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即消亡）曾是悬在研究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在量化考核、机构竞争和电子化浪潮的冲击下，学术出版生态已悄然剧变——论文书籍激增，引用阅读却锐减，大量心血之作无人问津。日本大学出版社扩张后又急速紧缩，学术专著首印

《学术书生存指南》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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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即消亡）曾是悬在研究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在量化考核、机构竞争和电子化浪潮的冲击下，学术出版生态已悄然剧变——论文书籍激增，引用阅读却锐减，大量心血之作无人问津。日本大学出版社扩张后又急速紧缩，学术专著首印量骤降，人文领域高达98%的论文零引用……我们是否已步入“即使出版也消亡”的绝望时代？

这本《学术书生存指南》直击学术出版核心困境！它不只剖析“量大于质”的出版疲弊，更提供破局之道：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让你的学术著作精准定位读者、讲好研究故事、跨越学科壁垒，真正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我们必须改变，从有效书写开始。

研究者或是立志成为研究者的人士或许都听过一句话——“Publish or Perish”，译作中文便是“不出版（发表）即消亡”，这句话第一次用在学术场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当时多指对不发表成果的研究人士的批判和斥责，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该说法的用法从近二十五年开始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以前这是教授在训斥懒惰的研究生时使用的话语，逐渐它开始出现在一些已经非常优秀的研究人士的口中。若是到了某一时间结点未能发表研究成果，他们会因此职位不保或是无法获得研究经费，因而焦躁不安。同时，这已经不是个别研究人士的问题，在很多研究机构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具体来讲，大学或是研究机构若是无法公开出版学术成果，那么便无法在业界立足。不仅如此，大学或研究机构出版的已经完成同行评审的学术杂志和学术书的数量已不再是唯一指标，该成果有多少引用率也成为评价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重要指标。如此看来，从个人而言所谓的“不出版即消亡”，到了组织机构这里似乎译作“不出版即撤销”更为合适。曾几何时，我还没有太强烈的写作出版的意识。从1990年代初的大学设置标准大纲化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学改革，尤其是引入了自我评价体系之后，研究生院做了重点化改革，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法人化。当学术研究的世界中竞争元素被制度化，“不出版即撤销”的倾向便更为明显了。

1. “不出版即消亡”与学术出版的疲弊

那么，问题来了。当学术研究中引入了竞争元素，学术成果的公开发表成为衡量学术研究的量性指标时，很多以前并未重视的问题便接踵而来。

众所周知，近二十五年来，尤其是在STM（理科、工科、医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急剧增加，这些数据报告大多依托有名的国际学术期刊的论文数据平台的支撑，著作的出版情况也大抵如此。学术书存在一个定义的问题，因此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如果硬是要归纳一下，可以发现以下三大倾向。

其一包括美国的学术出版，尤其是大学出版社的动向。S. 霍多罗在《学术图书的过去与未来》的学术论文中曾指出，学术图书将逐渐成为单纯地用来评价终身任职权或晋升的基准，内容日渐狭隘化，而不再作为一种知性价值的存在。在“不出版即消亡”的发达国家美国，很多研究人士为了获得大学终身教职，将学位论文直接出版，而接受并支持其出版的则多是大学出版社。那么，结果会怎样？

在美国，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旗下有大约120家大学出版社，其中大学出版社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倾向，小型出版社若没有校方的支持几乎无法经营，而包括大型出版社在内的持续盈利经营的仅有十来所高校。美国的大学出版社，担负着学术交流的重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影响力。当其单纯成为研究评价的工具时，结果便是大多无法盈利。

其二，我们把目光投向日本。昭和初期，日本的书籍年发行量超过2万册，尽管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前后数值上呈现锐减趋势，但是很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至1970年代末基本回归至2万册。参考人口规模的增减，出版界的年发行量保持在这个规模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了。然而，进入80年代之后，数据呈明显上升趋势，90年代初，正如前文所言，竞争元素引入学界并制度化，趋势线直线飙升。当然，其中学术书的增量有多大，学术出版体量的变大对于学术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由于没有具体的数据，无法给出定论。但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恐怕这与出版发行量的激增不无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后文中也会详述，这里暂不展开。

