的录副本误为原本。至于前引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附录二“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亦说这两册曾经金毓黻收藏，则可能是参考了岩井大慧的著录。

此外，袁同礼文集“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39年）将这两册著录为大连满铁图书馆收藏[16]，更是不对，因为：首先，若其藏满铁大连图书馆，作为日本学者的岩井大慧应该会更清楚，而不会将其著录为金毓黻收藏；其次，满铁大连图书馆1927-1939年的馆藏目录著录有其新入藏的《大典》，均没有包括此两册[17]；另外，若其在满铁大连图书馆，那么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的《大典》后来都被苏联运走，而且于1954年又返还给了中国（除三册外），这些《大典》中均没有包括此两册[18]。可见，这两册《大典》当时并不在满铁大连图书馆。

事实上，这两册《大典》在金梁之手的时间也并不长，因为到1937年它们已出现在上海市面上了。据《张元济日记》载：“（1937年3月1日）李紫东来，云有辽字《大典》二册。余还六百元。索价千元”、“（1937年3月6日）李子东来，出示辽字《永乐大典》二册。余以前还价六百元，今日又增一百元”[19]。李子东为上海忠厚书庄主人，名锡海，字紫东（又作子东）。李紫东精于鉴别宋、元善本，知识渊博，待人接物热情，藏书家都乐于与他为友。他与张元济早有交往，故会向张元兜售《大典》。至于有学者认为，张氏曾购得此两册，而且此两册在张手上收藏时间不长，约“孤岛”初期售与了文献保存同志会[20]，则未必对，因为：从日记看，张元济只是还价，似乎并未真正购得；张元济若购得，一般会有记载（其所购其它《大典》均有记载），但是，对于此两册，并未见其有已收得的记载。因此，就目前所见材料看，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张氏已购得此两册。本人推测，这两册当时并非由张氏购得，而是由陈澄中买入。

陈澄中购得此两册，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期。陈澄中（1894－1978），名清华，字澄中，号荀斋，湖南祁阳人，解放前曾任过中央银行的总稽核，是有名的银行家；喜收藏古籍善本和古碑帖拓本，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的大收藏家，曾有“南陈北周（叔弢）”之誉，尤以其藏的海内孤本宋版《荀子》闻名于世，为此书屋取名为“荀斋”。抗战胜利后，陈澄中去香港定居。《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著录其所藏《大典》有四册（卷5248-5249，卷5251-5252，卷7213-7214，卷8706），其中就包括了此两册[21]。此两册首页所钤藏印均一样：“御赐金声玉色”朱文长方印、“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朱文方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朱文方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前三印为刘承干的藏印，最后一印是陈澄中的藏印。可见，此两册确实曾入陈澄中之手。

那么，此两册怎么又到了国图呢？

原来，1955年，经周总理批示，北图从香港买回一批陈澄中的藏书，其中就包括了上述陈清华所藏的四册《大典》。因此，这两册《大典》自1955年起就入藏了国图。综上所述，这两册辽字《大典》在民国以来的流传轨迹大致可以描述为：周颂芬——刘承干——金梁——陈澄中（清华）。顺便一提的是，前述金毓黻曾录副过这两册《大典》，只不知金毓黻的录副本目前是否仍存世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号为：10BZS007。 ↩︎

金梁（1878—1962年），号息侯，又号小肃，晚号瓜圃老人，杭县（今杭州）人，寄居北京。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内城警厅知事、民政部参议、奉天旗务处总办、奉天新民府知府、奉天清丈巨副局长、奉天政务厅厅长、蒙古副都统等。解放后迁居北京，在国家文物部门任顾问等职。著述颇丰，有《盛京故宫书画录》、《瓜圃述异》、《光宣小记》、《四朝佚闻》、《清帝外纪》、《清史稿补》等 ↩︎

张升《再谈嘉业堂藏〈永乐大典〉的下落》（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5年第三期，第78—79页。 ↩︎

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M），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页。 ↩︎

岩井大慧《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新订）》（1963年）（A），载《岩井博士古稀记念论文集》（C），岩井博士古稀记念事业会昭和三十八年（1963）编印，第1-70页。 ↩︎

以上分别见国家图书馆编《袁同礼文集》（M），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154、177页。 ↩︎

今堀诚二《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追补》（J），载《史学研究》十二卷三号，昭和十五年（1940），第62-72页。 ↩︎

王祖绎、王祖彝修《文安王氏宗谱》（M），1936年铅印本。 ↩︎

叶昌炽著，王季烈辑《缘督庐日记抄》（M），上海蟫隐庐1933年印行，卷16。 ↩︎

叶昌炽著，王季烈辑《缘督庐日记抄》（M），卷8。 ↩︎

孙德谦《四益宦骈文稿》（M），上海瑞华印务局1936年印行。 ↩︎

国家图书馆编《袁同礼文集》（M），第112页。 ↩︎

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1932年12月）将其收藏者仍著录为：吴兴刘氏。这肯定是不对的，有可能是袁氏当时并不知道其已卖给了金梁。参国家图书馆编《袁同礼文集》（M），第157-158页。 ↩︎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M），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3033页。金毓黻（1887—1962），字静庵，辽宁辽阳人，现代著名的史学家；著作有《渤海国志长编》、《东北通史》、《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等。 ↩︎

岩井大慧《袁氏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补正》（A），载《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C），昭和十五年（1940）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印行，第99-162页。 ↩︎

国家图书馆编《袁同礼文集》（M），第181页。 ↩︎

可参《大连图书馆和汉图书分类目录》第一编（M），满铁大连图书馆编，昭和12年（1937年）2月出版，补收昭和2年（1927年）4月1日—昭和11年（1936年）3月31日入藏之图书；《满铁大连图书馆增加图书分类目录》（昭和14年度）（M），岩田实编，满铁大连图书馆昭和17年（1942年）印行，收录昭和14年度（1939年）增加的图书。 ↩︎

可参赵万里《苏联列宁图书馆送还给中国人民的永乐大典》（J），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二期，第22-24页。 ↩︎

以上分别见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8、1170页。 ↩︎

参柳和城《张元济与〈永乐大典〉》（J），《图书馆杂志》1992年第三期，第51-53页；柳和城《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钩沉》（A），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C）第六辑，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27页。 ↩︎

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合编《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

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9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