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距离与力量成反比存在。赫鲁晓夫撞了南墙后才认识到：“古巴离我们有12000公里远，只有傻子才会认为我们想从古巴入侵美国大陆。”今天我们热议的巴拿马运河离中国也是同样的距离，那么，赫鲁晓夫这句话是不是对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也有什么启示呢？

张文木

[关键词]距离与力量成反比存在。赫鲁晓夫撞了南墙后才认识到：“古巴离我们有12000公里远，只有傻子才会认为我们想从古巴入侵美国大陆。”今天我们热议的巴拿马运河离中国也是同样的距离，那么，赫鲁晓夫这句话是不是对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也有什么启示呢？

2025年3月4日以来，巴拿马港口公司90%的股权转让之事成了社会热议的焦点。这让我想起19世纪拿破仑向美国出售路易斯安那、俄罗转让阿拉斯加及以1962年赫鲁晓夫为了在古巴获得军事基地挑起古巴导弹危机等旧事。毛泽东说：“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而回答当下热点问题也应当从历史开始。

一

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1793年，英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最高执政者。1802年3月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与法国和解。为了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拿破仑并未因暂时休战而放弃打击英国的计划。1803年5月英法断交，转入军事对抗。1804年英俄奥就缔结反法联盟达成原则协议。就在英法关系大起大落之际，拿破仑对美政策也迅速变化：由因美国与英国的和解而产生对美国的怨恨转向迅速与美国和解。

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1801—1809），上任伊始就与法国谈判，渴望购得路易斯安那。此时，法英关系转向缓和，拿破仑不仅不想让出路易斯安那，而且还要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英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在即。如何最终在世界范围摧毁英国的霸权地位，成了拿破仑的首要考虑。1803年1月11日，杰斐逊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商谈。拿破仑态度急转，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04年，法美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由此扩大近两倍。

主动出让路易斯安那等于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而英国的世界霸权只有在东西两个大国，即法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才能垮台。法国要最终打败其长期对手英国，除了经济军事手段外，还要在地缘政治上在英国的西面扶植一个像法国这样并与法国有同样版图的对手。如果美国起来了，美国和法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制英国，英国即使不垮，法国也会因美国的牵制而减轻来自英国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国垮下去或分裂的话，英国就是法国永远的痛，英法矛盾就是世纪性的无解矛盾。为此，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英国传统的均势制衡原理，也为英国制造了美国这样一个永远的对手。对出售路易斯安那的目的，拿破仑自己说得明白：

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从英国方面看，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一直不希望美国继续扩大版图。而在1803年3月法英矛盾在归还英占马耳他岛问题上激化后的一个月，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这显然是针对英国的行动，但这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路易斯安那加上美国原来的13个州，美国竟兵不血刃地将领土扩大了近两倍。不仅如此，拿破仑进一步挑拨美英关系，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于1812年6月爆发。此前一个月美国宣布将佛罗里达并入密西西比地区。拿破仑让与路易斯安那及由此造成的美国领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神奇般地成倍扩大的后果，引起英国的巨大恐惧。

尽管法国拿破仑对英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为英国的世界霸权培植起了“掘墓人”，即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出现已使英国看到自己的克星，而继法国之后俄国又通过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进一步托起这颗欧洲的“克星”。

二

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匹配是国家利益扩展必须遵守的原则。当初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就体现了这个道理。从莫斯科到阿拉斯加距离遥远，当时沙俄根本无力与南北统一后的美国在此抗衡。如能早些转让给美国，还能与其结下友谊，共同对付英国，否则就会在英国之外再与美国结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当年3月，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建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俄国应收缩过长的防御边界，集中经营黑龙江流域。他写道：

25年前，俄美公司曾请求政府占据加利福尼亚，当时该地几乎还无人占领，俄美公司曾表示担心，如果我们不占领，这个地方不久就会成为美国的领土。彼得堡方面当时对这种顾虑表示怀疑，并断言即使美国要占领也是100年以后的事情。俄美公司曾肯定地说，此事不出25年即可成为现实。现在，加利福尼亚变成北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已经一年多了。当时不该不预见到北美利坚合众国正在北美洲迅速扩张势力，当时也不该不预见到北美利坚合众国一旦立足于东洋，必将迅速凌驾于其他海军强国之上，从而觊觎美洲的整个西北海岸。北美利坚合众国统治整个北美洲，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对于25年前我们未能立足于加利福尼亚，不必过于惋惜，反正我们迟早要让出去的。不过我们如能以和平方式让给美国人，那我们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其他好处，作为交换。现在由于火车的发明和发展，比以前更有根据认为：北美利坚合众国的势力必定要扩展到整个北美洲，因此我们不能不预见到我们迟早总要把我国在北美洲的属地让给他们。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俄美就此加速商谈，双方于1867年3月30日最终以720万美元成交，正式签订了售购阿拉斯加的协议。由此美国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美国的崛起对英国的世界霸权形成相当的牵制，此后，英国的力量呈现颓势，与俄国在中亚的较量中已显力不从心，从另一方面说，俄国出售阿拉斯加也是它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失败中意识到自己的极限的同时，也意识到在美国南北统一后，阿拉斯加更是俄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尽管“事实上，俄国政府和俄美公司的董事们都知道阿拉斯加有着极其丰富的矿藏”。俄裔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塔尔萨伊杰在《沙皇和总统：被遗忘了的友谊史》一书中对此说得明白：

