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6年，听闻好友傅雷夫妇自杀，林风眠预感自身难保，他关好门窗，预备将自己2000余幅销毁。

1966年，听闻好友傅雷夫妇自杀，林风眠预感自身难保，他关好门窗，预备将自己2000余幅销毁。

原本想用焚烧，怕燃起的烟雾暴露，便改用浴缸浸泡，再用木棍搅成纸浆，再倒进马桶冲干净才松了口气。

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押走了，他们要他交待，他不承认，于是加上不服管教，他的性质更严重了。

他被关在看守所，双手24小时拷着手铐，手铐一点点嵌进肉里，血流了干，干了又流。

傅雷、朱梅馥、杨嘉仁、金素雯、言慧珠……听着外面的老朋友一个个走了，林风眠突然被刺激出求生的意志。

双手被手铐钳制，他就用嘴去够盆吃饭，他说：“我很多朋友自杀了，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生活下去！”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能想活着，真的太不容易了，他这一路走来，一直在失去，可他还想活着，太不容易了。

他的第一次失去在6岁的时候，是他的母亲。

朋友柳和清回忆，林风眠常常跟他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带母亲去那家染坊，或许也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了。”

林风眠自小就对颜色非常敏感，村上有家染坊，每次路过看到农民们将素布从水里捞起，素布立马焕然一新，林风眠心里就痒痒。

于是，他常拉着母亲一同去染坊围观，然而越压抑沉闷的家庭氛围，越能催发出爱情，不过只在墙外，不在院内。

母亲和染坊的年轻老板爱上了，纸包不住火，他们俩的恋情很快就被发现了。

林家族人说女人不知检点，把林风眠的母亲绑在祠堂前的屈辱柱拷打示众。

林风眠被禁足，可像是母子间的心灵感应，林风眠打破窗户，赶到祠堂。

幼小的他挡在鲜血淋漓的母亲面前，失控大喊：“谁处死我的娘，我就跟谁拼命！”

幸好，他们有把小孩子的话当回事，母亲在林风眠的呼叫下免于一死，但还是逃不过被逐出家门卖掉的命运。

林风眠大病了一场，半年后才能下地走路，而没有了母亲后的每一天，他都重复着同件事：

爬上家门后的山头，静静地看着太阳升起、落下，观察峰峦的阴晴明暗，斑驳的山光水色，雨雪风霜的四时变化……

久而久之，对于他的色彩观，有了很大的启发。

1923年，林风眠在德国柏林留学期间，结识了贵族后裔罗拉。

两人虽语言不通，但对艺术的共同追求，让两个人的灵魂无比顺畅地产生了共鸣。

没有母爱浇灌的男孩，在爱情的滋养下，决定要长大，长大成一个男人，顶天立地的男人，为心爱的人、亲爱的孩子遮风挡雨。

他们结婚了，次年罗拉难产去世了，接着新生婴儿也夭折了，爱他的人又离开了。

两人相爱时，林风眠给罗拉写情书，俯在她耳边读情诗。

罗拉死了，林风眠亲手为她刻墓碑，情诗变成了墓碑上的碑文。

罗拉怀孕时，林风眠常常隔着肚皮，对即将出生的宝宝唱的《安魂曲》，唱到最后也变了调，扭曲成了悼词。

亲情、爱情接连消亡，林风眠并没有丧失希望，他在日记中写道：

“罗拉的死亡让我彻底理解了生命的脆弱，也让我更执着于用艺术对抗虚无。”

可是，生命是脆弱的，艺术的生命又何尝不脆弱呢？

林风眠回国后，先是出任北京艺专校长，因为组织的“北京艺术大会”展出的画作，惹怒了一部分人，林风眠被迫辞职。

之后受蔡元培邀请，担任杭州艺专校长，结果抗战期间，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林风眠这个校长直接被架空，他再次辞职。

离开学校前，做事一向善始善终的林风眠，给另外两位校务委员写信说：

“……杭校员生，随弟多年，无不念念，唯望二兄加意维护，勿使流离……”

流亡中的学生读到这封信哭作一团，将学生放在心上的老师，却因为只把学生放在心上，而失去了当老师的资格。

学生吴冠中回忆当时：“我感到林风眠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绅士校长，而是最可亲可爱的师友了！”

