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官方发展援助（ODA）是非洲医疗系统的重要资金来源。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英国削减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预算等一系列事件，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治工作，也因资金不足而面临极大困难。

原创 张婉莹 南风窗

2025年08月31日 13:09广东

作者 | 张婉莹

发自非洲

编辑 | 阿树

8月，地处南半球的肯尼亚正处于冬季。在首都内罗毕，有人戴上帽子穿上羽绒服，一位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向南风窗表示，“这几乎是近几年我遭遇过的最冷冬天”。

除了极端天气的困扰，非洲地区的公共卫生领域，也正经历着一场寒流。

长期以来，官方发展援助（ODA）是非洲医疗系统的重要资金来源。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英国削减对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预算等一系列事件，疟疾、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治工作，也因资金不足而面临极大困难。

疾病负担是整个非洲的一个重大风险。2024年9月，中国政府承诺，未来三年愿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中国将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

这不仅是“援助非洲”的道德故事，而是一场关乎全球生存的理性警示。当高收入国家将健康援助视为“慈善”而非“战略必需”时，他们忽略了一个被流行病学反复验证的规律：病原体没有国界，但预防系统有。

给儿童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预防疟疾/图源：CDC

非洲大陆的健康防线一旦出现漏洞，无论是疫苗覆盖率的下降、疾病监测系统的崩溃，还是基层卫生网络的瓦解，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全球健康的系统性风险。

结核病、艾滋病、埃博拉、新冠疫情……历史一次次证明，任何一个地区的健康失控，都是对全人类的潜在威胁。

全球健康联结的本质是：我们共享空气、共享水源、共享病原体，也必然共享风险。

在这场渐进的危机中，世界正站在一个抉择点：是继续缩短援助预算，等待下一场必然到来的跨洲疫情，付出天文数字的应急代价；还是重建一种基于共同安全的新型健康契约，将投资前移至疾病暴发之前？答案看似显而易见，但政治短线思维仍在压倒科学长期预警。

盖茨基金会（下称“基金会”）非洲代表处主任Paulin Basing向南风窗表示，近年来全球卫生投入趋紧，在人口高速增长与疾病负担加重的背景下，非洲迫切需要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增强健康系统韧性。他特别强调数据、人才、供应链是未来提升系统能力的三大关键。

在其内罗毕办公室，南风窗对Paulin Basing进行了一场访谈。

非洲的负担

南风窗：疫情后很多非洲国家债务增加，这是否会导致卫生投入减少？这会如何影响疟疾、结核或艾滋病等疾病的控制？

Paulin Basinga：非洲的宏观经济形势确实令人担忧。虽然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疫情给非洲带来的直接医疗影响相对较小，但其对经济的冲击巨大，许多国家不得不举债维持民生。疫情结束后，很多国家背负了更多债务，现在仍在偿还。大多数债务来自私人债权人，利率偏高，因为非洲风险溢价较高。这确实是严峻的现实。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政府在采用数字化公共财政管理工具，提升税收征收效率、管理现有收入、用数据分配有限预算用于高影响力干预项目。目的是最大化有限资金的效益，并协调好外来援助资金，确保每一分钱都用于能取得显著效果的项目。

南风窗：2025年以来，官方发展援助（ODA）大幅下降，同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数量却在上升。非洲疾控中心（Africa CDC）表示，非洲的健康融资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Paulin Basinga：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7年，非洲联盟成立了非洲疾控中心（Africa CDC）。幸运的是，现在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有这样一个拥有明确职责的组织，负责监测、控制和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

肯尼亚的检测和实验室平台/图源：CDC

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比如最近就很好地协调了对猴痘（MPox）疫情的应对。但 ODA 的减少确实是一个重大挑战，原本我们正努力支持多个非洲国家加强它们的国家级卫生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在各国负责疫情监测和应对。如今这一职责更多依靠非洲各国政府自身。

因此，我们必须推动各国政府继续投资于这些国家级机构，同时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为非洲疾控中心筹集更多资金，帮助它继续在整个非洲大陆发挥协调作用。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任何地方的疫情，都是全世界的风险。投资于非洲各国的疫情早期发现和响应能力，是为全球节省防疫成本。因此，我们会持续开展倡导工作，推动全球疾病监测体系的强化。

南风窗：非洲的人口增长，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潜在动力。但是沉重的疾病负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仍是一大挑战。您如何评估疾病负担对于实现非洲人口红利上的限制？以及快速的人口增长是否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恶化？

