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颖超作为新中国建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革命者，她的医疗保健本应享受着国家最高级别的待遇。然而，她在晚年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却专门留下了遗嘱，要求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让自己自然死亡，不要费尽力气抢救自己。
邓颖超作为新中国建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革命者，她的医疗保健本应享受着国家最高级别的待遇。然而，她在晚年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却专门留下了遗嘱，要求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让自己自然死亡，不要费尽力气抢救自己。
她的这一态度既是不想浪费国家宝贵的医疗资源，同时也是因为她认为生命有其自然规律，反对过度抢救，人为的延长个别人的寿命。
然而，由于她也曾经在此前多次公开表态支持安乐死，以致于一些人甚至个别媒体将这两件事放在了一起，造成了人们误以为邓颖超曾经要求过安乐死，其实这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
邓颖超晚年明确表示了对“过度抢救”的反对态度，这一立场与她的革命经历、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前经历的多次抢救，尤其是化疗、抽血等高强度医疗措施，给周恩来带来了沉重的痛苦，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了眼中，心疼之余，也开始反思如果自己的生命快走了尽头，应该如何？
目睹了周恩来在病痛中“高烧、休克”等等苦不堪言的经历，让邓颖超深刻意识到“单纯延长生命长度”与“维持生命尊严”之间的冲突。因此，她在1982年第一次立下遗嘱时，就明确要求“在我患病后，不要安排医疗团队，千万不要抢救，不要浪费医疗资源”，并强调“即便延续一两天的生命，活着也是痛苦”。
1991年因肺炎住院时，她进一步补充道：“当我病重陷入昏迷，请不要再用任何措施抢救，更不要做后续治疗。”
这一补充要求明确了包括药物、器械维持等一切人为干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邓颖超的遗嘱并非简单的“放弃治疗”，而是包含了对医疗资源的深刻考虑。她多次提到“减少国家负担”，认为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将资源用于更有希望的患者更有意义。
例如，她在1992年病情恶化时对秘书说：“我这台机器已经故障了，老化了，实在没有修理的必要了。”这一比喻既是对自身病情的清醒认知，也包含了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分配给其他更需要抢救者的考虑。
1988年，邓颖超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后，主动致信节目组，重申自己的观点：“我非常赞成安乐死，延长病重患者的痛苦是没有意义的。”信中，她将“不抢救”与“人道主义”直接关联，认为在生命不可逆转时，医疗干预反而违背了自然规律。
这一表述被部分媒体误认为是对“安乐死”的支持，但需注意，邓颖超信中的意义很明确，那就是“放弃无意义的治疗”，而非像“安乐死”那样主动终止生命。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属于被动接受自然死亡，后者则是主动介入生命终结过程。
邓颖超的立场更接近于现代医学伦理中的“姑息治疗”理念。尽管邓颖超多次公开表示“赞成安乐死”，但其遗嘱内容与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存在本质差异。根据现有资料，她从未要求通过药物或技术手段主动结束生命，而是主张在病情不可逆转时停止无效治疗。
例如，1991年病危期间，她并未向医生“寻求致死药物，实施安乐死”，而是“主动放弃抢救”。邓颖超的要求，最多属于“消极安乐死”，即停止治疗。这与“积极安乐死”，即主动用药致死，不仅存在法律与伦理的明确界限，而且相差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尽管邓颖超态度坚决，但其遗嘱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哪怕停止治疗这个要求，也没有被实现。1991年邓颖超因肺炎入院后，尽管多次主动要求停止治疗，但医院仍全力抢救，甚至通过令病人痛苦的胃漏手术延长其生命。
一方面，医护人员无法违背“救死扶伤”的职业准则；另一方面，邓颖超的特殊身份使她的生死问题被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导致“无人敢拍板放弃治疗”。
邓颖超的事情表明，在缺乏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即便个人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放弃治疗的意愿，医院仍然可能因为社会观念、职业伦理与政治考量，而不得不违背个人的意愿，继续进行令人痛苦的治疗，仅仅为了延长当事人几个月甚至几天的生命。
邓颖超的遗嘱未能实现，虽然是她的遗憾。然而，邓颖超有关“安乐死”与反对过度抢救的观念推动了公众对“生命权”与“尊严权”的考虑，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对患者自主权的关注。
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部分人以此为例，将邓颖超遗嘱片面解读为对安乐死的支持，忽视了被动放弃治疗与主动终止生命的法律界限。在我国安乐死仍然被禁止，而且在整个世界上支持安乐死的国家同样少之又少，这其中除了医疗伦理原因外，还主要是出于对人生命的尊重。
虽然对个别人来讲，安乐死的确是减轻其痛苦的良药，但同时，作为社会管理者更担心的是安乐死一旦被滥用，那么产生的消极意义可能会更大，尤其是社会的中下层人民可能成为安乐死的最大受害者。
这也是我国始终反对安乐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体现了我国医疗的基本态度是以治病救人为核心。我们建国以来的医疗体系，虽然起步晚，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整个世界医疗体系中，像我国这样能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体系，在世界上也是少之又少的。
总之，邓颖超晚年对“拒绝过度抢救”的坚持，反映了一位革命者对生命尊严的深刻理解。
来源：枕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