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府旧志中的第一名山——罗洋山，到底在哪？

摘要：当今长沙第一名山，非岳麓山莫属。但在明清时期的旧志中，长沙府第一名山，是罗洋山。罗洋山，明清两代各个时期的《长沙府志》《长沙县志》基本都有记载，很多旧志将其列在“山川”篇或“山”条目下第一。互联网上大部分资料认为，罗洋山在今开福区烈士公园跃进湖畔，即湖南省社会

文/崔珞

当今长沙第一名山，非岳麓山莫属。但在明清时期的旧志中，长沙府第一名山，是罗洋山。罗洋山，明清两代各个时期的《长沙府志》《长沙县志》基本都有记载，很多旧志将其列在“山川”篇或“山”条目下第一。互联网上大部分资料认为，罗洋山在今开福区烈士公园跃进湖畔，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湖南方志馆、湖南电视台旧址、烈士公园民俗村一带，但这与诸多古文献的记载有不相符之处。

成书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记载：

“大富山，在府城北七里，一名罗洋山。峰蛮峻拔，流水萦带，乃一郡之奇观也。”

李贤修，《大明一统志》卷之六十三·长沙府，明弘治十八年刻本，第3—9页。

该句的“峰蛮峻拔”，应是误将“峦”，刊刻为“蛮”。

《大明一统志》书页

这是目前找到关于罗洋山的最早记载。“大富山”列于《大明一统志》“长沙府·山川”篇下第一，其后为尖山、青旗山、鹅羊山、书堂山等。明清各时期的府志、县志大多有此一说，记载详略稍有不同。例如，明嘉靖十二年（1533）《长沙府志》记载，

“厥山大富，在县北七里，一名罗洋。峰峦峻拔，流水萦带，一郡奇观也。”

《长沙府志》卷之三·地里纪，岳麓书社，2017年9月，第97页。

嘉靖志中包含有茶陵州的内容，且将茶陵州列于长沙诸县之前，大富山虽不是此志中记载的排列第一的山，但仍列于“地里纪·长沙府”下第一，其后为青山、鹅羊、影珠、古华等。

明清时期，长沙城北有湘春门、新开门（即今兴汉门，辛亥革命后改名）。从湘春门、兴汉门往北七里之内，又有“流水萦带”之山，似乎确实只有烈士公园北面跃进湖畔的山坡。虽说从兴汉门到今长沙电视台旧址路程仅有五里左右，这个里程误差尚在接受范围之内。但需要注意的是，《大明一统志》因参加人员多杂，纂修的时间仓促，书中存在着地理错置、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古今学者多有批评。顾炎武《日知录》品评“前明一统志”说，

“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今考其书，舛谬特甚……”

顾炎武撰，《日知录》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第14页。

后文还例举了相当多的讹误处，并称“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其实，各类古文献记载的里程数不一定个个都准确，很多学者都有研究，在此不详说。

明崇祯三年（1630）《大明一统名胜志》记载，

“湘水右迳浏口戍，西北对浏水。按：浏水在县北五里。又二里曰罗洋山，即大富山也。罗洋水出焉。又十里曰沩水戌，沩水入焉。”

曹学佺著，《大明一统名胜志》长沙府志胜卷之十·长沙府，明崇祯三年刻本，第11页。

无独有偶，明代胡我琨编修的《钱通·卷三十一》中的引文也有此一说。胡我琨生卒年不详，但《钱通》记事时限上起洪武，下讫万历，成书时间可能还在《大明一统名胜志》之前。浏口戍，即浏阳河口的卫戍据点，设立时间至少应在南北朝之前，现今具体位置难考。《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浏阳水，府北五里。源出浏阳县之大围山，西流至此，入于湘江。亦曰浏江。旧有浏口戍，在府北十里，江左所置。”

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长沙府，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5页。