当初妻子去世，林风眠说要用艺术对抗虚无，然而他的艺术先败给了人性。

他给自己的艺术穿上一层层铠甲，是校长又是老师，可无论穿哪一层铠甲，他都输了。

但他没有认输，这次他丢盔弃甲，他就用“林风眠”这个身份，堂堂正正跟人生的虚无对抗。

他和后来结婚的夫人、女儿定居在上海，可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林风眠光靠画画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

最后只能折中，夫人和女儿一同去巴西定居，把林风眠留在了上海。

在50年代的上海南昌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瘦小、孤单的老头，冷冷清清，孤孤单单走到对面的米店，买五分钱的面条，然后用手托着回家。

每天都是如此，太阳不会每天都出现，但那个老头每天都会在下午准时出现在那条路。

他每天中午煮一碗面充饥应付，到了晚上，他就煮些稀饭果腹。

只有一天中午，他第一次奢侈了一回，煮了两碗面，还把自己不常烧的、舍不得吃的菜干煮肉拿了出来。

只因那天托着面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了老朋友。

柳和清回忆那天碰到林风眠的场景，林风眠笑吟吟地问他：“和清，你是否有约？如果没有，就到我家中一起吃面条吧。”

柳和清答应了，林风眠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拿出了自己烧的菜干煮肉。

“他告诉我，自己每个月都会煮一两次这道菜，一天吃不完就隔天再吃，后天再吃，一直要吃到菜干发黑为止。”

菜干不是在冰箱里发黑的，就是放在桌上自然而然黑掉的，因为林风眠没有冰箱。

柳和清知道他不愿欠别人人情，就假借朋友的名义，高价买了他两幅画，林风眠这才拿着这笔钱去买了个冰箱。

发黑的菜干是林风眠偶尔的“放纵餐”，而寻常人家常见的豆腐，也只有在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林风眠的饭桌上。

因为很穷，林风眠学会了如何利用裁下的宣纸边条来作画，如何自己裱画。

但他却舍得点着灯晚上画画，他的人生已经黯淡无光，可他的艺术还需要光明照亮。

五十多岁的林风眠人生里，有无穷无尽的贫穷，还有他热爱的艺术。

只要艺术还在，多大的贫穷他都甘之如饴。

李可染曾回忆：“林先生有一回画马，用几条线表现的马，一天最多画到90幅。”

一天只吃面条、稀饭，肚子里没什么油水，却能高效率画出90幅画，这得对艺术有多热爱，才能这么心无旁骛。

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也说：

“林先生住处简陋，但创作不辍，每日画数十幅画作，堆至屋顶，父亲常带便饭探望，目睹其‘挑水、做饭、洗衣’的清苦生活。”

可惜，以林风眠的身份与虚无的对抗赛，他又失败了，这次失败，上天缴了他最重要且唯一的武器，将他的艺术连根拔起。

60年代初期，林风眠在北京办画展，有人观展后有感而发，写了篇文章《我爱林风眠的画》，并发表在《美术》杂志上，一时成为美谈。

后来有些人开始揪着这篇文章，批林风眠的画是黑画，舆论导向瞬间变了。

林风眠苦笑地跟朋友说：“今后，我的画恐怕只好挂在自己家里孤芳自赏了！”

然而，连挂在家里孤芳自赏的资格，最终也被剥夺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及周遭朋友陆续被打倒的消息，南昌路上那个瘦小的身影，更瘦小了。

曾经伴自己走过艰难岁月的画作，现在成了烫手山芋，林风眠忍痛销毁了一大半，朋友柳和清替他感到惋惜，主动要帮他保护一部分。

为了保护这一部分画作，柳和清把命都豁出去了，“即使今后抄家被抄到，也决不能牵涉到林先生的安危。”

两人约定好，柳和清如果想找林风眠，要预先通过电话联系，并且要看到他家北窗的灯亮着时, 才可以按他家的门铃。

可就算没事找他，柳和清还是放心不下他，每天下班后柳和清总特意蹬自行车路过他家，看看北窗的灯是否亮着。

如果亮着，至少说明林风眠暂时平安无事。

可没过多久，北窗的灯灭了，第二天、第三天依旧如此，柳和清知道，林风眠被关进了看守所。

因为交代的事情令他们不满，68岁的林风眠挨了几个耳光。

他们似乎过于杞人忧天，以为缴了他的画笔，只要手还在，这人定还能想尽办法画画，于是以防那双手突然变出了一支笔，他们给那双手上了铐。

50岁的林风眠学会了如何用宣纸的边角料，去画出一幅完整的画，以此对抗贫穷，也证明了大师的厉害之处。

68岁的林风眠学会了反手趴在地上，用嘴去啃饭吃，可这在对抗什么？这又想证明什么？

得知林老师曾被自己牵连，被提审，周昌谷流着泪向林风眠道歉，但林风眠没有接受他的道歉。

他有什么错呢？26岁就获得第五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质奖章，成为中国画首次赢得国际金奖的第一人。

