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元朝以前,中原王朝尽管一直未能将其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但双方一直保持着亲疏不同的关系。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西藏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中央政府也一直对西藏行使着主权。
在元朝以前,中原王朝尽管一直未能将其纳入到直接管辖之下,但双方一直保持着亲疏不同的关系。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西藏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中央政府也一直对西藏行使着主权。
忽必烈与八思巴
时光荏苒,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一直以“天朝上国”的清朝逐步沦为了列强蚕食的对象,边疆危机纷至沓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逐渐沦为了英俄等列强觊觎的对象。
那么问题来了,所谓的“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谁?我们应该如何理智看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布达拉宫
进入19世纪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进一步加速了侵略亚洲的进程。19世纪中叶,印度正式沦为其殖民地。基于统辖印度与威慑中亚的双重目的,英国决议将西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1)“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英国
资料显示,在1888年与1903年,英国两次发动了侵略西藏的战争。在第二次侵藏战争中,英军于1904年8月攻入拉萨,并胁迫西藏地方官员与之签订了《拉萨条约》。
电影《红河谷》中的英国侵略军
需要指出的是,西藏军民从未向英国人屈服。他们不仅坚决阻止划界,还坚持越过英印政府私自竖立的界碑,前往原有的牧场放牧。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掀起了了挽回主权的活动。于是,清政府以“条约有损主权”为由,令驻藏大臣不予签字。
考虑到国内政坛动荡、社会矛盾严重的现状,英国决定在谈判中主动让步。1906年4月,双方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在将《拉萨条约》视为“附约”的基础上,议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未被收入其中,《拉萨条约》中的大多数条款也被予以保留了。
1908年,双方签订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使得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了。
电影《红河谷》中的抵抗群众
在英国“缜密布局”的同时,几乎将中亚各地尽数收入囊中的沙俄势力,也对西藏动起了小心思。
1907年8月,双方以西藏等地为砝码,签订了所谓《英俄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保证“不干涉西藏地区的内政,不破坏其领土完整”,“只可经过中国政府与西藏进行交涉,不派遣代表到拉萨,不得在西藏索求或取得铁路、公路、电报和矿产的租让权”。
但需要指出的是,两国在该协定中虚构的所谓“宗主权”,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这也意味着,“西藏问题”的潘多拉魔盒被正式打开了。
沙俄的扩张
2)英国人的 “卷土重来”
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初立。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尽管在《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中一再重申,“(民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赔款及保护其在华特权”。但是,西方列强们依然利用政权交替的动荡局势,进一步扩大侵略利益。
于是,认为“时机成熟”的英国人,不仅大肆煽动西藏噶厦政府宣布独立,并向对方保证,“西藏完全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
作为交换,“西藏需要承认英国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报酬”,“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
上世纪20年代的拉萨
1913年,英国政府胁迫北洋政府参加了在印度召开的“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英国人在“宗主权”问题上大做手脚,不仅挑唆西藏代表喊出“西藏独立”口号,还蛊惑西藏代表提出了“西藏疆域应该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以及打箭炉等地”的要求。显然,这些无理条件遭到了中方代表的严正抗议。
合影的三国代表
见双方代表的争论已进入白热化,“坐山观虎斗”的英国代表,以“调停人”的姿态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他们建议中方将把西藏与甘青川滇藏区,划分为内藏和外藏;其次,他们简体中方“承认外藏自治”,保证“不干涉其内政”;第三,北洋政府可以派遣大臣入驻拉萨,但“护卫部队限三百人”。
在今天看来,英国人的“建议”,无外乎就是想让西藏噶厦政府脱离北洋政府的直接管辖。因此,这一无理要求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方代表也拒绝在这份题为“西姆拉条约”的文件上签字。
英国代表提出的“内藏外藏方案”
可即便如此,英国方面从未有过收敛的意思。他们擅自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尽管包括北洋政府在内的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麦克马洪线”。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根子虚乌有的“长线”所衍生的领土纠纷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以妥善解决。
3)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942年夏,在英国的暗中支持下,噶厦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大肆推行所谓的“西藏独立”运动。消息传出,全国人民大为愤慨,国民政府同时发布了严正警告。
1947年3月,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在得知民国政府派遣代表参会后,英国人不仅“主动”邀请西藏派遣代表参加。还在会场上悬挂“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国旗,并让西藏代表坐在“只有主权国家代表才能坐的主席台上”。