俄国政府决定出售它在美洲的财产，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俄美公司商业的失败；政府无力保卫这些殖民地抵御外来攻击；害怕俄国的主要敌手英国可能占领阿拉斯加，如果俄国保不住阿拉斯加，它宁愿看到阿拉斯加落到当时似乎是友好的美国人手里；俄国固守美洲大陆对俄美的外交和商业关系正在产生不利影响；希望加强美国以削弱英国，并以出售阿拉斯加来助长英美的角逐；以及俄国的兴趣转向亚洲大陆，等等。

对此，地缘政治学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解释说，“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它（俄国——笔者注）的统治者明智地看到它的力量的局限性，所以放弃了阿拉斯加”

三

现今天的特朗普声索格陵兰主权的思路一样，赫鲁晓夫是世界政治家中“无哲学”特点比较突出并对本国外交带来的巨大危害的领导人。

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以牺牲中苏战略合作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可仅仅只过了三年的时间，赫鲁晓夫又从极右跳到极“左”，1961年、1962年他在大西洋西东两面分别挑起震惊世界却又让苏联颜面扫地有古巴导弹危机。

1961年柏林危机刚过，1962年赫鲁晓夫又在加勒比海挑起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7月至8月，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先后访问苏联并向苏联求援，苏联答应向卡斯特罗提供武器和派去教官，此外还达成一项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协议。赫鲁晓夫曾在其回忆录里谈到其支持古巴革命的动机，他写道：

在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干涉的威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究竟采取什么政策呢？这个问题经常在脑海里转，我也经常和主席团其他成员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除非我们采取某些行动，美国是不会放过古巴的。我们有义务尽一切可能来保护古巴，务使其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并成为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个现实榜样。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采取些决定性的步骤来保卫古巴，我们很容易失去它。

古巴的命运以及在这个地区保持苏联威信的问题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即使在莫斯科忙于处理国事或去兄弟国家访问亦念念不忘。例如，当我在保加利亚正式访问时，一种想法一直在我脑际回旋：如果我们失去了古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知道这对马列主义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将大大降低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在拉美。如果古巴倒了，其他拉美国家将会抛弃我们，他们会说不管苏联有多大的力量，它除了向联合国作些空洞的抗议外并不能帮古巴什么忙。我们一定要想出某种对付美国的实际办法。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具体有效的遏制办法来对付美国对加勒比海的干涉。但究竟用什么办法呢？合乎逻辑的回答就是导弹。

读到赫鲁晓夫这一段心路回顾，使我们想到1948年斯大林批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希望苏联支持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希腊共产党的立场，他说：

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

斯大林是从苏联力量极限谈论希腊问题的，当时他认为希腊在地理上处于苏联力量极限之外，而对在力量之外——在斯大林看来——谈道义就是空谈。这是一个战略哲学问题，而赫鲁晓夫似乎太缺乏这方面的理解力。他曾就援助金日成统一朝鲜战争问题以“道义责任”的理由质疑斯大林并招致斯大林“反感”。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正当金日成准备进军的时候，斯大林召回了在北朝鲜师团里作为咨询人员帮助建设军队的所有苏联顾问。关于这件事，我问过斯大林，他不耐烦地回答我：“我们的顾问继续呆在那儿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俘，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加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情。”所以，我们的顾问被召回了。结果，北朝鲜军队一开始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仁川登陆后战斗突趋激烈时，我得到了许多关于金日成所处不利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使我痛心。我为金日成感到不安。有一次我甚至向斯大林建议：“斯大林同志，我们给金日成派一些更合适的人去帮助他好不好？他为朝鲜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但他本人不是军人，而现在他面临着美国的精锐部队。我们的驻北朝鲜大使，过去是列宁格勒的党委第二书记。虽然在战时他得了陆军中将的军衔，但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他甚至从来没有受过基本军事训练，他的见解顶不了一个称职的在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军人。”

