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卓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从西汉到东汉再至汉末的发展历程，探讨不同时期财富特征、政治地位、风险应对策略及社会影响的变化。通过对卓氏家族的纵向研究，揭示财富载体、权力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规律，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历史启示，展现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在专制集权

本文以卓氏家族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从西汉到东汉再至汉末的发展历程，探讨不同时期财富特征、政治地位、风险应对策略及社会影响的变化。通过对卓氏家族的纵向研究，揭示财富载体、权力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规律，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历史启示，展现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在专制集权下的曲折发展路径。#哼伯#

卓氏家族；两汉；汉末；财富逻辑；历史演变

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家族的兴衰变迁往往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卓氏家族作为两汉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家族，其发展历程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不同历史阶段财富逻辑的演变。从西汉卓王孙时期凭借冶铁垄断与技术资本化积累巨额财富，到东汉时期卓氏后裔因应时代变化转变财富模式，再到汉末卓氏分支走向武商一体的道路，这一过程中财富来源、政治地位、风险应对及社会影响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深入研究卓氏家族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两汉及汉末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脉络，以及商业资本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百废待兴，朝廷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为民间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卓王孙家族抓住机遇，在蜀郡冶铁领域崭露头角。据记载，卓氏掌握了蜀郡 70% 的铁矿开采权，近乎形成了冶铁行业的垄断局面。

在技术创新方面，卓氏首创 “水力鼓风炉”，这一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华阳国志》记载，使用该技术后 “一炉日产铁器五百件”，相比以往手工生产，产量实现了质的飞跃。凭借先进的技术，卓氏不仅满足了蜀郡本地对铁器的需求，其产品还畅销滇蜀等地，“倾滇蜀之民”。

为了获取更多廉价劳动力，卓氏开创了 “铁器 - 奴隶置换” 模式。当时西南夷地区的僰僮价格低廉，卓氏以 10 把铁斧即可换得 1 名僰僮。这些廉价劳力被投入到冶铁生产中，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形成了从铁矿开采、冶炼到产品销售，再到获取廉价劳动力的闭环生产链，使得卓氏财富迅速积累。

在特殊时期，卓氏的冶铁产业更是带来了巨额利润。七国之乱期间，战争对军械的需求急剧增加。卓氏抓住这一商机，单月向周亚夫军售箭镞百万枚。据居延汉简《兵器簿》记载，此次交易获利 “金三千斤”，可见其在军工贸易中获取的暴利。

在西汉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卓王孙深知政治与商业相互依存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捆绑与避险策略。一方面，他积极向中央朝廷捐献财富。例如在漠北之战中，卓王孙捐出半数家产，以此赢得朝廷的认可与好感，为家族商业发展寻求政治庇护。另一方面，在地方层面，卓氏通过贿赂蜀郡太守来确保在当地的商业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出土的 “卓氏贿太守金饼” 刻字便是这一行为的有力证据，表明卓氏通过金钱交易与地方官员建立了紧密联系。

面对汉武帝推行的盐铁专营政策，卓王孙提前布局，实施跨国分流策略。他在滇国、夜郎等地设立 “影子工坊”。这些工坊表面上独立经营，实则与卓氏在蜀郡的产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种方式，卓氏成功规避了盐铁专营政策对其商业利益的冲击。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出土的带 “卓” 字铁范，进一步证实了卓氏在滇国等地的冶铁产业布局。

此外，卓王孙还注重文化镀金，积极资助文翁石室。文翁石室是当时蜀地的教育机构，卓氏的资助行为不仅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声誉，更为重要的是，使其子卓广陵获得 “孝廉” 身份。“孝廉” 是汉代选拔官员的重要科目，获得这一身份意味着卓氏家族开始迈入士族阶层，为家族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公元前 92 年，卓王孙去世，这成为卓氏家族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卓王孙在遗嘱中安排家族按 “工商、儒学、边贸” 三脉分立。这一安排看似是对家族财富与产业的分散，实则是对家族未来命运的精准预判。他深知商业发展受政策影响较大，单一的产业结构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通过家族分支，不同脉系可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展，降低家族整体风险。