潘天寿还跟夫人何愔说：“解放后，我碰到有才华的学生，只有周昌谷一个人”。

可这样有才华的人，30多岁的年纪正是深耕发芽的大好时光，他却被迫要挨斗，还要骑着三轮车，到处装卸货物。

因为偷偷利用“职务之便”照顾恩师潘天寿，给他送吃的，又把他的重活全承包了，还帮他给家人送信，周昌谷遭致了更大的灾难。

林风眠不怪他，他没有理由需要道歉。

1972年，林风眠终于出狱了，师生俩再次见面，老师患上胃病、心脏病，学生得了严重的肝炎。

而出狱并不意味着这场苦难到了彼岸，不久之后，画院通知林风眠去表演，他们要他画菖兰，他就画菖兰，命他画芦雁，他画了芦雁。

他就那样默默的坐着，不说一句话，他们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在场的人都说他很听话。

用“乖”“听话”去形容一个天赋异禀的艺术大师，荒诞感不亚于习惯展翅高飞的雄鹰被折断双翼，关进鸟笼里，因学会了说“欢迎光临”，而被客人夸这鸟真聪明。

在林风眠作画的时候，有个人突然站起来说：

“林风眠这个是糟粕艺术，数十年来他毒害着人民，现在还不接受教训，还来这一套，不知悔改！”

林风眠凄然一笑，依旧默默坐着。

有人说这只鸟愚蠢，雄鹰也只是继续摆出鸟儿的模样，继续说着“欢迎光临”。

1977年，林风眠决定出国探亲，去找在巴西的妻子、女儿。

临走前，他告诉朋友们不要来送他，以免生出不必要的事端。

他还跟领导说：“周昌谷是我的学生，将他搞得病成这样，麻烦多照顾他。”

一个可怜人在担心另一个可怜人。

他一直没变，当初离开杭州艺专，他拜托两位校务委员多多关照，不要让学生流离失所。

时隔多年，再次离开，他惦记的依然是学生，哪怕他已不再是老师。

他们都带着各自的伤口，走向了自己的结局。

林风眠走后，周昌谷的肝炎愈来愈严重。

其学生黄镇中说，“周老师的肝炎每年冬天黄疸指数都要升高，病情反复，久久不愈。”

1986年，林风眠移居香港，他凭借自己的回忆，一点点重画曾销毁的画作。

同一年，周昌谷在上海病逝，年仅57岁。

当初师生二人被平反，周昌谷高兴得像个小孩，逢人就说：“我要争取苟延残喘地活到2000年！”

林风眠则对周昌谷说，“我们这一辈人都死掉了，徐悲鸿、潘天寿，我也心脏不好，恐怕也要死了。”

然而，先死的却是当时最想活着的人，而先说死的人正努力活着。

学生苏天赐去香港看望过林风眠，他回忆：“林老师总对着空房间说话，仿佛在和亡妻、亡友对话。”

从那天起，林风眠对话的人又多了一个。

1991年，林风眠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病逝于香港，享年91岁。

在告别仪式上，他就那么安详地躺在白色的花丛中，穿着他那件常年穿着的灰色外套。

这件灰色外套，是很多人对林风眠的最后记忆。

林风眠出狱两年后，一天忽然接到领导通知，要他去参加接待外宾。

当时，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好穿上相对得体的灰色外套去赴宴。

等到了现场，他才发现要接待的外宾是自己的学生赵无极。

见到恩师，赵无极一下子站起身，疾步跪迎林老师，动情地拥抱着他，一再感谢林老师当年对他的教导，一再呼喊林老师是他的恩师。

林风眠入狱之前，吴冠中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一个画家的展览会上匆匆见过他一眼。

林风眠穿着那件灰色外套，在专注地看画，身后的吴冠中在看他，不禁红了眼。

因为吴冠中注意到，老师的袖口破了……

下面是林风眠作品欣赏：

来源：朱小畅说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