斯大林对我的这番话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这使我感到吃惊。

接着赫鲁晓夫天真地认为：

难道斯大林没有给金日成祝福吗？难道我们没有给金日成武器吗？难道我们不是站在金日成一边吗？没有我们的帮助，他是不能操胜算的。但是我们的帮助却仅仅是提供武器。如果我们同意给他派一些称职的人员，帮助他正确部署力量，指挥作战，无疑，北朝鲜本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我想如果金得到一个，至多两个坦克团的支援，他就能加速向南推进，占领釜山。战争当时就会在那里结束。后来美国报纸说，如果釜山被占领，美国就不会出兵干预了。

很明显，赫鲁晓夫在第一次问斯大林这类“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那样被蒙蔽了”的人才能提出的被列宁称之为“左派幼稚病”的傻问题，斯大林还耐心给他讲其所以然。斯大林的解释，由于说直了显得难听，而这时的赫鲁晓夫很像1948年1月在莫斯科听到斯大林让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并为“斯大林的手势和他表现感情的方式大吃一惊，几乎到了目瞪口呆的程度”的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由于没有战略哲学思维，赫鲁晓夫只能记住斯大林谈话中的“难听”的实话，而对其中的哲学思想则是一头雾水。斯大林在这里所说的意思与1948年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就是否支援希腊内战中的共产党武装斗争所谈的意见是一个意思。这就是政治家不能在国家力量极限之外担负“道义责任”。斯宾诺莎说“规定即否定”。这就是说，要想获得肯定，就得先确定事物的规定。规定即事物存在的可能边界。而事物存在的边界远近则取决于国家力量及运用这种力量的战略能力伸缩的极限和底线。对此，俄国成熟的政治家比如穆拉维约夫、列宁、斯大林等——与此相反的有尼古拉二世、别佐布拉佐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不仅有深刻的哲学领悟力而且能将这一哲学认识运用于其政治实践。

赫鲁晓夫是没有这份“肯定即规定”智慧的，正因此，当他向斯大林第二次提出“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那样被蒙蔽了”的问题时，斯大林自然会对赫鲁晓夫的无哲学状态“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当然，赫鲁晓夫还是为斯大林提拔起来了。这也不难理解，历史上，无哲学的人总会将上级的旨意——不管正确与否——贯彻得比较彻底，因而也较易得到上级的赏识和提拔。比如莫洛托夫反对苏联介入朝鲜战争，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比斯大林表现得还要激进，结果是莫洛托夫在战争开始时遭到罢黜，而赫鲁晓夫在战争结束时却得到提拔。但是，当这种只有贯彻能力而无战略哲学的政治人物进入独立担纲的角色，其在政治上的战略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即“大风大浪”的历练弥补——也就有了重大缺陷。这大概就是所谓“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在国家政治中的体现。

赫鲁晓夫在外交上偏就不信这个“邪”。刚刚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权力斗争中大获全胜的赫鲁晓夫终于有机会将他曾向斯大林提出的上述建议付诸实施。以色列情报官员戴维·阿尔贝尔（David Arbel）与兰·埃德利(Ran Edelist)在其合著的《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一书中写道：

在斯大林时代，除了伊朗和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外，苏联对第三世界毫无兴趣。这些国家遥远、贫穷、易于操纵，尼基塔·赫鲁晓夫首先抓住了第三世界的潜在的战略价值。他开始在地图上摆放红色大头针，标出这些正在挣脱殖民枷锁、寻找可以向其提供武器的得力保护人的国家。

但很快赫鲁晓夫为自己的政治浪漫主义付出了代价。1962年的9月至10月，苏联运进古巴的导弹被美国发现。10月22日，肯尼迪向全世界通告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事实，美国决定开始封锁。同时摆出一副核大战的样子，全球美军处于核战备状态。在以后的几天里，美苏高层交换了很多充满火药味的信件。就在美苏高层相持不下的时候，10月27日，美国一架U2飞机飞临古巴上空时，卡斯特罗下令发射苏制“萨姆”导弹，将飞机击落，那位曾发现苏联导弹的驾驶员鲁道夫·安德森少校当场毙命。同日，美国准备轰炸古巴进行报复，而苏联则试爆了一颗原子弹。此时此刻，核大战一触即发。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赫鲁晓夫才意识到一旦美国动手，苏联的力量根本达不到古巴，更无法劳师袭远在美国家门口与美国抗衡。运载着装有核弹头的导弹的船驶向古巴的船被美国发现，肯尼迪封锁古巴后，时任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社长的扎米亚京回忆说：