西汉末年，王莽推行 “五均六筦” 政策，对工商业进行严格管控。在这一政策打击下，许多工商业家族遭受重创，卓氏家族也未能幸免。然而，即便如此，《汉书・货殖传》仍记载 “临邛卓氏尚称钜富”，可见卓王孙在世时的布局与经营为家族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其在动荡时期仍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实力。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于公元 40 年废除私营冶铁，这一政策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卓氏家族的命运。作为以冶铁起家的家族，卓氏被迫放弃祖业，寻求新的财富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卓氏开始转营蜀锦贸易。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 “卓氏锦” 残片，其联珠纹和铁器纹样显示出卓氏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巧妙地将原有冶铁文化元素融入蜀锦生产，实现了产业融合，为蜀锦产品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在蜀锦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除了发展蜀锦贸易，卓氏还利用东汉豪族荫客制进行土地兼并。在广汉郡，卓氏圈地 “万顷”，成为当地规模庞大的地主集团。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广汉卓庄 “佃客三千”，大量佃客依附于卓氏家族的土地，为其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和地租收入。卓氏通过收取高额地租，实现了财富的进一步积累，完成了从工业巨头到地主集团的身份转变。

在文化与政治领域，卓氏儒学支脉在东汉中期逐渐崛起。卓茂，作为卓氏家族的族裔，官至光武帝太傅，成为朝廷重臣。卓茂的崛起标志着卓氏家族 “商贾→士族” 身份蜕变的完成。通过经学入仕，卓氏家族不仅提升了社会地位，还获得了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了家族在地方的影响力。

东汉时期，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卓氏家族面临着诸多政治风险。在党锢之祸中，卓讽（卓茂曾孙）因与李膺交好，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公元 166 年，卓讽被列为 “党人”，其家产被抄没三成。李膺是当时的名士领袖，因反对宦官专权而受到党锢之祸的牵连。卓讽与李膺的交往，使其家族遭受池鱼之殃，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斗争对世家大族的严重影响。

此外，羌乱也给卓氏家族带来了巨大冲击。公元 108 年，凉州羌乱爆发，卓氏在陇西的商队遭劫。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此次劫难使卓氏损失 “钱帛五千万”。陇西地区是卓氏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羌乱导致商路受阻，货物被劫，不仅使卓氏家族遭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影响了其商业贸易的正常开展。

同时，道教在蜀地的崛起也对卓氏家族构成威胁。张陵在蜀地创立五斗米道，吸引了大量民众入道。卓氏家族的 “僮仆多遁入道”，这使得卓氏家族劳动力成本激增。原本依赖僮仆进行生产和贸易的卓氏，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来招募劳动力，进一步压缩了家族的利润空间。

从考古发现来看，卓氏家族在东汉时期的衰落迹象明显。墓葬规格的变化是家族兴衰的重要体现。西汉时期，卓氏墓采用黄肠题凑的高规格墓葬形式，如成都天回镇墓，这显示出卓氏家族在当时的显赫地位。而到了东汉，卓氏墓降为砖室墓，以郫县卓家包墓为代表，墓葬规格的降低直观地反映出家族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下降。

随葬品的变化也能反映家族财富模式的转变。西汉时期，卓氏墓中随葬品多为铁器模型，这与卓氏家族以冶铁业为主的经济形态相契合。而东汉墓中，随葬品变为陶仓、陶井等，这些器物反映出农业生产在家族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表明卓氏已从工业巨头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地主家族。

碑刻记忆同样见证了卓氏家族的身份重构。东汉《卓讽碑》隐去了先祖冶铁史，仅强调 “世传诗礼”。这一现象说明卓氏家族为了适应社会变迁，在文化层面进行了自我重塑，试图摆脱以往商贾的身份标签，以士族的形象示人。

汉末，天下大乱，社会秩序崩溃，原有的商业秩序和政治格局被打破。卓氏分支顺应时代变化，走向武商一体的道路。在财富来源方面，军事资产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卓氏通过组建私兵、修筑坞堡，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些私兵不仅用于保护家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参与到军事行动中，为家族获取利益。同时，卓氏利用其在地方的影响力和商业网络，开展跨国黑市贸易。在战乱时期，物资匮乏，跨国黑市贸易利润丰厚，卓氏通过走私违禁物资、贩卖人口等非法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

在政治地位上，卓氏分支成为地方豪强，拥有半独立的军阀地位。他们凭借私兵和坞堡，在地方形成武装割据势力，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令。为了在乱世中生存和发展，卓氏采取多方下注的策略。一方面，他们依附于蜀汉政权，为蜀汉提供物资和军事支持，以换取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卓氏也与东吴政权保持联系，在必要时寻求东吴的援助。通过这种多方下注的方式，卓氏试图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保持家族的独立性和利益最大化。

卓氏分支的私兵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军事威慑力，被称为 “邛崃鬼兵”。这些私兵经过严格训练，装备精良，作战能力较强。他们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维护卓氏家族的利益。例如，在与其他家族争夺资源时，“邛崃鬼兵” 往往能够凭借武力占据上风。这种军事威慑力不仅使卓氏家族在地方上拥有较高的地位，还为其商业活动提供了保障，确保其在跨国黑市贸易等活动中不受其他势力的干扰。