另外,会场悬挂的亚洲地图,特意将西藏划出了中国版图,企图向外界制造一个“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假象。
上述一系列丧心病狂的“小动作”,激起了中方代表的严重不满。最终,印度组委会主动做出改正,英国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民国驻印度大使馆邀请代表团赴宴,西藏地方代表也参加了宴请
就在这一期间,美国人开启了炒作“西藏问题”的进程。1949年1月,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向国务院提出建议,“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高层们进一步提出,“美国应把西藏看成是独立国家,使之成为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至此,美国正式“接过了英国人的衣钵”,开始频繁与噶厦政府“眉来眼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援助西藏噶厦政府。首先,他们将大批枪支弹药经由印度加尔各答运抵西藏,以做武装支援;其次,他们大打舆论战,一再诬称我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还指使拉美小国萨尔瓦多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讨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的提案。
朝鲜战争的爆发,让美国人决定公开支持“藏独”
实际上,即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依然通过印度向以达赖集团为首的藏独势力提供装备与技术支持,还挑唆他们发动武装叛乱。
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逐步减少了对“藏独势力”的武器援助,但依然在舆论场上“小动作不断”。
他们一边在官方场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继续在政治、舆论以及资金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在国外从事分裂活动的“藏独团体”。
深夜的美国白宫
4)印度人的小心思
实际上,除了传统列强之外,印度也经常在“西藏问题”上煽风点火。
1947年,英国在全面撤出印度时,时任驻印总督麦克马洪将藏南的大片土地划入印度版图中,这便是中印边界问题的“源头”。
因为客观存在的领土争端,使得印度也在西藏问题上奉行两面政策,即一边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边长期庇护和支持藏独势力在境内的分裂活动。资料显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印度不仅是达赖集团的主要支持者,还达赖集团活动的大本营。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2)中被俘的印度官兵
客观地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局势已经变得极为严峻。具体而言,西藏境内爆发的“驱汉事件”和“亲善使团”事件,便是当地民族问题显著升级的重要标志。
1)“驱汉事件”和“亲善使团”事件
所谓的“驱汉事件”,爆发于新中国成立的几个月之前。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突然向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发起了“逐客令”:“为防止赤化,西藏民众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限令办事处全体人员及其下属单位人员于两周内离开拉萨。”
在藏军的威逼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各级官员以及其下属的小学、电台、气象测候所等单位人员300余人,不得不在7月间分三批撤离西藏。
30年代末的西藏地方军队
所谓的“亲善使团”事件,爆发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
同年年初,川、云、康、甘、青境内的藏族聚居地区全部解放,解放军开始部署进军西藏事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到西方挑唆的噶厦政府决定,“组织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度、尼泊尔等国请求援助,并赴北京详细阐述独立愿望”。
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向英美等国发出了严正警告。其结果就是,英美等国表示“不接纳西藏的使团”。所谓“亲善使团”在印度转悠了一圈之后,不得不灰溜溜地返回了自己的大本营。
老照片中的西藏地方部队
2)噶厦政府的负隅顽抗
在分裂阴谋被挫败后,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厦政府“分裂派”决定加紧备战。于是,当地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几乎所有男丁,全部被征召入伍,并配备了大量的美式装备。
资料显示,截至9月底,藏军全部17个代本(相当于团)中,至少有10个代本配备了美式装备。他们全部被调至藏东地区,打算与解放军一决高下。
因为历史等原因,近代的噶厦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很低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中共中央于1950年初决定,“以解放军十八军为主力,由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分经青藏、新疆和云南部队一部入藏”。
与此同时,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全面统筹负责进军西藏与经营西藏的相关工作。
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力争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在这样大背景下,组织上先后通过藏语广播、派遣专人入藏劝说等方式,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工作。
电视剧《格达活佛》中的格达活佛形象
遗憾的是,在1950年2月至7月,我党先后派出4批人进藏劝和,但都遭到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分裂分子的顽固拒绝。
其中,夏日和和仙灵两位活佛,在抵达那曲后,便遭到了噶厦政府的软禁;德高望重的格达活佛,更是在抵达昌都后于8月28日遇害身亡。
见对方态度冥顽不化,中央决定发起昌都战役,以打促谈。1950年10月6日,解放军发起了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接收和歼灭藏军合计5700余人,抓获英国特务福特等4人。至此,进军西藏的门户被彻底打开了。
