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公园，伪装成自然的样貌与城市居民见面。那里的草坪和树木离不开人工浇灌，枯枝落叶在腐烂之前就被清理，河道的底部不是淤泥，而是一块块严丝合缝的水泥板。
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居民，也许从未真正见过荒野的形迹。
人们常常将城市化进程简单概括为城市空间向乡村空间的扩张。村舍被拆迁，农田被犁平，溪流被填埋，柏油马路将城市之间的部分切割得七零八碎。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公园，伪装成自然的样貌与城市居民见面。那里的草坪和树木离不开人工浇灌，枯枝落叶在腐烂之前就被清理，河道的底部不是淤泥，而是一块块严丝合缝的水泥板。
以上这些画面，是一种经典的，对于“现代文明破坏自然”的批判，伴随着也许从未亲耳听过、却时刻回荡着的野兽的哀鸣，让人把或怜悯、或歉疚、或歆羡的目光投向城市边缘以外的，那些“真正”的荒野。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事实只能如此吗？
在阿信去年出版的《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一书中，作者本·威尔逊（Ben Wilson）在回顾了人类千百年来的城市发展与生态史之后，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自然观：
作为现代性之具象物的城市（所谓“水泥丛林”），固然已在许多方面令前现代的“自然”从空间意义上退却，但城市本身，却正在，且必然会成为一种新的“生态”。
这不是在说公园、绿地这些被特意“设计”为“生态单元”的空间——所谓“风景景观”，而是在说那些在人为设计的视野之外，依然生根发芽了的“狂野”：瓦砾堆里的野草野花，下水道里的刺猬和黄鼠狼，甚至还有那些在雨后水塘里繁衍起来的讨厌的蚊虫，它们构成了不同于前者的“生命景观”。
城市无法彻底使自己成为“不毛之地”，城市化与自然也绝非目的论上的对立。威尔逊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愿景：在气候危机逐渐演进的当下，在人类城市化进程终于放缓的21世纪，我们的城市应成为“亲生命的”（biophilic），应当逐步走向“野化”，而不是相反。
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内核，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美术学院和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克扬教授来对本书进行解读。唐老师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的视角关注城市与空间，出版有多部该领域的学术专著，在城市史、园林史、建筑史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以下为唐克扬老师撰写的书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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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自然的自然
城市和自然的对立常被当代人简化为二元的城乡关系——这种传统由来已久，使人想起《伊索寓言》里城市老鼠和乡村老鼠的对话：乡村老鼠恐惧城市的危险，最终选择回归属于自己的世界。
类似罗马或长安这样的世界都市，自跨入初步城市化进程的那一天起，这种对话一直未曾断绝。老普林尼的时代有名望的罗马人也曾耕读于乡野，半象征性的农业活动被视为从城市冒险的回归。罗马虽有着完善的人工建设，比如一个满载货物的四轮车可以穿越下水道系统，但是它那恐怖的嘈杂却足以摧毁一个人正常的心智。城与乡，或者说城市与自然的对立，涂抹上了道德训谕的色彩：简朴、纯真对比腐败、诱惑。
进入二十世纪后的“城市中的自然”，是以另外一种视角进入人们话题的。在“先进”都市，那些不安全的街道、常至危破程度的贫民窟房屋，拥挤的居住状况，时常面对的火灾、污染等危险，渐渐淡出人们的关切。大城市的神话及其光环，足以让自然被遗忘，曼哈顿那样彻头彻尾的“人工”成为被礼赞的对象。《城市丛林》一书书题含有古老的隐喻，但自然对于城市的意义，需要在“城市化”既成事实的时代换一个角度看待。