西汉时期，卓氏以冶铁军工和跨国贸易为主要财富来源，凭借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垄断地位，在军工市场和对外贸易中获取暴利。到了东汉，随着政策变化，卓氏放弃冶铁业，转而依靠土地租赁、蜀锦贸易和官僚俸禄。土地租赁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蜀锦贸易则利用产业融合开辟了新的利润增长点，而通过经学入仕获得的官僚俸禄也为家族财富增添了新的渠道。汉末，卓氏分支则以军事资产和跨国黑市贸易为主，乱世中军事力量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而非法的黑市贸易则满足了战乱时期物资短缺的市场需求。

西汉时，卓氏虽富，但在社会阶层中仍属商贾，地位较低。尽管通过政治捆绑等手段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庇护，但本质上仍是皇权统治下的商业群体。东汉时期，卓氏通过经学入仕实现了士族化，成为累世经学的名门望族，官至九卿，政治地位显著提升，与外戚、官僚集团紧密结合。汉末，卓氏分支成为武装割据的地方豪强，半独立于中央政权，拥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在地方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西汉时期，卓氏通过跨国产业分散和技术保密来应对政治和市场风险。在国内政策不利时，利用在滇国、夜郎等地的产业维持家族经济；通过对冶铁技术的保密，保持自身在行业内的竞争力。东汉时期，卓氏采取联姻士族、依附外戚等策略。通过与其他士族家族联姻，扩大政治影响力；依附外戚势力，寻求政治靠山，以应对党锢之祸等政治风险。汉末，卓氏分支则选择武装割据和多方下注。凭借武装力量保护家族利益，同时在不同政权之间周旋，降低因政治变动带来的风险。

西汉时期，卓氏的冶铁产业创造了 “火井夜照三十里” 的工业奇观，推动了蜀郡乃至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技术传播和商业繁荣。东汉时期，卓氏的庄园经济形成了 “广汉卓庄，佃客如云” 的景象，对地方农业生产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汉末，卓氏分支的 “邛崃鬼兵” 虽具有军事威慑力，但也加剧了地方的动荡不安，其跨国黑市贸易等非法活动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秩序，对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西汉时期，卓氏家族以技术资本为核心财富载体。先进的冶铁术是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通过垄断军工生产和开展跨国贸易，积累了大量流动性财富。这些财富可以迅速转化为商业资本，投入到新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到了东汉，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卓氏家族财富载体转向土地和官僚体系。土地作为一种稳定的资产，通过收取地租为家族带来持续收入；而通过经学入仕获得的官僚俸禄，也成为家族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财富模式虽然稳定，但却丧失了技术创新能力，家族发展逐渐依赖于土地和政治权力。汉末，在乱世背景下，卓氏分支的财富载体又发生了转变，私兵和坞堡成为新的财富象征。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保护家族财产，获取更多资源，甚至通过非法的黑市贸易积累财富。但这种财富模式可持续性极差，一旦军事力量被削弱或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家族财富将面临巨大风险。

西汉时期，商贾卓王孙独立于皇权之外，凭借自身掌握的先进冶铁技术和庞大商业网络，在经济领域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尽管在政治地位上处于劣势，但通过向中央捐献财富、贿赂地方官员等方式，与皇权和地方势力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卓王孙与汉武帝之间的博弈，充分体现了商贾在皇权统治下，利用自身技术不可替代性换取生存空间的策略。东汉时期，随着卓氏家族的士族化，士商合流趋势明显。卓氏通过经学入仕，与外戚、官僚集团紧密结合，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政治依附关系也使卓氏逐渐沦为外戚的附庸，在政治决策中缺乏独立性，家族命运与外戚势力的兴衰紧密相连。党锢之祸中卓讽的遭遇，便是这种权力关系异化的结果。汉末，卓氏分支走向武商一体道路，以武力维护商业网络。他们凭借私兵和坞堡，在地方上形成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但这种以武力为基础的权力关系极不稳定，最终卓氏分支往往被更强大的军阀所吞噬，如卓氏私兵被诸葛亮收编，反映出在乱世中单纯依靠武力难以维持长久的权力和财富。

从卓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历史启示。首先，技术资本具有脆弱性。卓氏家族曾经引以为傲的冶铁术，因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和社会动荡，导致匠人流失，技术失传。这表明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商业资本所依赖的技术优势极易受到政策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冲击。其次，土地资本存在局限性。

———哼伯20250325

来源：哼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