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反法西斯视野下的抗战剧作——以夏衍《法西斯细菌》为中心

摘要：戏剧在“文化抗战”的背景下不断繁荣发展，成为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战时文艺形式。夏衍在重庆创作的抗战剧《法西斯细菌》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即时反应。作家自觉将戏剧创作与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相联动，探索“同时代人所遭际的悲苦和欢欣”。中国作家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正是经由这

戏剧在“文化抗战”的背景下不断繁荣发展，成为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战时文艺形式。夏衍在重庆创作的抗战剧《法西斯细菌》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即时反应。作家自觉将戏剧创作与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相联动，探索“同时代人所遭际的悲苦和欢欣”。中国作家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正是经由这样的实践，将个人的经验与广阔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将人道主义精神扩展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乃至全人类的文化和命运。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同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刊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署名文章《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也开始扩展到世界范围，尽管他们在战争中的迁徙更多的是地方性的流动，但其思考和创作却与全球人类命运同频共振。与此同时，战争带来的“集体暴力”也在不断地冲击着作家的内心世界，如何将急遽变动的外部世界转化为文学的内在形式，并发挥文艺的战时动员功能，是当时作家面临的严峻课题。话剧这一文体便在“文化抗战”的背景下不断繁荣发展，成为能够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战时文艺形式。1942年8月，夏衍在重庆创作抗战剧《法西斯细菌》，正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即时反应，该剧在重庆“雾季公演”和“西南剧展”的两次上演，也构成了抗战演剧的重要实践。

《法西斯细菌》插图

国际局势深刻影响着作家的行动和去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沦陷，周恩来提出：“对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转赴西南各地。”随后夏衍、蔡楚生、金仲华等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辗转经桂林回到重庆。在应云卫的邀请下，夏衍为中国艺术剧社第二届“雾季公演”创作剧本《法西斯细菌》。全剧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年，自“九一八”事变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剧中三位知识分子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即卷入抗战的大潮中，最后他们来到桂林，决心在大后方从事对人民有益的实际工作。剧本着力刻画了俞实夫这一潜心研究伤寒病菌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选择也在战争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最初，俞实夫秉持“科学至上主义”，认为科学与政治无关，而当他在香港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后，想起了朋友钱裕发现的一种“抽象的细菌”，“叫做‘法西斯主义’，由于这种细菌而生的传染病就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侵略者的暴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经过剧烈的心灵搏斗，俞实夫终于走出了纯粹的科学研究世界，打算在实际工作里“为我们的国家，为人类，尽一点力量”。

夏衍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有意识地呼应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他长期在大后方办报纸，寓居香港时创办了《华商报》。香港特殊的战时环境让他写了很多关于国际新闻的时评文章。同时，他也从当时报刊上广泛收集各种信息。这种收集行为或理念，当时被称为“集纳”——这个词是英文“journalism”的日译，原意为新闻事业或新闻学。在1930年代的报纸上，经常能看到“时论集纳”“新词集纳”“集纳版”这样的栏目。

夏衍这段丰富的新闻工作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剧本创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剧本里的人物经常讨论报纸上的国际新闻和不断变化的国际战争局势。除此之外，《法西斯细菌》的创作也与国际视野下的科学研究相关。夏衍在《老鼠·虱子与历史——〈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中写到自己受到现代细菌学泰斗汉斯·辛瑟尔（Hans Zinsser）教授的著作《老鼠·虱子和历史》（Rat, Lice and History,1935）和他的自传《诗还要真实》(More truth than Poetry,1940)的影响，从而得出“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的结论。同时，对比《法西斯细菌》与《老鼠·虱子和历史》可以看到，后者第二章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科学无法与其他领域分离等问题，显然，对“科学至上”主义的批评也有跨越国界的科学研究作支撑。同时，夏衍也将科学问题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相结合，以科学研究界的“细菌”作为战争的隐喻，借此表现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问题。