该志对罗洋山方位的记载比《大明一统志》略微清晰，写明了浏阳河在县北五里，再往北二里才到罗洋山，并称罗洋山是罗洋水的发源地。尽管浏阳河过往河道可能在今九道湾向南折到烈士公园跃进湖再向北流，今跃进湖湖畔红军渡可能是当时浏阳河畔的湖迹渡，但没有证据表明今天认定的烈士公园北的“罗洋山”，当时在浏阳河北。至少也应濒临河道，绝非再往北二里。而且此处记载前后大段篇幅均为描述湘江两岸风光，发源于罗洋山的罗洋水，极有可能是汇入湘江。这就可能与今天认定的“罗洋山”有所出入。

《大明一统名胜志》书页

明崇祯十二年（1639）《长沙府志》中，罗洋山依然列于“山川”下第一，其后为鹅羊山、知度山、云母山、古华山等。内容记载为：

“大富山，县北七里，一名罗洋。宋人诗：绕廓青山一座佳，登高满袖贮烟霞。星沙景物堪凝眺，遍地桑麻遍囿花。”

《崇祯长沙府志》卷一·地理·山水，岳麓书社，2020年9月，第25页。

从明代的文献记载来分析，它们都给予罗洋山很高的评价，用“一郡奇观”“一邑胜境”来形容，是他山没有的待遇。在排序上，“一统志”记山，似乎未按方位排序，“府志”记山则大体按方位排序，无论如何，罗洋山列于第一，说明了其影响力。但罗洋山具体位置却令人疑惑，细看清代文献，则发现“烈士公园北跃进湖畔”之说，更加迷雾重重。

清代早期旧志的记载

清代，长沙县在康熙、乾隆、嘉庆、同治时期五修县志（嘉庆增修一次），对罗洋山的记载比明代更加详实。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长沙府志》关于罗洋山的文字记载没有什么变化，罗洋山列于“卷之七·山川·长沙县”第一，其后为石宝山、麻潭山，长沙县仅录此三山。该志“卷之一·疆域”有府城图，图中绘注有罗“羊”山，山在新开门正北方向，位于“涝塘河”（今捞刀河）以南，浏阳河以北。

同样被注为罗“羊”山的，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幅清代彩绘湖广地图。图中绘制了湖广行省辖区内的各府州县城池、山川和交通情况。所绘注罗“羊”山，同样位于捞刀河以南，浏阳河以北，且临近湘江，似乎在今马厂一带。黑山峰、紫薇山、书堂山、云母山等也各有标注。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湖广地图（节选）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1）《长沙县志》，罗洋山列于“卷之二·地理志·山川”第一，其后为石宝山（一名鹅“洋”山）、麻潭山、紫薇山、智度山。此志将鹅羊写为鹅洋。末尾特别注明

“宋人有诗文，见艺文志”。

《长沙县志》卷之二·地理志·山川，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第38页。

但翻阅其志艺文部分，未找到相关记载。该志“卷之一·图像志”中有长沙县图，图中也绘注了罗“羊”山，位置同于二十四年府志。从康熙时期的府志、县志来看，罗洋和鹅羊，这两个地名确实容易混淆。

此外，该志“卷之二·地里志·都甲·临湘都”罗列了很多地名，按先后顺序有罗洋山、麻潭山、黑云峰、风门岭、土地垭、罩子港、杨桥、法华寺、葵龙寺、畆山、下泥港、侍郎堤（黄伟建）、升仙台、竹马桥等。

《长沙县志》卷之二·地理志·山川，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第38页。

清代县下设都、乡，长沙县有十八都。临湘都，顾名思义，应靠近湘江。根据长沙文献委员会1946年编印的《最新长沙县图》，临湘都在1946年撤都改九福、铜官两乡，位置大概和铜官镇（今已合并入铜官街道）吻合。麻潭山，今尚存，在丁字镇；黑云峰，即今黑麋峰；杨桥，今尚存，在桥驿镇；畆山，即今母山，在秀峰山左侧；下泥港，即今霞凝港；竹马桥，今尚存，在桥驿镇附近。根据记载的临湘都地名，以及1946年地图可推测，该志记载的罗洋山应该位于今桥驿镇、铜官街道至秀峰街道一带，只有可能是今天的鹅羊山，而非是在东风路街道烈士公园北附近的山坡。