是的，我们现在谈及这个话题，很少人会以为“石屎森林”和真的森林有什么关联之处。就像初次到达纽约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在曼哈顿初次下榻时，以为他听到的狮子叫声仅是幻觉（实际是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伦敦和巴黎传说中下水道里的短吻鳄和流浪猪，最终演化为哥斯拉电影中各式各样的变异怪物，证明了城市已经容不下它们的存在——人类曾经的丛林伴侣仅在潜意识中依然活跃，罗马那足驰四轮车的黑暗的地下世界，才可能是一直困扰夜晚罗马人的巨型章鱼的家园。现代人，仅仅是在看电影时，才想起理论存在的这一类野性，它们让“光辉城市”永远有个不能见光的地下世界。
本书告诉我们在“花园城市”之前文明驯服野性的漫长历史，并诉说了非黑即白之外一种不同的城市—自然观。在作者看来，自然无法从当代城市中彻底消失，这至少不是现代性的本意，因为最执着地认为自己有权利“改变自然”的只能是君主和皇帝——本书之中，这方面最突出的人物甚至不是现代巴黎之父奥斯曼男爵，或发明巴塞罗那一个个八边形街区的塞尔达（Ildefons Cerdà），而是跛子巴布尔，莫卧儿帝国的奠基人。在印度，他希望不遗余力“用秩序替代混乱，除去丑陋和不规则的自然”。他说，一旦在花园里看见“曲折、不规则的溪流，我就要使它变得直而有序，这个地方因此变得非常美丽”。
我们因此懂得了源自波斯的伊斯兰园林中花园布局和天堂含义的联系。只有君主，有权力让自己在今生就置身于来世应许的美景中，“使河流变直”。同样的，以民主开放自诩的现代城市规划，首先也是“征服与镇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现代城市的有序反映的是和伊斯兰文化完全不同的“宇宙深层的和谐性”，“（现代）英国城市的植物色调代表了帝国的战利品”，投资资本推动了城市系统的繁荣，而这些资本恰恰来自大英帝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盈利。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这种文明关系，也投影到城市与自然，带来奇特的“内部殖民形式”，城市占据了乡村和农场，“用砖块和三角梅改造了那里的生态。”
因此，现代城市兴起中一直存在着的和“野生”的搏斗，也是驯服自然之途，我们总试图把城市中残存的自然说成是极度危险的，征服它们和消灭内心的荒原同是一种胜利。1819年，纽约的一名英国人说街上满是“数不清的、各种体形和花色的饿猪，大大小小的野猪徘徊着，发出凶猛的呼噜声”。这种情形在城市化的初期估计比比皆是，但是到了后来越来越少——其实是有意识地被掩饰和忽略了。典型的城市公园一度称为“波将金花园”，也即是弄虚作假的“看上去自然的自然”。
绝望抑或重生：城市与荒野的非二元性
今天中国新规划的很多城市公园呈现出同样自然悦人的外表，在作者看来，它们提供的生态价值其实有限。“生命景观”（lifescape），与“风景景观”（landscape）相对，不可预测的自然过程和某个生硬的总体规划设计，在“城市丛林”中理应达到平衡。我们一部分决策者心目中漂亮的“绿化带”，在作者看来是个错误：带有野性哪怕不太讨人喜欢的风景是必要的生态缓冲区，它们不是奢侈品而是城市的亟需，既能保护本地生态，也能作为防御墙，“抵御严重的洪水、有毒的空气、水资源短缺和荒漠化。”以“风景景观”取代“生命景观”是现代城市初期才会犯下的错误，“纽约有理由为失去几乎全部的湖泊湿地而遗憾，德里也要为失去四周的森林而后悔”。
经历多年破坏之后是一定的补偿与救赎。尤其是西方社会，过去一些匪夷所思的场所，包括垃圾掩埋场、废弃工厂、机场、军事基地、水处理设施、采石场和监狱，都被陆续改造为新概念的公园。但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时代对于自然的那种浪漫想象。一切都被改变了，就连“乡村老鼠”也是如此。由于基因和环境的互相影响，物种的可观察特征也就是表型变化（phenotype change）在很短时间里经历了巨变：20世纪80年代迁入圣地亚哥，雄性暗眼灯草鵐不再像山区那样有咄咄逼人的领地意识和进攻性，安逸的加利福尼亚大城市，显然改变了雌性灯草鵐择偶的方式（更喜欢“顾家男”了）；城市郊狼、狐狸和山鸟一样，学会了在复杂的人工栖息地上重塑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大胆，更聪明。
人当然也在互相学习。现代郊区的园林特征实际上并非英国人的发明，而是从其他国家甚至像他们殖民过的南亚引进的，至少受到了他们的启发（感谢巴布尔）。从18世纪开始，英国的官员、商人和军官不再都在印度知名的商业、贸易和宗教中心，与当地人一起生活，而是选择居住在像印度的马德拉斯（今名“金奈”）和加尔各答市郊的“花园住宅” 中。毫不奇怪，南亚城市比欧洲城市更“绿”。