1942年10月17日，《法西斯细菌》由中华剧艺社公演，是重庆第二届“雾季公演”以来的“第一炮戏”，周峰饰演俞实夫，白杨饰演静子，耿震饰演赵安涛，张逸生饰演秦正谊。中华剧艺社名义上是民营剧团，实际上是“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所领导的中共南方局指导下的进步文艺团体。10月23日周恩来约请吴在东、丁瓒和奥地利人弗来茨·杨生等五六位医生观看《法西斯细菌》，并请夏衍作陪。据夏衍回忆，周恩来认为该剧抓对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这个主题。当时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各种压迫也越来越凶，剧本演出要经过双重审查，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因此夏衍创作《法西斯细菌》既要面对国民党审查制度的压力，同时也要照顾大后方民众的观剧体验。据统计，《法西斯细菌》共演出了18场，观众达25200人。观众反响多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二是对科学研究者精神的敬佩。《华西晚报》报道：“钱裕（丁然饰）在第四幕中，寓香港被日本枪杀一段，乒乓两声，被日本人枪毙，观众对这一场最感兴奋，看后深觉内心沉痛。”也有不少医生观剧后发出“我们还要努力，学学俞哲明（此后演出改名为俞实夫——编者注）的研究精神”的感叹。

“新的现实主义风味的演出”

1944年3月到5月，在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瞿白音等几位戏剧运动先驱者的倡导下，来自西南四省的戏剧工作者齐聚桂林，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西南剧展共演出话剧23部、歌剧1部、平剧29部、桂剧8部，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计演出170场，观众达十多万人次，可以说“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如果说重庆“雾季公演”是在政治高压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形成时，国统区进步戏剧工作者的艰难斗争，那么“西南剧展”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宣传与动员，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着“熬住今天，准备明天”的历史重任。《法西斯细菌》由陈卓猷导演，剧宣七队演出，并获得“第二期展出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戏”的赞誉。剧宣七队是抗敌演剧队的一支，队长为吴荻舟，队副徐洗尘，成员有陈卓猷、廖方明、张琢、史进等。在演出《法西斯细菌》的过程中，他们出版了一本《我们怎样演出〈法西斯细菌〉》的小册子，里面记录了剧作的演出过程和对戏剧主题、人物、风格等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后方的戏剧工作者也在不断探索现实主义戏剧在艺术层面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徐洗尘引入高尔基《艺术与工艺》一文所提倡的戏剧理论，即“中立的艺术并不存在，因为人并不是一架照相机，他并不‘固定’现实，而是加强，改变，或是毁坏它”，据此认为夏衍《法西斯细菌》的创作方法正体现了高尔基的现实主义创作。那么，演剧者应该如何表现这种“并不固定现实，而是加强现实”这种戏剧艺术呢？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学习华克坦戈夫的“幻想现实主义”，即创作者应该根据“剧本的类性”进行现实的幻想，而形成各种风味的“幻想现实主义”（fantastic realism）的演出。（所谓“幻想现实主义”，特指一种超越生活表面真实的，夸张、变形以至于怪诞的，强调观演双方共同幻想、共同创造的手段和形式。）演剧团队成员认为，如果将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与演出者的幻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夏衍特殊的“创作风味”的把握，将有完成一场“新的现实主义风味的演出”的可能性。不难看出，大后方的戏剧工作者尽管面临着国民党对戏剧的严格审查、战时演剧的经济重压，但依然没有放弃对现代戏剧艺术的执着探索。这些戏剧工作者对现代剧艺的探索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而是面向广大民众的，他们的努力“即使微弱到不足挂齿，总还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了他们同时代人所遭际的悲苦和欢欣”。抗敌演剧队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从事流动演出，如田汉所总结的，他们“以紧密的团结，韧性的战斗卅年来为了中国的进步和强大，担负了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务，七年来和国际法西斯，尤其是日本法西斯作殊死战”，他们是“壮绝神州戏剧兵”。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也为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在这个层面，夏衍《法西斯细菌》的创作及流播的意义才更能凸显出来。夏衍1994年在回答《文汇报》记者对女主人公静子的看法的提问时表示：“共产主义者应该说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最广大的日本人民分开，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亿万中国人民遭受了长期的、巨大的苦难,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老百姓也遭受到深重的灾难。”中国作家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也正是经由这样的实践，将个人的经验与广阔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将人道主义精神扩展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乃至全人类的文化和命运。在新时代倡导国际关系新思路、开创国际交往新格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语境下，抗战文艺的历史经验通往的正是当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