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妇人:她身材瘦小，脸又瘦又长，而且颧骨突出，由于缠足，走路颤颤巍巍的。

在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妇人:她身材瘦小，脸又瘦又长，而且颧骨突出，由于缠足，走路颤颤巍巍的。

她跟名义上的丈夫各处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对话：

一、叫早。回答是：“哼。”

二、临睡，问关不关北房过道的中门。回答是：“关”，或“不关”。

三、索要家用钱。回答是：“多少”？然后照付。

为了尽可能少费口舌，名义上的丈夫将换洗的衣物放在柳条箱的盖上，塞在自己的床底下，她支配佣人洗净之后，叠放在柳条箱内，上面盖一层白布，放在她卧室的门旁。

这位妇人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1878年，朱安出生在浙江绍兴城里的丁家弄。

她和鲁迅的婚姻是两家大人包办的产物，而且鲁迅的母亲非常喜欢朱安，于是就挽了媒人去说合。

但鲁迅在日本知道后，很反对，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

但是鲁瑞则叫鲁迅的堂叔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的，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

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朱安并没有这样做。

不过后来鲁迅虽然觉得有些勉强，但认为既是母亲作了主，就没有坚决反对，也许他信任母亲，认为母亲给他找的人，总不会错的。

1899年，21岁的朱安和鲁迅订婚，但是直到28岁那年她才嫁到周家。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朱安与鲁迅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

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不过她也听说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

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所以在朱安的心里，就是，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

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

“…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

由于鲁迅不喜欢小脚，结婚当天，朱安给自己弄了一双假大脚，就是穿上大一号的鞋子，假装大脚。

鲁迅对朱安没有好感，尤其是见过新式女性以后，

他看着自己的新夫人还裹着三寸金莲，就觉得两人更加格格不入，尤其是她结婚当天又用假大脚糊弄，而且因为她又瘦又小，又穿上一双大鞋，导致她下轿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或许这让鲁迅对她更加反感了。

朱安这样被鲁迅厌恶，那他们的新婚之夜，朱安注定是要独守空房的。

那天晚上，鲁迅睡在母亲房中，朱安一人独守空房。

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因为鲁迅对这桩婚姻不满意，就没有去。

第二夜，鲁迅睡到了书房。

据他的佣工王鹤照透露，“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可见，鲁迅有多么失望。

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

世人都觉得这桩婚姻受苦的是鲁迅，但是谁能考虑一下朱安的感受呢，她作为一个裹小脚的女人，命运不由得自己做主，对所所有新婚的女子来说，

新婚夜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对于朱安来说，新婚夜则是她后半身悲剧的开始，在新婚之后的三四天里，她坐在屋里一边流泪一边听过来人教她如何慢慢熬，总会熬到鲁迅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婚后几天，鲁迅就出去上学了，朱安作为“新妇”则留在家中照顾婆婆，虽然这样的生活朱安来说很残忍，但是朱安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管怎样，鲁迅没有食言，把她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了周家的人。

七年后，也就是1909年，在母亲的催促下，鲁迅终于回来了。

朱安本以为这次丈夫回来，他对自己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因为小别胜新婚，再说他们一别七年。

但是，鲁迅的态度很快让她心凉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鲁迅在绍兴教书，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鲁迅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非常晚，而且也是独自睡，也不和朱安说话。

用鲁瑞的话说“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鲁迅也曾试图跟朱安讲话，可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从此再也不愿意跟她说话。

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朱安赶紧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

鲁迅说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在鲁迅看看，朱安是自作聪明，或许朱安只是想就着这个话题和鲁迅多聊几句。

1912年初，鲁迅又离开家了，这一走又是7年。

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独居生活。

期间，朱安曾经让弟弟给鲁迅写过信，但是鲁迅对她的信置之不理，根本没有回复。

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朱安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亲朋好友，朱安在饭桌上指责了对鲁迅的种种不是，但是鲁迅一句话也不说，任她发挥。

事后鲁迅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

周作人曾经在日记里记录，从1914年开始，朱安开始频频回娘家，有时候会待上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有一次，她竟然在娘家住了两个月。

朱安的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感到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1919年，鲁迅老家的老房子要被卖掉，他则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把一大家人都接到了北京，也包括朱安。

“在绍兴这地方，要让一个女人离开夫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妇女离开了夫家，或者丈夫死了改嫁，那么即便有儿子，也“不得母之”，不允许载入家谱中，死后也就得不到归宿。她们不仅不容于家族，也不容于社会，被人们看不起，很难找到活路，结局往往比守节还要悲惨。”

虽然他讨厌朱安，但是朱安长年累月侍奉母亲鲁瑞，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她一个女人家，也无地方可去。

对朱安来说，去北京并没有感到很开心，因为老房子没有了，即便之后她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也无处可去。

这时候的朱安40岁，这次她离开故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八道湾住了几年后，因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搬了出去。

朱安作为八道湾内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没人在意她对这件事什么态度，当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时，她也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八道湾，和鲁迅一起搬出去住。

关于是否搬出去住，鲁迅是征求过朱安的意见的，问她是留在八道湾还是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朱安的生活。

朱安回复他，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1924年5月25，朱安跟着，鲁迅，婆婆路鲁瑞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

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朱安对鲁迅照顾得事无巨细。

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鲁迅平时喜欢吃的菜，给他下粥，让他开胃，可是朱安却不吃这些好菜。