其三是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动向，这是书籍发行量激增的第二个体现。实际上，随着书籍发行量的上升，出版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持续扩张的状况。日本的书籍总销售额以1996年为界逐年减少，与此相应，出版社的数量也从约4600家的最高点急速减少。正所谓出版行业进入了不景气时期，从统计的数据便可窥见一二。如前文所述，由于没有将学术书单独抽出而统计的具体数据，因此无法明确获知具体情况，但是从出版史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其不景气的征兆从1970年代的前半部分就已经萌发，到70年代末期突显出来。80年代后，由于学生的“脱纸化”倾向日趋加重，书籍总销售额几乎一直处于低位。

一般来说，商业规模伴随着市场的拓展而扩大，但是，在上述严峻的出版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大学出版社的创立还是显现出活跃的特质。东京大学出版社创立于1951年，而更有早在明治初期就创立的出版社，也有进入1990年代才创立的出版社，其中尤以公立大学出版社居多。换个角度来看，出版市场紧缩的1996年之后，大学创立出版社成为一大热潮。

尽管无法统计到所有出版社的活动数据，但是，从日本的大学出版社协会（AJUP）的加盟出版社统计到的数据来看，1970年发行刊数为347种，至1980年上升到478种，1990年为581种，2010年为770种，至本书发行前的2014年最新调查所示，年发行量为723种。虽然未达到日本全部书籍发行量的增长率，但是也可以看出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虽然出版市场收缩，但是大学创立出版社仍成为一大热潮的背景有二。其一，如开篇所言，不仅是个人，组织机构也开始推崇“不出版即消亡”；其二，尽管市场规模缩小，但是既有的出版社无法承担所有的出版任务。自然科学领域，成果公开大多需要通过学术期刊，而在人文社会和综合领域中，包括教科书和概说类书籍在内的书籍出版是业绩评价的主要依据。当然，并非仅仅将学术成果付梓成书即可，还须关注其学术影响力，因此，选择更具流通实力的出版社来出版显得尤其重要。但是，在前面提到的出版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只有被认为“畅销”的书才会出版。如此一来，大学或是组织机构争相创立自己所属的出版社就很容易理解了。

日本大学出版社的这一动向，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是否合理呢？实际上，有些大学出版社创立后仅维持了数年便停止了实际出版活动，因此在创立之初还是应当充分考量再做决定，但这并非本书想要探讨的内容。“不出版即消亡”内涵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学术成果发表中的重要问题，甚至出现了“即使出版也消亡”的情况，这也正是笔者的担心所在。

2. “即使出版也消亡”的时代已到来

基于上文所述美国的大学出版社的相关情况，京都大学学术出版协会从1999年开始，与国外的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展将英文的学术书从日本向全世界发行的项目。熟识的欧美编辑们分享了当地经过激烈的竞争而磨炼出的丰富的学术出版技巧和心得，其中关于学术书的发行的讨论最为热烈和认真。概括来说，在美国，以前的学术书籍的首印量大约为2000册，而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协会，译著和面向国民的教育类书籍、教科书之外的“狭义的研究书籍”平均首印量大约为1000册。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的研究人士的数量差异，美国出版界“2000册”的这个数字是恰当的。但是，当其作为“不出版即消亡”的出版承接单位，出版社开始普及“按需出版”后，首印量明显减少（少时仅有200—300册），而且就算不是考虑是否加印的问题，首印的200—300册的量是否能售完有时也成问题。正如霍多罗所言，当“学术书籍”单纯作为人事审查衡量基准，便已经失去向广大读者传达知识的价值了。

关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学部门执行主编C.沃特斯曾指出，“不受读者喜爱或是未经阅读的论文”堆满了主编室。尽管笔者不太认同这样简单露骨的表达，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组数据：75%的社会科学的论文一次都未被引用，人文学科中，98%（还可能更高）的论文未被引用，尽管这些数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调查所得还有待商榷，但是，倘若日本的学术书籍、学术论文无人阅读，这还是让人很难接受的。诚然，笔者还未看到具体关于学术论文（包括日文论文）在我国的引用率、引用次数的调查统计数据，但是想来与切尼和汉密尔顿对于美国状况的描述大同小异。