巴黎、伦敦都无法甩掉靴子上的原始泥浆，在《荒凉山庄》的开篇，查尔斯•狄更斯已经拒绝那种天堂和地狱（城市和乡村）的简单划分。现代学者在伊甸园和荒漠之间发现了灰色风景（drosscape），本书取材于跨文化和地理的视野，从世界城市中提取出了一系列类似的次概念，边缘地带、外国地区、城市与荒野的分界（the urban-wilderness interface）、城市过渡区域、中间地带、城郊地区、半城市化地区、郊区、城市远郊、模糊地带、内陆地区 (the hinterland )，这中间很多非二元性的形态描述词，值得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细究——比如源于印度尼西亚语的“城乡接合部”（desakota）由“乡镇”（desa）和“城镇”（kota）拼贴而成。城市与自然猛烈碰撞的更常见结果难以尽言，维克多•雨果称之为“杂拌儿的乡村”(bastard countryside）。
混杂，便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看待混杂的视角。在《小杜丽》（狄更斯，1857）中，灰色的自然可能是绝望的：“⋯⋯没有珍稀动物，没有奇花异草……什么也看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什么也呼吸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在这仿佛深井、深坑的房屋里，居民们挤得透不过气来。流过城中心的是一条污秽的下水道，而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在工业化的19世纪，被废水与腐败的动物内脏、生活垃圾污染的水体，并非城市的希望。
腐败同时却意味着重生。雨果说：“一座伟大的城市是最强大的粪便制造者。”“粪肥”象征着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左拉写道：“……巴黎使一切腐烂，又让一切回归土壤，而土壤从未厌倦修复死亡对它的蹂躏。”（《爱弥尔》）
技术—城市—自然的社会学循环
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众多中国城市，既认为它们有良好的生态城市的传统，又指出那些砍伐、滥移树木的问题。那些幸或不幸的事变，包括出于不同动机的城市再造（比如巴布尔的花园狂热），往往给人们带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契机，这是“城市丛林”的反乌托邦的起源（并非“花园城市”）。因此，它的起点可能是“一座有围墙的城市，一座与乡村隔绝的城市，一座被战争推毁的城市，一座由纵横交错的空洞街道组成、在等待冷战结束的城市。”比如，被二战几乎夷为平地的西柏林变成了“城市生态学”的完美实验室。
冷战时期的柏林有点像野蛮人攻陷的罗马，即使在市中心，大型的废墟被弃之不顾几十年。像沦为探险地和石材库的大斗兽场一样，柏林的公共绿化区出现了碎石和垃圾堆砌的大型“岩峰”——比如“魔鬼山”，它高出泰尔托高原80米，含有1200万立方米碎石。
最紧要的是，这种不得已存在的城中荒原——西柏林当时没有“乡村”可言——反而给城市中真正的自然实验留下了机会，在废墟中培育CBD难见的生态系统，在混凝土缝隙中种菜。它反映了应对城市—自然对话的一种乐观的设想：不必离开城市，但设法使得乡村的理想照进这里的现实。
在我看来，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更值得中国处于进行时的城市所注意的。在陆续分析了自然和城市混杂的几何类型学、历史渊源、生态原理之后，作者着重提到了“都市丛林”的社会学问题：仅仅柏林人中的植物爱好者和伦敦东区的城市园丁，是无法拿数字和效益说服城市化浪潮中的开发者的。因此其中存在一个在当代语境中自然—城市的合理循环。城市的繁荣最终依赖优良的自然环境，而繁荣的贸易也会助力自然的修复，无论是自然的“生态”还是它对人而言的“功能”，都必须以“城”为依托。技术战胜自然带来了人类意义上的安全，但是自然观也因新的城市模式发生了改变，并进一步促进城市发展，三者相互依存、表里共生。
城市丛林是更广大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也必然是高价值的城市土地所在，它把城市环境的质量直观展现于公众，利于公众休闲。作为一种交换，公共福祉和商业模式需要达到一定平衡。“公园地产”和城市最热门公园的结合成为必然。这带来了城市丛林有趣的貌似悖论的循环：城市需要整合自然资源而获得再发展的机遇，城市也因新发展而变得更“自然”了。
在丛林中的这些人不会队形完全一致。一部分人所组成的“坚实的方阵”，所保护的不仅是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是在延续乡村和城市老鼠的古老的对话，也是有关人类文明去从的对话。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