朱安每天会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对这道菜是否喜欢，如果喜欢的话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虽然两人都在同一屋檐下，虽然鲁迅默认朱安对他的照顾，但是两人依然是各过各的，像个陌生人一样，鲁迅很少和朱安说话。

1925年夏天，朱安生病了，住在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里。

鲁迅一进门，就问朱安：“检验过了没有？”

朱安说：“检验过了。”鲁迅就往外走，嘴里还说着：“我问问医生去。”

过一刻，鲁迅回来了，直接和朋友说“走罢，到我家里吃中饭去。”

这时朱安问他“医生怎么说？”

鲁迅只简单地回答：“没有什么，多养几天就好了。”说完，就匆匆走出了病房。

对鲁迅来说，他只是对朱安尽了义务，却不愿在病房多逗留一刻陪伴她，也不愿多说一句安慰温存的话。

虽然鲁迅对朱安很冷漠，但是母亲鲁瑞还是非常认可自己亲自挑选的儿媳妇的，多年的相处，她把朱安看做自己身边贴心的人，很希望儿子儿媳有一天能好起来。

一次，鲁瑞看到儿子大冬天的还穿着单薄的衣裤，就责怪朱安，“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

于是朱安奉老太太的命令做了一条新棉裤，等鲁迅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没想到鲁迅竟把新棉裤扔了出来。

朱安得知后，更加心灰意冷了。

不过朱安并不只是一味的隐忍，她也有反抗的时候。

一次，亲朋好友给鲁瑞过大寿，开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向亲友下了一跪，说道：“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指鲁迅）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

当时赴宴的应该是鲁迅身边的同事和老友，朱安用这样一个激烈的举动，争取到了大家的同情，也算是将了鲁迅一军。

1926年8月，鲁迅和许广平离开了北京，朱安和婆婆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

不久后，朱安便听说周海婴出生的消息，她非常高兴，这时候的朱安也50出头了，她自己不可能有孩子了。

“按绍兴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而且她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自从鲁迅离开北京后，朱安的生活似乎更和他无关了，两人十年间的联系是以“家用账”维持着彼此的关系，这也间接证明朱安没有看错人，至少，鲁迅会维持她的生活。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有了他们的三口之家，再北京的西三条胡同，朱安与婆婆相伴，默默地度着她的余生。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就这样过了，这一辈子也只有婆婆对她不离不弃。

1936年，鲁迅在上海去世。鲁迅的去世，对朱安和婆婆都是个沉重的打击。

朱安本想带着婆婆一起去上海，但此时的朱安也将近花甲，婆婆也年事已高，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她们去上海是不可能的。

朱安就在北京的家里为鲁迅设了灵堂，祭奠了鲁迅，放了鲁迅生前喜欢吃的菜肴，用白薯蓣切片，鸡蛋和面粉涂之加油炸熟。

之后，每年鲁迅忌日，当社会各界举行各种纪念仪式时，朱安也会在西三条的家里，在灵台前供上鲁迅生前爱吃的食物，为他焚香默祷。

她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心底的那一份情意。

鲁迅去世后，朱安托周建人的许广平写信，希望她能带着孩子到北京居住。

不过，许广平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的。更不愿意把自己纳入这样一个旧家庭的格局。

鲁迅走了，朱安和婆婆的经济来源，主要是许广平寄来的鲁迅著作的版税，以及之前攒下的积蓄。

1943年，87岁的鲁瑞去世。

朱安为婆婆送了终，自此，西三条只剩下她一个孤单的身影。

朱安照顾了鲁瑞37年，她的好她的苦，鲁瑞都知道，所以鲁瑞去世前，叮嘱儿子周作人，要他把每月给自己的零花钱，在她死后继续付给终身服侍她的贤媳，并嘱咐朱安一定要收下，说这是属于她的钱，与别人无关。

周作人最初是给朱安每月100元，随着物价的上升而涨到150元、200元。对于收周作人的这笔钱，朱安的内心并不情愿，因为在鲁迅生前，是绝不会要周作人一分钱的，而她却落到要让他施舍接济的地步，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她感到说不出的屈辱。她也有自尊，如果可以自己想办法的话，她宁可不要这笔钱。

后来，许广平在自己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依然给朱安寄钱，朱安经常写信表示对她的感谢。之后，凡遇到事情都找她商量，真正把她当作了可以依靠的亲人。

1947年，69岁的朱安年老体衰，病入沉疴，她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托人写信，就身后事向许广平做了交代。信中，她表示要与鲁迅合葬在上海的墓地。虽然她有两位亲侄子，但她希望由周家的人，即许广平、周建人、海婴出面来料理她的后事。这是朱安最后一次强调了自己“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

许广平并没有按照朱安的遗愿让她与鲁迅合葬，因为鲁迅不是普通人，他不可能愿意和朱安合葬，许广平本来打算将朱安与鲁迅母亲同葬在板井村的墓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最后只得将她暂葬于西直门外保福寺。

对于朱安和鲁迅的关系，她说了这样的话：“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朱安去世后，有记者感慨她的一生“朱夫人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朱安一生没有得到鲁迅的爱，更别提其他，可以说朱安的一生就是个悲剧，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旧式妇女，她的存在或许是卑微的。然而，作为鲁迅的影子，或者说，作为鲁迅的遗物，又是人们想忘也忘不了的。

不过，朱安悲剧的一生除了受封建思想的侵蚀，根本原因还在于她自己的不求进步，如果她当初接受鲁迅的建议进学堂读书识字，或许她的与鲁迅的差距就不会这么大，她的命运或许又是一番景象。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理想伴侣，幸福一生。

来源：羽籽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