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诛九族”三个字，曾是古代皇权最极致的威慑。这一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汉朝的“夷三族”，即父族、母族、妻族三代亲属连坐。

“诛九族”三个字，曾是古代皇权最极致的威慑。 这一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汉朝的“夷三族”，即父族、母族、妻族三代亲属连坐。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主张以严刑峻法巩固统治。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朝法律明文规定“夷三族之令”，典型案例包括韩信、郭解等谋逆者被灭三族。

但汉朝始终未将“诛九族”纳入法典，其极端化实为后世演变。

唐朝后，株连范围逐渐扩大，至元朝达到顶峰。蒙古贵族借株连政策打压异族，而明朝朱元璋则将这一制度推向巅峰。

朱元璋的狠辣，在“胡惟庸案”中显露无遗。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指谋逆，朱元璋借此案清洗朝堂。

《明史·胡惟庸传》称“坐诛者三万余人”，但现代史学家多认为此数字存在争议。 无论真实人数几何，此案震慑效果显著——逆我者，举族皆亡。

另一典型案例是“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名将蓝玉因“功高震主”被灭九族。 朱元璋的逻辑简单粗暴：宁可错杀，不可留患。

而明成祖朱棣时期的“方孝孺案”，则将株连推向极端。建文四年（1402年），方孝孺拒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朱棣怒诛其“十族”（亲属、门生、友人），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此案牵连近千人。 后世评价两极：有人赞其气节，也有人叹其愚忠。

古人并非不想逃，而是根本逃不掉。 帝王下令诛族时，往往早有准备。以明朝为例，锦衣卫和禁军接到圣旨后，会连夜包围目标家族宅院。

《明实录》记载，官兵行动迅捷如“铁桶合围，飞鸟难遁”。家族成员即便察觉异样，也插翅难飞。

即便侥幸突围，逃亡之路同样凶险。明清实行严格的“通关文牒”制度，无证者寸步难行。逃犯若躲入山林，不仅要面对饥寒猛兽，还要提防村民告密。

《大明律·刑律》明文规定：“凡知情藏匿谋逆者，与犯人同罪。”

儒家伦理，是古人甘愿赴死的另一把枷锁。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观念深入人心。在士大夫眼中，逃亡意味着背叛家族、玷污门楣，死后亦无颜面对祖先。

方孝孺被诛前，其弟方孝友曾劝他暂时妥协，他却答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明代学者李贽评价此事时直言：“孝孺之忠，近乎愚；朱棣之暴，甚于虎。” 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成为皇权碾压人性的缩影。

历史上并非全无逃亡成功者，但代价极其惨重。春秋时期“赵氏孤儿”一案中，门客程婴为保赵氏血脉，以亲生子顶替，带着遗孤隐居深山。

《史记·赵世家》记载，程婴“藏匿山中十五载，终日不言”，最终助孤儿复仇。 这种幸存者终生活在阴影中，复仇成功者更是凤毛麟角。

明朝嘉靖年间，一名李姓官员因卷入政变被诛九族，其幼子被乳母冒死带出。二人躲藏十年后，乳母因贫病交加自尽，幼子最终饿死荒庙。

明末话本《警世通言》叹道：“逃得性命，逃不过命数。”

诛九族的本质，是帝王对“复仇隐患”的恐惧。 朱棣诛方孝孺十族时曾说：“杀一儆百，绝后患于未萌。”清朝雍正处置年羹尧后，虽未大规模株连，但仍对其亲信严加排查，甚至翻出陈年旧案作为罪证。

这种“斩草除根”的逻辑，使得帝王对漏网之鱼格外敏感。一旦发现逃犯踪迹，官府会张榜悬赏，甚至调动军队搜山检海。 康熙年间曾有逃犯藏匿地窖十余年，终因村民举报被捕，处以极刑。

从汉朝灭三族到明清诛九族，皇帝杀人的名单越列越长。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诛杀三万余人，朱棣因方孝孺拒写诏书连坐十族。这些沾满鲜血的案例，本质是权力对人性的系统性碾压。

作者声明：内容根据史料撰写，文章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或者雷同，纯属巧合，请联系作者删除。

参考资料
《汉书·刑法志》《明史》《史记》《清史稿》《明实录》《大明律》

来源：匹夫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