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里面原因当然复杂，有科举制度赋予的社会地位，有宗族势力做靠山，更有土地兼并形成的经济基础。但最关键的一条，藏在基层治理的缝隙里 —— 他们能替官府抓人、审案，甚至一句话就能定谁是 "良民"、谁是 "土匪"。

晚清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及士绅群体对满清的背弃

提到明清士绅，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很大。但很少有人说清：这些穿长衫的读书人，权力究竟为什么能这么大？

这里面原因当然复杂，有科举制度赋予的社会地位，有宗族势力做靠山，更有土地兼并形成的经济基础。但最关键的一条，藏在基层治理的缝隙里 —— 他们能替官府抓人、审案，甚至一句话就能定谁是 "良民"、谁是 "土匪"。

晚清广东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正是解开这套权力运作密码的钥匙。在当时的乡村，朝廷的王法常常不如局绅一句话管用，所谓 "皇权不下县" 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人大开眼界的基层治理潜规则。

壹

杜凤治刚到南海县当知县时，翻遍县衙名册就犯了难：真正吃朝廷俸禄的 "经制人员"，满打满算只有几十人。

除了他这个知县，就剩县丞、典史几个佐官，再加上十来个衙役头目。可当时南海县人口早逾百万，要管半个广州城加佛山镇几百平方公里的地盘。

靠这几十号人直接治理，无异于让一个街道办主任管整个县城。他在日记里直叹气："纵有三头六臂，亦难周全。"（《同治四年日记》）

现实逼得他必须找 "帮手"，刘标和罗邦这样黑白通吃的帮役头目（见前文《晚清县衙的灰产教父：县太爷杜凤治日记里的衙役头目刘标与罗邦》）肯定需要，但靠他们只能管理县城。

在广大的村镇，遍布各乡镇的 "公局"，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些公局由当地士绅牵头组建，名义上是 "民间自治组织"，实际却替县衙扛下了最具体的活儿。

杜凤治到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各乡公局的 "局绅" 发官方谕单。这纸文书看着是 "任命"，实则是把本该县衙管的权力，明明白白让渡了出去。

贰

别以为公局是 "民间组织" 就没实权，在杜凤治的日记里，这些机构简直是 "乡下县衙"。

每个公局都养着 "壮勇"，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手里拿的不是木棍，而是刀矛、鸟枪，有些大的公局还能从黑市搞到洋枪（如燧发枪）。

1873 年九月初七，他在九江公局目睹壮勇操练：二十余名汉子齐举鸟枪，扳机扣动时硝烟弥漫，惊得稻田里的白鹭扑棱棱飞了一片，连远处桑基鱼塘的鱼都跃出了水面，那阵仗比他县衙的正规衙役还足。

更让人意外的是司法权。按《大清律例》，只有州县官才有判案的权力，可杜凤治却把八成以上的民间纠纷，直接甩给了公局。

1874 年有个乡绅强占邻村百姓的田，农户告到县衙，他连堂都没升，只在状纸上批了 "着公局查议" 四个字。最后公局不仅判乡绅退田，还罚了他五十两银子补偿农户 —— 这种 "私刑审判"，在当时竟成了常态。（《光绪元年日记》）

最离谱的是 "良匪" 判定权。1875 年，某乡公局抓了个外地来的商人，说他 "形迹可疑，像是土匪"，报给杜凤治后，他连审问都没审问，直接批了 "就地处置"。

据其日记旁注记载，该商人亲属后来曾到县衙喊冤，但杜凤治以 "局绅已具结担保" 为由驳回。他在日记里写道：

"当下乡间乱象丛生，盗匪横行。局绅诸君久居乡野，每日巡查四方，对地方情形了若指掌。其言某人有匪盗之嫌，多半不会有误。

如今要务，在震慑匪类，保一方安宁。若一味纠缠细枝末节，查证个案虚实，反倒失了威慑，徒增匪盗气焰。速做处置，方为上策 。"（《光绪元年日记》）

叁

士绅

杜凤治在日记里总结过和士绅打交道的诀窍："驭绅如驯虎，胡萝卜加大棒缺一不可。"（《同治六年日记》）这话不是空谈，而是他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在经验。

给甜头换支持：1876 年，他专门下谕单任命九江乡局绅关景良为 "团练总办"，让他管周边五个乡的壮勇。作为回报，关景良每年都会以 "捐输" 的名义，给县衙送三千两银子，还把辖区的赋税收得干干净净。

立规矩敲警钟：同治年，西关外丛桂局绅吕元勋因 “喜管事渔利” 触怒杜凤治。升堂时，杜凤治掷状纸怒斥：“借公局贪墨，克扣赈粮、包揽词讼！” 朱笔下谕撤职，喝道：“速缴局戳，否则严惩！

事后，他特意召集群绅，指着案宗冷道：“局戳乃朝廷公器，敢学吕某牟利，撤职便是轻的！” 这番威慑，令众绅凛然。

图为晚清汉口的一场婚礼

拉关系固信任：他甚至把女儿嫁给了大良镇公局局绅周锡恩的儿子，结成儿女亲家。每逢中秋、春节，必摆宴席请局绅们吃饭，席间一口一个 "老哥"，亲热得像一家人。他在 1878 年中秋宴后的日记里写："今天跟诸绅喝得尽兴，明年的赋税和治安，心里总算有底了。"（《光绪四年日记》）

肆

在杜凤治的日记里，清朝的律法和地方的 "土规矩"，形成了一套奇怪的 "双轨制"。不是王法不管用，而是日常治理中，局绅的裁决比王法更 "好用"。

1879 年，省里下过规定，"命盗重案必须解送县衙审判"，可实际执行时，九成的案子还是公局自己处理了。杜凤治在日记里直言："王法虽善，奈署中积案已盈两屋。乡鄙细故若一一按律鞫讯，何时得清？公局处置本乡事，反能因俗制宜，事半功倍，何而不委之？"（《光绪五年日记》）

赋税征收更是乱象丛生。杜凤治在光绪三年到光绪六年的日记中断断续续记过："漕粮一事，乱象丛生。向例漕粮，正税之外，浮收已重”，又写“民怨虽起，然绅势难违，严究恐误公务，唯叹两难。" 可见他是知道局绅帮县衙收税时，会以各种 "陋规"多收的，但从没较真过，也没法较真。

但这种权力让渡有明确边界 —— 涉及科举、命盗重案等 "国之重器"，杜凤治仍会亲自过问。如 1878 年公局拟处决盗匪，他特意调阅案卷后才批准（参考《光绪四年日记》），体现了皇权与绅权的微妙制衡。

伍

光绪九年杜凤治离任时，南海县的公局早已不是 "帮手"，而是成了地方上的 "土皇帝"。局绅们不仅管治安、收赋税，还插手商业买卖，甚至能左右科举童生的录取。

杜还在日记里写过："今日之局绅，权力已过县丞，他日若无人约束，必成大患。"（《光绪五年日记》）

后来的事，果然被他说中了：辛亥革命爆发时，广东各地的公局纷纷倒向革命党，成了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而民国时期的 "土豪劣绅" 现象，正是这套制度的畸形延续 —— 杜凤治们把权力让渡给了乡绅，所以给后世的基层治理埋下了隐患。

说到底，晚清士绅的权力，不是朝廷 "给" 的，而是在 "皇权不下县" 的治理真空里，自己 "长" 出来的。杜凤治的日记，不过是把这套藏在暗处的规则，明明白白写在了纸上而已。

（文中细节均源自《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公局武装、赋税征收等细节参考张仲礼《清代地方社会中的士绅力量》、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等权威研究，求点赞收藏）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