昌都战役中,我军突击队追击包围敌人(中国军网)
3)“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昌都战役的失利,顿时让西藏上层集团慌了手脚。噶厦政府的高级官员与三大寺堪布紧急开会研究对策。会议的结果是,昏庸老朽的摄政达扎被撤职,时年不到16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
在僧俗贵族们的摆布与蛊惑下,对政治懵懵懂懂的达赖喇嘛,于藏历11月11日仓促离开拉萨,打算在逃至印度后“投靠英美朋友”。不过,无论是“英美朋友”还是印度,都只准许他“以难民身份在印度避难”。
1938年的布达拉宫
在经过一系列的内部讨论后,噶厦政府决定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率领代表团赴北京谈判。
从4月29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与西藏噶厦政府代表经过六轮谈判后,于5月23日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根据“十七条协议”和进军西藏训令,十八军主力于10月26日进入拉萨。至此,西藏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八军
4)“农奴制改革”掀起的波澜
众所周知,西藏地区一直实行着落后且具备政教合一性质的“封建农奴制”。因此,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一直都是人民政府首当其冲解决的重要任务。
不过,考虑到西藏的特殊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央政府一直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并不断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上层主动响应改革。
1954年,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二人不仅共同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6年4月,十四世达赖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六年不改”的决定,即“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这一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不过,本地的“藏独势力”,一直在暗中有所动作。
在1952年3—4月间,司曹(代理摄政)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不仅暗中支持非法组织在拉萨闹事,还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
1955年5月,在达赖喇嘛由内地返藏途中,随行的噶厦政府噶伦索康等人以“参与佛事活动”为由,在西康省藏区秘密会见了当地土司和寺院住持,企图策动暴动事件,对抗民主改革。
资料显示,在整个1956年间,当地的叛乱分子不仅多次围攻地方政府机关,还残忍杀害了数百名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
老照片中的亚东集市
1957年5月,流窜到西藏境内叛乱头目恩珠仓·贡布扎西等人,在拉萨成立了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次年6月,这些人窜至山南地区,正式成立了所谓“四水六岗卫教军”,企图建立永久性的武装“根据地”。
这一伙武装叛乱分子,频繁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大肆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机关和部队,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资料显示,仅1958年8月,西藏境内就爆发了70多起恶性案件。
老照片中的布达拉宫
在进入1959年后,大规模的叛乱彻底爆发了。3月9日晚,叛乱分子借达赖喇嘛准备赶赴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之机,煽动不明真相的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我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
3月10日凌晨,大批叛乱分子与被蛊惑的2000多人共同赶赴罗布林卡,不仅在沿途大肆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还喊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人不仅打伤了噶厦政府的卸任噶伦桑颇·才旺仁增,还将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帕巴拉·索朗降措被活活打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示众。
帕巴拉·索朗降措追悼会现场
3月17日夜,达赖喇嘛伙同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逃离拉萨,抵达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地区。
3月20日凌晨,约7000多名叛乱分子向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了全面进攻。面对对方的挑衅,解放军奉命反击。
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仅用两天时间便歼灭了集结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并迅速铲除了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分子据点,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逃往境外的西藏贵族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令,正式解散西藏噶厦政府,改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并委任十世班禅担任代理主任委员一职。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基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在研讨“西藏问题”时,中央政府一直采取着耐心等待的态度。实际上,逃往海外的达赖喇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了1964年。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冥顽不化的藏独分子,公开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使得“西藏问题”演变成了“国际性问题”。