1946年最新长沙县图（节选临湘都部分）

此外，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新修岳麓书院志》还录有一首游览诗《读罗西叔游岳麓诗次韵兼寄王孟谷》。作者为清代书法家查升（1650—1707），海宁（今属浙江）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诗中写道，

“罗洋云母环府治，儿孙陈列天四陲。”

赵宁撰，《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之六·游览诗，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第51—52页。

大意即罗洋山、云母山环绕在府邸附近，儿孙个个远在天边。云母山在铜官附近（一说为今谷山），又称铜官山，《水经注》早有记载，历代文献不乏其事。此诗虽未明确罗洋山地点，但推测诗文中所称罗洋，应靠近铜官，可作为“烈士公园北跃进湖畔”之说存疑的一个佐证。

乾隆时期的府志和县志，对罗洋山的记载则较为粗略。清乾隆十三年（1748）《长沙府志》对罗洋山记载一句带过。该志中仍将茶陵州内容排列于长沙各县之前，罗洋山列于“卷之五·山川·长沙”第一，其后为石宝山、麻潭山、智度山、云母山等。而清乾隆十二年（1747）《长沙县志》在“卷之二·地理志·名山”下，既无“罗洋山”，亦无“鹅羊山”。

在这些旧志的山川记载中，罗洋和鹅羊往往并列存在，《读史方舆纪要》的“卷八十·长沙府”也将两山并列记载，但在旧志中的舆图，则多绘注罗洋（有的还有大富山图），而不绘注鹅羊，排在鹅羊之后的书堂山、智度山，又在地图上进行绘注，这一点也同样令人不解。

晚清、民国旧志记载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长沙县志》将罗洋山列在“卷之四·山川·山”第三，其前为紫荆山、紫薇山，其后为灌潭山、雷公岭、雷鸣山、梁上山等，石宝山列在“山”条目下倒数第二。

到此志及后续同治志中，则恍然称“绕郭青山一座佳”诗为韩愈所著，并改“廓”为“郭”。翻阅《全唐诗》《韩昌黎集》，以及《韩吏部文公集年谱》《韩子年谱》《韩文公年谱》等历代韩愈年谱，均无此记载。和前志不一，又未记载资料出处或考证经过，难以知晓当时的编纂者从何推测该诗作者。该志虽称此诗为韩愈所作，却并未记录诗名。

1982年的《湖南省长沙县地名志》在“自然地理实体”篇章中，将该诗定名为“游长沙”。

龙耀华点校，《方志考未刻稿》，中华书局，2024年6月，第108页。

和今日流传的诗名《罗洋远眺》也不一致，所谓诗名，可能都是后人附会而来。近代方志学家瞿宣颖先生在点评同治《长沙县志》时，特别指出：

“此岂韩氏之诗哉？何并此而不能辨也？”

龙耀华点校，《方志考未刻稿》，中华书局，2024年6月，第108页。

认为把此诗归为韩愈所作是不可取的。这一点确实是嘉庆志的缺陷。

令人欣慰的是，该志于记载后，又附录了对罗洋山的一点考证。

“《通志》：黄参政翼墓、董方伯策墓，俱在县北罗洋山。《府志》：黄翼、董策墓，俱在大富山。按：董方伯墓，在北关外砚洼池侧山内，今墓前诰封石碑尚存。又按旧志，黄翼墓在石宝山。”