总而言之，论文无人阅读，作为学术交流的媒介的学术书籍仅出版少量，这原因究竟何在？深究其要因，应该在于“不出版即消亡”的前提已崩塌。学术交流的世界里应该是只有在认真阅读之后才能进行评价，无人阅读的这种“出版”就毫无意义。花了大心思去做研究并出版的学术书籍却无人问津、无人评价，这就是所谓的“即使出版也消亡”的时代。即便如此，研究者为了得到认可，必须继续促成学术成果的“出版”。因此，我们只有从本质上去重新认识“出版”本身，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思考学术书籍该如何写作，想必有益，这也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那么，这里的学术成果为什么一定要是“书”呢？

3. 电子化时代的分类、技巧和手法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下一章中将具体论述，这里想讨论的是“即使出版也消亡”时代的到来，即哪怕写好论文并公开发表，也未能得到广泛阅读，其原因之一是发表媒介发生了变化。学术成果发表媒介种类的大幅度增加，是相对于之前研究成果只能经由学术杂志或是学术书籍等形式来公开而言的。直到近25年前，纸质媒介只有纪要、学术杂志、学术书籍等有限的几种方式，而现今，网络上的诸多媒介——例如学术信息库（大学或是研究机构用电子形式保存和公开组织内部关于教育、研究活动的学术成果的系统），或是研究人士的个人微博等——就可以成为直接的信息发射源，形式非常多样。当然，以往的媒介本身也实现了电子化，在STM的领域，已经很难找到没有线上期刊的杂志了。线上期刊本身有多种分类，有已经完成同行评审的付费杂志，有的杂志可以开放存取（open access），也有些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纪要类论文。

在这一背景下，以前的发表媒介，尤其是作为纸质媒介的学术书籍的锐减也具有其必然性了。笔者一直很关注研究成果的线上化，特别是学术成果公开查阅的可能性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便如此，传统的学术书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如前文所述，反而其出版总量逐年递增，这是何故？当然是在学术研究层面，“书”一直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缘故。关于“写书的意义”这部分内容，第二章将详细论述，而在这里想提前论及的是“写书的意义”在当今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将研究发表的媒介进行“分类”尤为重要。换言之，即“何以为书”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也是本书的重要主题之一。

毋庸赘言，“何以为书”，简单地说就是“写什么”，而比起“写什么”，首先要着眼的是“怎样写”这样的实践性问题。如何写作，在大学或是研究生的课堂上几乎没有专门的课程来教授，最近有的学校开设了“学术写作”类的课程，但是授课内容大多为学术论文的基础性格式规范、图表的制作方式等内容，还未达到去思考学术论文的读者是谁、如何企划才能更有“卖点”、如何提高可读性等问题，并从具体技法等方面进行实践性指导的层面。本书将从两位笔者的亲身体验入手，不仅从“学术写作的基础”层面，而且从更为全面的、实践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写作”的问题。开放存取等学术成果发表媒介的全新探索，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术交流，我相信对于学术书写法的思考也将进一步助力学术交流。

在现今这个时代，纸质媒介的制作也大部分电子化了，很多研究人士对此并不熟悉，因为未知而带来误解时有发生。在笔者的恩师的时代，“纸质文稿”还是普遍性的写作方式，此时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文字一旦成型，便很难再进行大规模的修改。但是，当研究人士几乎百分之百拥有电脑之后，“文字处理感”的错觉产生了，他们认为文稿可以自由修改并且即时反映到纸面上。实际上，无论是“纸质文稿”还是“电子媒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很多研究人士不会想到，这种“文字处理感”会造成文稿写作时的混乱，同时增加制作成本。成本的提高反映在价格上，价格提升大多会降低销售量。本书将在理解上述文稿制作方式的基础上探讨学术书籍的写法。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