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华：曾被中央派到上海稳定大局，48岁成为副市长，69岁副国级

摘要：“1976年10月11日凌晨，飞机几点起飞？”会议室里，陈锦华沉声发问，灯光映在他额头的汗珠上。电话那头答道：“七点二十分，一刻不能耽误！”短短几句，把气氛拉到了极限——上海局势紧张，中央急需可靠干将。他没再说什么，拿起公文包，转身出了门。

“1976年10月11日凌晨，飞机几点起飞？”会议室里，陈锦华沉声发问，灯光映在他额头的汗珠上。电话那头答道：“七点二十分，一刻不能耽误！”短短几句，把气氛拉到了极限——上海局势紧张，中央急需可靠干将。他没再说什么，拿起公文包，转身出了门。

进入四十年代末的上海，繁华与动荡并存。17岁的陈锦华刚进第一印染厂，只是一名普通挡车工。工资不高，可他勤快好学，夜里还点着煤油灯抄工艺笔记。同事回忆，那时的他“话不多，手脚不停”。新中国建立后，这份踏实被组织看在眼里，他被送进保卫人员培训班，随后进入上海军管会。起点并不显赫，却让他很早接触到城市治理的全貌。

五十年代全国工业百废待兴，国家纺织工业部急需懂行又肯干的年轻人。1952年，陈锦华被调到部长办公室做秘书。秘书岗位琐碎枯燥，他却把每份报表、每条产量数字都抄在小本子上，日后做决策时，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写数据成了第一手资料。几年后，他已是研究室副主任，再往后，轻工业部计划组组长。“计划”二字，在当时意味责任更意味压力，他却从未推脱。

“文化大革命”尾声，上海的情况尤为复杂。10月中央决定组建工作组，苏振华带队，陈锦华名列其中，一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便定了人生转折。抵沪后，他分管文教战线，头件事是接管被“四人帮”把持的广播电视台。深夜十一点，台里刚恢复播出，他对技术员说：“让老百姓安心，比任何文件都重要。”有意思的是，当晚收听率一路飙升，街头小巷议论纷纷，“电台换人了”成为最直接的信号。

教育口拨乱反正并不轻松，师生档案、职称考核、教材编写，全是雷区。陈锦华每天两头跑：上午在复旦大学听取诉冤教员的材料，下午到市革委会协调政策，晚上还要整理第二天的方案。几个月后，主要院校恢复正常教学，冤案得到平反。上海知识界私下流传一句话：“那位管轻工业的副部长，比谁都懂教育。”这份信任，为他日后执掌重点项目埋下伏笔。

1977年春，48岁的陈锦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分管重头戏——宝山钢铁总厂。彼时国内钢产量不足三千万吨，宝钢规划年产六百万吨，可谓“钢铁航母”。但反对声此起彼伏，不光嫌投资大，还担心技术路线洋化。陈锦华掌握的数据很硬：到1985年若无新产能，沿海地区钢材缺口将超过一千万吨，“到那时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他拍下桌子说。

1980年，一处深基坑位移，塔吊倾斜近十度。质疑立即升级，舆论喊着“停建止损”。值得一提的是，他没先召集会议，而是拉着地质专家当晚查勘。凌晨两点多，灯光扫过裂缝，他蹲在泥浆里问：“到底是设计问题还是地质数据不到位？”专家回答：“地质参数低估，方案可改。”次日，他用不到两百字电报向北京说明，末尾加一句：“若误判停建，损失将大于挖掉基坑。”电报直达中南海。

风波仍未平息，他又以个人名义递交长达万字的汇报，详列宝钢停建的五大后果：设备成堆、合同违约、产业链断档、外汇浪费、沿海经济失速。这封信保留至今，仍被称为“最有胆识的风险报告”。中央拍板继续建设，追加贷款，并调拨稀缺钢结构件。工地重新热火朝天。1985年9月，宝钢一号高炉点火，火焰冲天三十米，上海滩沸腾。次年产量破百万吨，把国内平炉钢时代推向转炉时代。

宝钢稳定后，陈锦华被调往中石化，担任总经理。他带队赴日本、法国考察炼化装置，回来就定下“三先三后”原则：先抓安全、先抓效益、先抓管理，后上项目、后扩规模、后争名次。听着拗口，却一针见血。短短几年，中石化首次盈利超三十亿元，炼油综合能耗降到国际主流水平。一位老厂长直言：“他不是石油出身，却比石油人更懂算账。”

1990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迎来新掌门。陈锦华在通道里被记者堵住，笑着回答：“改革不是快刀，是外科手术刀。”他主导的价格双轨制拆除、投资审批下放、固定资产折旧新政，一环扣一环。企业松绑、市场活力被激活，GDP年增速随之攀升。有人感慨：“他从车间走到宏观调控，不靠口号，就靠数据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