当时的气氛既紧张又具戏剧性。我在苏联政府供职了40年都没遇到类似情况。赫鲁晓夫有点紧张过度。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外长部部长葛罗米柯和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趾高气扬地踱来踱去，但在我看来，他们心里很没底。我们非常担心美国可能发起打击，因此克格勃派遣了一支队伍在海恩尼斯港监视肯尼迪总统。他们长期监视肯尼迪，很了解他的习惯，他们甚至想知道肯尼迪在周日是否会像往常一样前往教堂，以此帮助我们判断美国的警觉程度。

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写道：

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马利诺夫斯基让包括导弹潜艇在内的军队进入最高戒备。苏联领导层聚集在宅邸里，他们憋在屋子里烦闷极了，甚至在厕所外面排起了长队，这些都见证了当时局势的紧张。

“我从未见赫鲁晓夫那么紧张，那么暴躁。”无奈之下，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达到高潮之际，与其化解柏林危机的方式一样，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10月26日，赫鲁晓夫亲自致信肯尼迪，在信中，他承认了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并撤回舰队，不再搞隔离，那么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两天后即10月28日，赫鲁晓夫得到肯尼迪的答复，表示美国同意了苏联的建议：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撤走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取消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对于美国的这种表示，苏联立即妥协。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中，苏联货船从古巴运走42枚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军舰“船靠船的目视观察”。赫鲁晓夫这种一次次近似儿戏般的外交举动，让苏联在战后蒙受巨大的羞辱。好在没有哲学感的赫鲁晓夫倒还有些现实感，从古巴及时撤军使苏联输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苏联国力没有由此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扎米亚京评论说：“老实讲，我不害怕赫鲁晓夫会做什么事。那家伙虽然是农民出身，且喜怒无常，但却是个很实际的人，从来没想过要第一个发起打击。”

记得1903年10月28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告诉决定向日本开战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时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 张蓉初译：《库罗帕特金日记》，《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1页。]现在赫鲁晓夫犯了与尼古拉二世同样的错误。不同的只是，前者打的是日本，而赫鲁晓夫打的则是比日本更远的美国。赫鲁晓夫很可能不读历史，他如有19世纪60年代穆拉维约夫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的背景知识，就既不会在朝鲜问题上向斯大林提出令斯大林“极大的反感”的问题，也不会在1962年在古巴问题上与全世界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了这么一场“狼来了”的玩笑。有了这次经验，赫鲁晓夫懂得了战略目标必须与战略能力相匹配的道理，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古巴离我们有12000公里远，只有傻子才会认为我们想从古巴入侵美国大陆。

从1959年到1962年这短短3年中，从戴维营会谈中表达的苏美共治世界的主张瞬间又跳到将导弹运送到古巴，在美国家门口建立反美基地，这是赫鲁晓夫忽右忽“左”的无哲学外交实践的必然结果。古巴导弹危机后，毛泽东写诗讽刺赫鲁晓夫“欲学鲲鹏无大翼”，用通俗话说就是赫氏完全是一个志大才疏的家伙。莫洛托夫评价说：“赫鲁晓夫并不那样愚蠢。他知识水平较低。”

有了古巴的痛苦经验，赫鲁晓夫似乎明白了当年斯大林在他第二次问及朝鲜问题时对他“极大的反感”的原因。1964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内战，赫鲁晓夫已不再像在古巴那样莽撞，没有直接对北越做出象在古巴那样的高调支持。

赫鲁晓夫的“无脑政治”表演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上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结语：

1. 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匹配是国家利益扩展必须遵守的原则。当初拿破仑将北美的路易斯安那、沙俄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斯大林不出兵希腊等就体现了这个道理，而赫鲁晓夫为在古巴获得军事基地，制造“古巴导弹危机”，就违反了这一道理。遵循了这一道理，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并进入强大，违背了这一道理，就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2.距离与力量成反比存在。赫鲁晓夫撞了南墙后才认识到：“古巴离我们有12000公里远，只有傻子才会认为我们想从古巴入侵美国大陆。”而今天我们热议的巴拿马离中国也是同样的距离，那赫鲁晓夫这句话是不是对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也有什么启示呢？

3.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就是取舍，拿破仑让出路易斯安那、穆拉维约夫让出阿拉斯加加强了国家力量的同时又扳倒了当时的最强大的对手英国，赫鲁晓夫长臂进取美国眼皮下的古巴，结果把自己搞了个灰头土脸，并使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苏联大蒙其羞。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当为今人认真总结。

令人扼腕唏嘘的是，目下斯大林说的“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人太多了。

来源：张文木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