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的阳光，真就像洒在每个人脸上的金子，不闪不耀，却能让人心里发烫。你别说，现在回头一想，咱们都很难体会到那种集体的劲头儿——整个国家的人，像是拧成了一股绳，奔着光明往前冲。可人活一世，总是既盼着明天更好，也会不由自主回头瞅瞅——那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纪年，

那时候的阳光，真就像洒在每个人脸上的金子，不闪不耀，却能让人心里发烫。你别说，现在回头一想，咱们都很难体会到那种集体的劲头儿——整个国家的人，像是拧成了一股绳，奔着光明往前冲。可人活一世，总是既盼着明天更好，也会不由自主回头瞅瞅——那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纪年，到底有什么魔力？是物质匮乏里的相助？是清贫光景下的笑脸？还是心有什么都敢想、有什么都敢做的底气？谁也说不全。

1965年，海风吹得人睁不开眼，海岛边防上的一队女民兵却是腰杆笔直地站着，冲锋枪挂在肩，晒得脸庞黑里透红。大伙儿都有名字，可在队里互相喊得都是“张同志”“李同志”，亲疏不分。她们摘下帽子，拿冷水抹把脸，就喊着分工巡逻、做饭、织网。夜里轮哨，渔火点点，她们挤一铺大通铺，醒来时发现鞋都挪了位，谁都没计较。当时说实话，日子苦，好几个月没肉吃不新鲜，可谁心里都觉得像打了气的皮球，蓄满劲儿。

那气氛不光在海岛。在城市，各行各业的新主人——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一身汗一腔热，真敢拍着胸脯说：“这国家有我一份！”有空跑到剧场里听场样板戏，也是个头等乐事。比如那年《红灯记》火遍了大江南北，刘长瑜饰的李铁梅，眼神里透着倔强，有点像咱们小时候那些最能“号召大家学雷锋”的女班长。她举枪那一幕，戏里戏外都得同学们议论一中午，谁模仿得更像，还得表扬。

别以为那时候的姑娘都拘着。正相反，她们领着同伙去砍柴，帮孤寡老人劈柴、挑水、扫院子，麻利得很。其实队长也就比其他人多了条红领巾，但大家心服口服，因为是带头干活、带头写好字的人。什么“毫不利己”，那时候是真的。见过饥饿，但见不着自私。

你看，那个年代的照片——无论是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学生，公园里嘻嘻哈哈的小孩，还是天安门广场上神气得不得了的少先队儿童——脸上的神情都特别阳光。几乎难找一个抑郁的模样：不是在跑，就是在笑。一个小孩背着更小的弟弟，也照骑着树枝子“打马”，就那么几根竹杠，能玩一下午。偶尔也有摔跤、哭鼻子，可只要拉起小伙伴就不再抱怨。

杨丽坤演《阿诗玛》时根本不需美颜滤镜。那时候，女孩水里洗个脸，抓抓头发就敢出门，随便一个微笑都直击人心。人和人之间没太多距离感——你家缺个什么东西，张大妈家可能直接送来，不用请，不用还。人要是有事儿，全街坊都来帮。物质是少了点，可人的心真敞亮。

1955年的工人，刚下井，满脸的煤灰衬着笑意，一身破旧制服也能挺出点骄傲来。有时候发了工资，几个工友合着包夜饭，桌上没几片肉，却能畅所欲言。那是刚翻身的时候，每个人心头都飘着点“苦尽甘来”的暖气。回想起来吧，空气都像是洁净的，有人觉得是因为工厂少，其实更是因为人活得痛快、实在。

不是说谁都没有矛盾——生活永远绕不开争吵，误会，甚至小气。可大伙儿认死理儿的地方特别多。孩子们争小红花，班级评先进，电视新闻里宣扬点英雄典型，底下的小孩就真把英雄当榜样。家里分了房，哪家先住也是街坊们反复商量、非争不可的事儿。有时候争红了脸，可最后大家还是凑在一起商量明天的活动。一切都靠真心维持着的规矩，这种日子稀罕。

说不上是怀旧，更多是一颗不舍的心：那年月大家都信一个理儿——国家前头，个人在后头。我有的事儿你来分一半，你缺觉我帮你顶一宿班，乡下娃上学不容易，家里人都攒钱送，成绩好就是全家荣光。嘴上抱怨日子苦，可你说让他另选一次，多半还肯吃这份苦，只要大伙儿一块儿奔头。

时光就这么溜过去。逢年会回忆起1959年、1960年，劳工农民们拿着结班喜报，高高兴兴穿梭在大街小巷。五保户贴着窗户瞧少先队员扛着斧头、咯咯闹闹地帮把手。说到底，幸福感也许来自同一段辛苦，但身边总有人扶一把。现在很难有那种不必提防、心头熨帖的踏实。

咱们常说“时代变了”，到底丢了啥，留了啥？这一切，早就镶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有人说往事如烟——可我觉得，那些少年的笑声、姐妹们扎辫子的手忙脚乱、工地上抢先出力的手劲，记得太清楚，根本不似烟雾翻腾的模糊。偶尔翻翻老照片，或街边遇见某个老者，哪怕身形佝偻、声音低哑，也依稀看得出当年那个扬眉吐气的年轻人底色。

当然，人不可能只活在回忆里。时间推着我们往前走，物质早已丰富，理想再高的人，有时也要为一顿饭跑断腿。但你问我，童年时代遇到的那些温暖、那种集体的热情，还有一种人只靠拍胸脯、握紧拳头就敢许诺的爱国心，是真实存在的。它在那些艰苦又热烈的日子里慢慢长了根，成了后来人心头永远的灯。你说，这样的年代，会再来一次吗？还是只能在口口相传里越拉越远、越说越温柔？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