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社会，法律和我们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遭遇不公平的事情时，都会寻求法律的帮助。法律可以为我们弱者伸张正义，有效地保护了弱者。也正因如此，法律被视为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是公平正义最直观的象征。
在当今社会，法律和我们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遭遇不公平的事情时，都会寻求法律的帮助。法律可以为我们弱者伸张正义，有效地保护了弱者。也正因如此，法律被视为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是公平正义最直观的象征。
然而，当我们怀着好奇与探索的心态，深入地探究古代法律体系时，就会惊异地发现，古代的法律与我们如今所认知和依赖的法律有着天壤之别。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法律的天平严重地向统治阶层倾斜，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利益。
对于广大普通百姓来说，法律非但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反而是沉重的枷锁，无情地束缚着他们的生活与自由。百姓稍有不慎触犯法律，面临的可能就是残酷的刑罚，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能被无限放大，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只能任由统治者的摆布。
一、法律的严苛与无情
古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驾驭百姓，制定了严苛的刑法来约束他们，比如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理念，法律条文就极为严苛，刑罚种类繁多且残酷。其中，“连坐法”是秦朝法律压迫百姓的典型代表。根据连坐法，一人犯罪，其亲属、邻里甚至同伍之人都要受到牵连。
在秦朝的基层组织中，五家为一伍，如果伍中有一人犯罪，其他四家若不举报，将一同被治罪。这种制度使得百姓人人自危，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做什么都畏首畏尾，更不敢和任何人交流，只能一辈子循环往复地去耕种，过上牛马的一生。
此外，秦朝的肉刑如黥（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刖（砍足）等也被广泛使用。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李斯被赵高陷害后，遭受了多种残酷肉刑，最终被腰斩。李斯作为秦朝的高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在面对这些刑罚时更是毫无抵抗之力。
而且，很多朝代都实行“轻罪重罚”，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哪怕丢个垃圾、徭役迟到等等，都可能遭受身体上的严重伤害，甚至失去生命，这使得法律成为悬在百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百姓一直战战兢兢地活着，严重束缚了他们的自由。
二、法律的不公与腐败
古代法律不像现在这样，有着严格的程序和判罚标准，那时的审判结果往往取决于官员的个人意志和主观判断。以唐朝为例，虽然唐朝的法律体系相对较为完善，如《唐律疏议》被后世视为封建法典的典范，但在司法实践中，审判过程却存在诸多问题。
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审判案件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个人喜好来裁决案件，甚至会受到人际关系、贿赂等因素的影响。在一些民事纠纷案件中，有钱有势的一方往往可以通过贿赂官员来获得有利的判决结果，而普通百姓则只能忍气吞声。
官员的这种自由裁量权，让法律的公平公正彻底沦为了一纸空文，他们拥有了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是非对错处罚轻重均需要看官员的脸色，这时人们尊重的不再是法律，而是执行法律的人。这种司法审判的随意性也使得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百姓对法律的信任荡然无存，法律也无法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可靠武器。
此外，由于古代社会官场腐败现象严重，官员徇私枉法屡见不鲜，这进一步加剧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不公。清朝是封建王朝的末期，官场腐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清朝的司法体系中，“卖官鬻爵”现象盛行，官员们通过行贿获得官职后，便想方设法在任职期间捞回成本并谋取更多的利益。
在处理案件时，他们公然收受当事人的贿赂，颠倒是非黑白。在一些刑事案件中，有钱的罪犯可以通过贿赂官员逃脱法律制裁，而无辜的百姓却可能被诬陷为罪犯，遭受牢狱之灾。这种腐败现象使得法律成为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百姓在法律面前完全处于弱势地位，法律的枷锁越勒越紧。
三、法律对百姓地位的固化
古代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那时候存在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在法律面前享有截然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为例，这一制度将社会成员分为九个等级，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主要依据家族门第和出身。
这一等级制度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律上，高门士族享有诸多特权，他们犯罪后，可以通过“八议”制度获得减免刑罚的机会，“八议”包括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皇亲国戚、皇帝故旧、有德行的人、有才能的人、有功劳的人、高官显贵、为国勤劳的人以及前朝皇室后裔等八类人。
这八类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须奏请皇帝裁决，这样一来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普通百姓犯罪则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哪怕是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也可能面临重罚。这种法律上的身份等级歧视，使得百姓的社会地位难以提升，被牢牢地束缚在社会底层。
此外，古代的户籍制度也是束缚百姓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户籍制度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流动，给百姓制造信息茧房。以宋朝为例，宋朝实行“保甲法”，将百姓按照一定的户数编制成保甲，各户之间相互监督。
百姓的户籍信息被详细记录，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如果百姓想要离开户籍所在地，必须向官府申请并获得批准。这种户籍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政府对百姓的管理和控制，确保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能够顺利征收。
然而，对于百姓来说，这无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机会。许多百姓因为户籍的限制，无法前往其他地区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只能困守在土地上，忍受着贫困和压迫。而且，一旦户籍所在地发生灾害或者其他变故，百姓也难以自由迁徙，寻求生存的机会。
四、古代法律的本质
古代封建社会是集权的家天下制度，这一制度就必然导致了整个国家要为皇帝服务，而法律的制定，就是用来制约臣子和百姓的，特别是百姓，因为臣子和皇帝很多时候是属于同一个利益群体，而百姓则是被他们收割的对象，必须对他们严加看管。
管仲就曾说“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意思就是，法律的制定权专属于君主，臣子负责执行法律，是法律的实施者，而百姓则是法律约束的对象。这句话就充分说明了，古代法律的本质就是为君主服务的。
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大致意思就是，君主如果没有权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子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就会在下面作乱。这两者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工具。
而对古代法律说的最为透彻的，我认为是一定是布衣皇帝朱元璋，在《明太祖实录》里他曾这样描述法律，“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说白了，法律就是防范百姓的工具，是辅助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
所以，古代法律的本质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特别是对于百姓的防范尤为严苛，他从制定的初期就不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而是用来约束百姓，将百姓牢牢地束缚住，成为国家的一颗螺丝钉，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和行动。
五、结语：走向民主与法治
古代的法律在封建统治的大背景下，百姓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自然就没有任何立法权。而统治者高高在上，掌握着世间的生杀大权，这样一来，使得法律从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统治阶级烙印。
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都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广大普通百姓形成了沉重的束缚。严苛的刑罚制度、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不公与腐败以及法律对百姓社会地位的固化，使得法律成为百姓无法承受之重，百姓也被彻底锁死在了社会底层，再也难以跨越阶级。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成为了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百姓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缺乏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更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自由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直到现代社会的到来，人民开始当家做主，法律才彻底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中国也才走上了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