《嘉靖长沙县志》，长沙旧志选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40页。

可见嘉庆志的编纂者，也对罗洋山的具体位置产生了疑问，并指出布政使董策墓在砚瓦池（国防科大南门、烈士公园北门西侧一带），而四川左参政黄翼墓，在石宝山（鹅羊山），《湖南通志》《长沙府志》关于罗洋山的记载存在不自洽的问题。该志在“卷之三·疆域”的“长沙县全境图”，直接将“罗洋山”绘注到“涝塘河”以北，从中也可以窥见编纂者的态度。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长沙县志》长沙县全境图

且该志“卷二十八·拾遗”几乎直接给出结论，

“杜光庭《洞天福地记》，罗洋山作鹅羊山，又有洞真墟，云在长沙县西。”

《长沙县志》卷之二十八·拾遗，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第2页。

从该志前后三处记载来看，编纂者是费了一番心思考证罗洋山位置的，而且认定罗洋山和鹅羊山其实就是一山。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长沙县志》卷之二十八拾遗

清同治十年（1871）《长沙县志》，罗洋山的排列位置恢复到“山川”篇第一。该志在嘉庆志记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疑问，“按：北门外浏水以南并无大山，或疑罗洋不在近郊”。虽然该志编纂者结合实地情况进行了一定考证，但却仅凭一句“县北七里”，直接认定罗洋山在浏水以南，这和前文《大明一统名胜志》的记载及各舆图的绘注，明显不符。随后该志又武断得出结论：

“考《通志》：董策墓在县北罗洋山，《府志》：董策墓在大富山，《旧志》云：董策墓在砚洼池侧山内，是则罗洋，即大富，即在近郊，确然无疑，其山虽不甚高峻而山水明秀，拱卫省城，不得因其平衍而遗之也。”

《长沙县志》卷之四·山川·山，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第13页。

明知与嘉庆志记载存在矛盾，且该处山坡“不甚高峻”，仍直接认定此处就是罗洋山，并在“山川”篇下绘制一幅“北关外山水图”，将大富山标注在浏阳河以南，府城近郊东北方向，“砚洼池”西侧。

最为讽刺的是，同治县志“卷二十六·拾遗”又照搬照抄了嘉庆志“杜光庭《洞天福地记》”一句，该志内容前后自相矛盾，可见编纂者并未对文稿内容进行过细致的考证，所作结论过于轻率武断。

《长沙县志》卷之二十六·拾遗，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第2页。

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的《长沙县志稿》，也沿用了同治志的文字内容。

《湖南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册《民国长沙县志稿十一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5月，第71页。

清代其他文献的记载

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1818—1891），生于湘阴，青少年时期在湘阴、长沙两地读书，晚年卒于长沙，一生数度辞职归乡，在长沙和湘阴曾居住、讲学过很长时间。他常常坐船沿湘江往返省城和县城，两地相距不过六十公里，且郭嵩焘又对堪舆、相地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以他的经历，对长沙城北的山水、道路、村庄，必然有较为深入了解。《郭嵩焘全集》中有三处记载了罗洋山，对分析旧罗洋山具体位置颇有价值。

有两处记载在郭嵩焘日记中，其一为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

“初十日。王厚卿又邀视马敞一地，以岳麓作朝，谷山为第一重关锁，罗洋山为第二重关锁，丁字湾为第三重关锁。而予视之殊茫然。其言亦未免近于夸诞也。”

郭嵩焘撰，《湖湘文库》《郭嵩焘全集》第九册，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626页。

风水学中的“朝”指朝山，又名朝砂，经常与“案”联系在一起。“朝”和“案”都是山，离穴山近而小的称“案”，高而大者称“朝”。“朝案”观念是封建伦理思想的反映，把那些达官贵人生前享受的礼仪运用到丧葬中，使陵墓的四周仍然体现尊卑秩序。“以岳麓作朝”，即认为岳麓向“马敞”朝揖。所称“关锁”，是指在水口处的屏障山，认为水口的左右两边如有重重山峦将其锁住，则生气聚集而不漏，就是风水宝地。第二重关锁在一般意义的空间上，当然位于第一和第三之间。在今地图谷山和丁字湾之间如拉一条直线，今鹅羊山位置更符合此处罗洋山记载。