Paulin Basinga：在未来几年，非洲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洲，每年将诞生大量儿童。为了真正受益于这波人口红利，我们必须在人力资本方面大幅投资，特别是在健康和教育领域，解决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的问题。

疾病负担是整个非洲的一个重大风险。幸运的是，非洲大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非洲联盟制定了题为《我们想要的非洲》（The Africa We Want）的发展蓝图，规划一直延伸到 2063 年。这一蓝图强烈呼吁所有人、以及各国政府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因为非洲青年将是世界的未来。

今后，非洲的年轻人有望成为全球劳动市场的主力军之一。正如今天的中国和许多东南亚国家那样。我不敢说自己有完整的答案，但这对非洲各国政府和领导层来说，敲响了至关重要的警钟——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才能充分抓住人口红利带来的机遇。

中国力量

南风窗：在肯尼亚药品供应局的仓库，我们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药品。有时候，中国的制造商确实希望参与国际援助体系，来帮助非洲。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您有什么建议吗？他们要如何打破“中国商品只是满足基础需求”的刻板印象？

Paulin Basinga：很多人不来非洲，就不了解非洲，自然也就不会投资。我们在非洲，也正努力以不同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希望更多人能亲自来看看，看到这里的潜力，然后再投资。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察。你们在肯尼亚国家药品供应局仓库里看到的可能是便宜、基础、流通快的商品。但其实，如果你看看肯尼亚的批准产品清单，会发现其中有些商品很贵，且是从别处进口的。有时一旦用户与某家制造商建立了合作，就会持续采购那个产品。

但我认为，中国制造商完全可以更多地来展示他们的产品和能力。顺便说一句，“便宜但质量好”，在当下经济环境和 ODA 资金减少的背景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优势。所以，（中国制造商）潜力巨大。

另外，我还想强调投资的“成本效益”。就如同你要建设一项设施，必须要考虑清楚将来谁来运营？这个设施的位置是否合理？是否能覆盖到目标人群？服务是否真正能送达？药品和设备是否能持续供应？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规划好，就会变成“白象工程”——外观看起来漂亮，实则运转效率低，利用率差。

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降低死亡率，而这取决于能否提升高质量服务的覆盖和使用率。投入（input）是一方面，资金是一方面，但我们最终要关注输出、结果和影响（output, outcome, impact）。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这条逻辑链是非常关键的。

我认为，中国制造商在非洲大陆可以做出很大贡献。他们有技术经验、具备规模潜力与制造能力。非洲制造商了解本地市场和环境，中国制造商可提供技术支持。这种中非制造商合作若能建立起来，将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肯尼亚药品供应局仓库/图源：吕浩然

南风窗：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与中国相关的合作案例？以及，您对今后中国与盖茨基金会在非洲的合作有哪些期望？

Paulin Basinga：过去几年我大约去了两三次中国，参加会议、拜访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也了解那里的工作。

关于基金会推动中非合作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合作案例，是我们支持中国企业在卢旺达合作建立了天康医疗卢旺达工厂(TKMD RWANDA)，提升非洲本地生产和供应自毁式疫苗注射器的能力。基金会投资了将近 500 万美元，而TKMD 投资接近 1500 万美元。

该项目于2023年在新冠疫情期间启动，发展速度非常快，而且效率很高，在2024年该工厂生产的自毁式疫苗注射器就获得了世卫组织的预认证。我亲自去卢旺达参加了该设施的官方开幕式，非常震撼。

盖茨基金会非洲办公室/图源：宋炳晨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继续学到很多，也可以与中国广泛合作，尤其是在降低制造成本、降低应用成本以及引入创新方面。

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非常迅速，令人佩服。非洲可以学到很多。不过更重要的，是看到更多中国同仁亲自来到现场参观，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非洲当前的发展状况和切实需求。

有时候人们对非洲还存在固有或刻板的印象，而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非洲有 55 个国家、语境、语言，发展阶段和成熟度差别迥异，而需求也各有不同。只有当地的人民、社区和领袖最懂他们自己需要什么。匹配这些需求开发的伙伴关系才会发挥最大的效果和影响力。

我觉得，基金会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后，与中国的大学、创新和制造机构等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我期待未来 20 年，基金会能与中国建立更稳固、更深远的合作。

来源：安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