西藏农科院的研究人员经过努力在高原试种成功冬小麦(张冠嵘 苏俊慧 摄影)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都做出了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蜜汁操作”?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在逃往印度以后,不仅极力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还成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颁布所谓的“宪法”,公开与中央政府决裂。
1960年9月,这些人在印度召开了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不仅成立了所谓“流亡政府”,还颁布了所谓《西藏国宪法》。
“宪法”规定,“达赖喇嘛是这个国家的首脑”,“大臣也均需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在得到达赖同意后方被认可”。实际上,即便在修改于1991年的“新宪法”当中,达赖喇嘛依然是“国家首脑”。
另外,“流亡政府”不仅炮制了“国旗”、“国歌”,绘制了包括川、青、甘、滇藏区在内的“西藏国地图”,还长期向国外藏胞征收“独立税”,充当自己的“活动资金”。
掌握了缝纫机缝纫技术的藏族妇女们缝制藏装(张冠嵘 摄影)
其次,“流亡政府”一度筹建了武装部队。
在印度和美国的暗中支持下,“流亡政府”以外逃的2万人为基础,在上世纪60年代组建了两支武装。
一支就是前面提到的“四水六岗卫教军”。这支“卫教军”在筹建之初,合计约有3200余人,武器装备和经费主要由美国提供。因为长期骚扰中印和尼泊尔边境,最终在70年代中期被尼泊尔政府军尽数消灭。
另一支是成立于1962年11月,在印度和美国帮助下组建的所谓“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简单地说,“流亡政府”负责兵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印度负责组编、供应和直接指挥。
现如今,这支部队大约有10000余人,下设有6个营,每个营下设6个连,美国中情局与印度情报局负责训练事宜。
老照片中的“印藏特种边境部队”
第三,成立各种“藏独”组织。
从20世纪60年代起,藏独分子们在国外陆续成立了一批以“三区团结会”、“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为代表的所谓“民间社团”和组织。
其中,“西藏青年大会”,即所谓的“藏青会”,不仅是在达赖的直接授意下建立的,更是坚持用恐怖和暴力手段闹“藏独”最顽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组织,宣称要“集中青年力量,争取最终实现西藏独立”。
第四,大肆造谣诽谤,策动骚乱,破坏西藏社会稳定。
50多年来,“藏独”分子们不仅炮制了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等大量危害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的谎言,还开设藏语广播节目,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内藏区散发旨在“反华反共”的宣传品。
民主改革前,强巴加参是农奴,1965年时,他已经成为八一农场的拖拉机手(金持元 摄影)
第五,利用宗教渗透。
“藏独分子”们认为,“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一座寺庙,就控制了一个地区”。因此,他们采取“以佛心征服民心”的手段,在国内藏区群众中发展地下组织,策动骚乱。
数据显示,自1987年以来,他们在拉萨等地策动了几十次骚乱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1987年、1988年、1989年与2008年的四次大规模骚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骚乱中,挑起事端并起骨干作用的主要是是喇嘛等宗教界人士。
世界闻名的大昭寺
第六,大肆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藏独分子们先后在新德里、苏黎世、纽约和华盛顿以及法国、澳大利亚等地,成立了13个“驻外办事处”和2个“特别代表处”。
他们打着“宗教”和“维护人权”的招牌,歪曲西藏现状,企图借助外力干涉西藏事务,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从而达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
就拿十四世达赖本人来说,他在诸多公众演讲中打出了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环保等西式标准语言的幌子,大打悲情牌。坦诚说,这样的“表演”,很容易得到很多不明真相的国外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1962年7月,山南农民巴桑卓玛,到选举乡人民代表的会场参加投票(苏俊慧 摄影)
另外,他还喜欢打着“非暴力”、“和平主义者”的旗号,鼓吹所谓“中间道路”。1987年9月,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所谓的“五点和平计划”。其要点是:
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有评论人士认为,“五点和平计划”直接引发了1987年9月的拉萨骚乱。
拉萨电厂的工人们在架设市区的电线(张冠嵘 摄影)
1988年6月,他“迭代了”自己的“五点和平建议”,提出几点“新想法”,即“斯特拉斯堡建议”,要点是:
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的执行首脑、财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西藏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实际上,无论是“五点和平建议”还是“斯特拉斯堡建议”,其本质都是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最终让西藏实现“变相独立”的“迂回手段”。
西藏中学的学生在气象站观测天气(张冠嵘 摄影)
4)尾声因为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西藏问题”很难用“快刀斩乱麻”的形式予以解决。
不过,“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法,也绝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复杂。
首先,有条不紊地推动西藏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准,提高西藏人民的文化水平;其次,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育宗教政策;第三,加强藏族人民与全国其他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保持国家和西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妄图挑唆和煽动混乱的势力,只会被所有人唾弃。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