其二为光绪五年己卯十月，

“初四日。南风更大。往来此水，所遇皆逆风。……是夕宿戴家河，在罗洋山口上。初五日。雨。廿里抵省……”

郭嵩焘撰，《湖湘文库》《郭嵩焘全集》第十一册，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186页。

此处记载更为具体，点名了罗洋山附近的戴家河，距省城有二十里，且根据日记前文推测，戴家河就在湘江边。

第三处记载为郭嵩焘文集，卷十九《左彦冲及其妻郭氏合葬铭》记载，

“又二年，东归，其家以祔于长沙罗洋山夏家湾。”

郭嵩焘撰，《湖湘文库》《郭嵩焘全集》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505—506页。

郭嵩焘五女许配给左宗植之子左彦冲。左彦冲夫妇先后早卒，合葬于夏家湾。左郭氏去世时，郭嵩焘远在海外，过了五六个月才收到消息。回国以后，郭嵩焘为左郭夫妇写了合葬墓志铭。罗洋山夏家湾，是郭嵩焘的伤心之地，他对此地必然记忆深刻。戴家河和夏家湾，两地名今尚存。戴家河在秀峰街道戴家河社区，位于鹅羊山南，秀峰山左（秀峰山古代或为鹅羊山一部分），濒临湘江；夏家湾，在秀峰街道鹅羊山社区夏家湾组，位于鹅羊山北，月亮岛湘江大桥下，同样濒临湘江。一在山之南，一在山之北，两地相距六公里。可以推断，郭嵩焘认知中的罗洋山即今鹅羊山。

清末地理学家陈运溶（1858—约1918），在《湘城访古录》中对罗洋山方位也有较为清晰的描述。“卷十一·山类·附录·北山经”记载，

“出湘春门至铁佛寺……又四里曰紫薇山，有开福寺……又四里曰罗洋山，又十里曰鹅羊山。又四十里至桥头驿……”

陈运溶编纂，《湖湘文库》《湘城访古录》，岳麓书社，2013年7月，第223—224页。

开福寺往北四里，即今北辰三角洲和蒋家垅一带，此处并无山。从北辰一带往北，也有近二十里方到今日鹅羊山，到今秀峰山也有十五里左右。开福寺没有迁址，烈士公园又在开福寺东南五里左右，此处文献的里程虽然也有误，但根据其方位也可知，陈运溶所说罗洋山，不在今烈士公园北。

结论

综合上述文献来看，同治以前，旧志对罗洋山位置，或者没有具体认定，或均认为罗洋山在浏阳河与捞刀河之间，直到同治志才咬定罗洋山在浏阳河以南、砚瓦池侧，但民间私人著述对此结论是不认同的。种种迹象表明，罗洋、鹅羊为一山的可能性较高，府（县）北七里的记载可能是古人在计里、辑录、雕版、传抄等过程所造成的讹误。

罗洋、鹅羊，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已存在名称混写的现象，现代人亦有混淆的，譬如《岳阳日报》2023年的一篇文章《岳阳好少年陈叔慎》就把南朝陈的皇族子弟陈叔慎兵败被擒的鹅羊山，解释说是今湖南省社科院所在地的罗洋山。在现今烈士公园北门、德雅村一带的长沙老市民中，罗洋山这个名字是名不见经传的。且长沙方言中“罗洋”“鹅羊”发音较为近似，在外省人听来，一时之间难以区分，可能即由此造成了一山两名。但也不能绝对排除，罗洋山、鹅羊山本为两山，到清中晚期，渐渐将鹅羊口传为罗洋。罗洋、鹅羊为一山的说法，仍然有一些问题无法彻底解释，但因文献不足征，可能已无法得出确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