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南书局的诞生，源于一群海南文化人“存续乡邦文脉”的共同愿景。1924年，留日学生王梦云（一代名儒王国宪弟子）因东京大地震辍学归国，目睹海口乃至全岛缺乏专业书局与印刷机构，大量琼州古籍散佚、本土文化传播受阻，遂联合林成梓、李开定、孙邦鼎、唐品三、王硕人等乡贤，

在海口博爱北路48号，一栋立面镌刻着岁月纹路的南洋骑楼静静矗立，这里是民国时期琼岛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出版机构——海南书局的旧址。

它曾以油墨香串联起海南的文化脉络，在战火与变迁中承载起本土典籍的抢救与传承，如今虽褪去出版功能，却仍是解读海南近代文化史不可绕过的坐标。

海南书局的诞生，源于一群海南文化人“存续乡邦文脉”的共同愿景。1924年，留日学生王梦云（一代名儒王国宪弟子）因东京大地震辍学归国，目睹海口乃至全岛缺乏专业书局与印刷机构，大量琼州古籍散佚、本土文化传播受阻，遂联合林成梓、李开定、孙邦鼎、唐品三、王硕人等乡贤，以“股份制”筹集资金创办书局。

最初在海口南门租铺试业，后斥资购置博爱北路现址房产，改建为兼具书店、印刷厂功能的三层骑楼建筑 —— 一层设图书销售区与接待厅，二层为编辑与校对室，三层及后院为印刷车间，购置的十多台印刷机（含两台从日本引进的铅印机）与百余位工人规模，在当时琼岛同业中首屈一指。

因王梦云需返日完成学业，经股东商议，推举熟悉商业运营的唐品三出任首任经理，而王国宪则以总纂身份主持典籍整理工作，奠定书局“文化传承为主、商业经营为辅”的定位。

书局存续的十余年间，开启了海南近代史上首次系统性的本土典籍抢救与编印工程。

据海南省档案馆藏《海南书局出版物总账》（档案编号QZ-1936-08）记载，其先后整理刊印琼州地方史志、先贤著作共47种，包括明代《琼州府治》（据府学藏孤本复刻）、清代《感恩县志》《琼山县志》（补充缺失的“艺文志”“舆地志”篇章），以及海瑞《海中介公备忘录》、苏东坡《海外集》（收录此前未刊的海南时期诗作12首）、白玉蟾《白玉蟾全集》等，每种出版物均由王国宪亲自校勘并撰写序言，部分典籍还采用“宣纸线装”工艺，力求还原古籍风貌。

这些典籍不仅在岛内流传，更通过海口港远销南洋琼侨聚居地，成为海外游子了解故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当时《琼崖民国日报》曾评价其“以一书局之力，补琼岛千年文脉之缺，功在千秋。”

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口后，海南书局的文化使命被迫中断。根据海南省档案馆藏《日军占领时期琼崖军政档案》（编号QZ-1940-31）记载，日军强占书局建筑，将其改为“陆军报道部”驻地，印刷车间被用于印制日文《海南迅报》及侵略宣传品，大量未刊印的古籍手稿、雕版在混乱中遗失或损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品三率旧部返回旧址，计划重启书局业务，却遭遇琼崖国民党当局干预。1946年，当局以“战时物资征用”名义，将书局二层、三层改为“党部宣传处”与“绥靖公署文书科”，仅保留一层部分区域供书局临时经营。多重打击下，唐品三积郁成疾，于1947年病逝，书局后续经营陷入停滞，至1949年彻底停止运营。

如今的博爱北路48号，虽仍保持着当年骑楼的立面风貌 —— 拱券式门窗、女儿墙浮雕依稀可见，但内部结构已因历史变迁发生改变。

据海南博爱旅业有限公司（现产权单位）工作人员介绍，1989年建筑曾发生火灾，三层印刷车间的木质地板、梁架及留存的少量印刷设备被烧毁，后经修缮改为商业用途。

不过，老居民回忆，2000年修缮时曾在一层角落发现一处封闭的地下暗室，内有残缺的铅字模、泛黄的古籍散页及民国时期的印刷油墨罐，这些遗存现由海口市博物馆代为保管，成为海南书局历史的实物见证。

尽管海南书局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在琼岛文化史上的意义从未褪色。它不仅是近代海南首个专业出版机构，更以典籍整理的实践，为海南本土文化的传承筑起了一道“防护墙”。

如今漫步博爱北路，望着这栋骑楼，仿佛仍能听见当年印刷机的轰鸣与校勘者的低语，而那些经它抢救留存的典籍，早已成为海南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影响着这片土地的文化脉络。

来源：老韓随手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