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81年9月25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的产房里，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了江南水乡的晨雾。这个被祖父周福清寄予厚望的男婴，取名周树人，字豫才。谁也未曾料到，半个世纪后，这个名字会以“鲁迅”为笔名，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

呐喊者——鲁迅传

老整谈文学常识

1881年9月25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的产房里，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了江南水乡的晨雾。这个被祖父周福清寄予厚望的男婴，取名周树人，字豫才。谁也未曾料到，半个世纪后，这个名字会以“鲁迅”为笔名，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

百草园的晨光与药香​

童年的周树人浸润在绍兴水乡特有的湿润气息里。新台门周家作为当地望族，曾有过“百桌千椅”的煊赫岁月。那时的百草园还是片生机勃勃的菜园，桑葚树的紫黑汁液染过他的指尖，覆盆子的酸甜留在唇齿间，皂荚树的阴影里藏着他与蟋蟀的秘密约定。祖母常给他讲“美女蛇”的故事，让这片杂草丛生的园地既神秘又充满诱惑。​

七岁进三味书屋读书时，他总在课桌上刻下小小的“早”字。先生寿镜吾摇头晃脑念“铁如意，指挥倜傥”的模样，与偷偷描《荡寇志》绣像的乐趣，在他记忆里交织成奇妙的乐章。最难忘的是正月里去乡下外婆家，与闰土在雪地捕鸟的日子。那个戴着银项圈的少年举起钢叉的瞬间，成了他对“自由”最初的具象认知。​

变故发生在十三岁那年。祖父因科场案入狱，父亲周伯宜卧病不起，昔日门庭若市的周家迅速败落。十三岁的少年提着蓝布包袱穿梭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当铺柜台的高度让他不得不仰起脸，掌柜的白眼像淬了冰的针尖刺在脸上。他看着父亲被汤药熬得枯槁的手，听着邻里的窃窃私语，过早地尝透了世态炎凉。这段屈辱的经历，后来化作《呐喊》自序里那句沉重的独白：“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东京的樱花与手术刀​

1902年春天，二十四岁的周树人东渡日本求学。东京上野公园的樱花正在盛放，却掩不住他心头的迷茫。在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他见过拖着辫子的同胞在新式学堂里摇摇摆摆，也听过留学生们空谈救国却沉溺享乐。一次集会上，同乡学生因为座次争执不休，让他深深厌恶这种“合群的自大”。​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仙台医专。解剖课上，藤野严九郎先生总是仔细批改他的笔记，连血管的位置标注错误都一一订正。这位穿布衣、用粉笔头的老教授，是他在异国感受到的为数不多的温暖。但幻灯片事件彻底击碎了他的医学梦——画面里同胞围观同胞被日军处决，麻木的神情像钝刀割着他的神经。“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深夜的宿舍里，他对着煤油灯喃喃自语，手术刀终究切不开国民精神的病灶。​

1906年，他毅然退学回到东京。寓居伍舍的日子里，他翻译《域外小说集》，介绍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却因销路惨淡而备受打击。房东太太常看见这个中国青年对着窗外的月光枯坐，烟头在黑暗中明灭。那些无人问津的译稿，后来成了他解剖国民性的第一把手术刀。​

铁屋里的第一声呐喊​

1918年4月，鲁迅在绍兴会馆的藤花馆里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案头的煤油灯芯爆出火星，映照着稿纸上那个颤抖的标题——《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天已微亮。他推开窗，看见会馆的老槐树抽出新芽。这篇小说发表在《新青年》上时，编者胡适特意加了按语：“这是近来文坛上的一个新辟的天地。”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有人说读得毛骨悚然，有人骂他“丧心病狂”，而鲁迅只是在回信中写道：“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此后的十年间，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斗士，在《新青年》《语丝》等刊物上投下一篇篇重磅文章。写《阿Q正传》时，他常把自己关在西三条胡同的“老虎尾巴”书房里，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许广平推门送茶时，总见他对着文稿皱眉：“中国人的病，不止于身体。”当阿Q在法场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时，北平的茶馆里正在上演着相似的戏码——看客们伸长脖子，等着看革命者的头颅落地。​

南腔北调的赤子心​

1927年，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讲堂上，他告诫青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台下的许广平眼中闪烁着光芒，这个敢爱敢恨的女学生，后来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他们在白云山麓的茅屋里结为伴侣，桌上的台灯常常亮到天明，一个奋笔疾书，一个研墨抄稿。​

上海的岁月是鲁迅创作的井喷期。在景云里的寓所，他写出了《故事新编》，用荒诞笔法重述神话：眉间尺提着自己的头颅与楚王决斗，大禹穿着破草鞋在泥泞中治水。楼下的电车轰鸣声中，他与瞿秋白深夜长谈，两个文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瞿秋白为他的译文集作序：“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但斗士也有软肋。1932年，儿子海婴出生时，他已年过五十。这个在文章里横眉冷对的作家，会笨拙地给婴儿换尿布，会在深夜哼着绍兴小调哄孩子入睡。海婴生病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夜不能寐，听儿喘息，心甚不安。”这种柔软，与他对敌人的锋利形成奇妙的平衡。​

未完成的答卷​

1936年深秋，上海大陆新村九号的客厅里，鲁迅躺在藤椅上，手里还攥着未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窗外的法国梧桐落了满地金黄，像极了他故乡的秋。许广平给他披上毛毯，他喘息着说：“中国的将来，总要有人去开辟。”​

10月19日凌晨，这位五十三岁的作家溘然长逝。送葬的队伍从万国殡仪馆延伸到虹桥墓地，宋庆龄、蔡元培扶着灵柩缓缓前行，青年们高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沈钧儒在墓碑上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在暮色中格外醒目。​

他留下的不仅是三百万字的著作，更是一把解剖灵魂的手术刀。从《呐喊》到《彷徨》，从《野草》到《朝花夕拾》，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正如他在遗嘱中所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但历史没有忘记这个在铁屋里呐喊的人，他的文字至今仍在唤醒沉睡的灵魂，在每个需要良知与勇气的时代，发出振聋发聩的回响。​

来源：牧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