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的观点往往根植于对国家前途的深刻思考，尤其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体现出对民族自决与国际合作的理性认知。这种见解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他长期的历史研究与时代观察，值得后人细究。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一生横跨文学、历史与政治领域，在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展现出独特的视野。

他的观点往往根植于对国家前途的深刻思考，尤其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体现出对民族自决与国际合作的理性认知。这种见解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他长期的历史研究与时代观察，值得后人细究。

郭沫若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赴日本留学，接触西方思想，转向文学创作。1914年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却渐弃医从文，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奠定新诗基础。他参与五四运动，创办创造社，推动了文化革新。

1926年，他投身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流亡日本，潜心研究古文字，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唯物史观史学。

1937年回国后，他领导抗战文化工作。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直至1978年逝世。他的经历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路径。

在外蒙古独立议题上，郭沫若的立场鲜明而前瞻。1949年8月12日，他撰写广播词，发表于8月14日《人民日报》，题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此文直面外蒙古脱离中国的事实，指出某些人受大汉族主义影响，反对外蒙古建立自主国家。

他强调，外蒙古人民在历史中遭受了不公待遇，中国未能提供应有福利，反而通过旧式宗藩关系施加压力，导致独立诉求兴起。这种分析基于历史事实，避免了盲目民族主义情绪。

郭沫若进一步论证，中国当时面临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民生艰难，外蒙古人民选择独立路径，乃是寻求解放的正当行为。他认为，外蒙古比中国觉醒得早，通过与苏联合作，建立人民国家，取得显著进步。

中国不应视此为损失，而应从中汲取经验，推动自身变革。这种观点在当时中苏同盟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利益的务实考量。

文章中，郭沫若列举外蒙古独立后的发展，如公民投票时库仑街头无线电普及，反映生活改善。他主张新中国与蒙古应建立平等兄弟关系，摒弃旧有宗主观念。这种主张并非妥协，而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肯定，符合国际潮流。

同年12月，郭沫若为斯大林70岁生日撰写《我向你高呼万岁》，发表于《中苏友好》杂志。此文扩展了对蒙古独立的论述，视其为苏联领导下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功范例。

他指出，外蒙古独立体现了民族觉醒与国际友谊，避免了强迫联合的弊端。中国应学习这种模式，巩固同盟关系。该文虽为献词，却融入历史分析，强化了其见解的深度。

郭沫若的这些表述源于他对蒙古历史的长期研究。早在日本流亡期，他通过古文字考察，探讨民族演变，认识到边疆地区的独特路径。

外蒙古自清代起受中国影响，但20世纪初受苏联支持，1921年宣布独立，1945年公投确认。郭沫若认为，这并非外力强加，而是内部需求驱动。中国在1949年承认蒙古独立，正是顺应这一历史进程。

郭沫若的见解有助于化解潜在矛盾，促进边疆稳定。当时，中国正值新生政权巩固期，中苏同盟至关重要。他的观点避免了无谓争端，转向合作共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战略智慧。

郭沫若的观点并非孤立存在。1950年2月24日，党史学家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支持蒙古独立，并指出反对者是受到了国民党思想的影响。这种共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主流，有力地推动了中蒙关系的正常化。

郭沫若的立场在当时引发了诸多争议。一些人认为他的观点是放弃领土，但从长远来看，他的主张实际上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蒙古独立之后，中蒙两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往来。1952年，中蒙两国签订了友好协议，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沫若于1951年荣获苏联列宁和平奖，1952年他前往莫斯科领奖，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该奖项充分肯定了他为推动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其中也包括他对蒙古问题所持的理性态度。

郭沫若对蒙古独立的支持并非是盲目的跟从，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他明确指出，中国过去对蒙古的经济政策存在诸多不当之处，这最终导致了蒙古的分离。

如今，中蒙边界保持稳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逐年增长。2025年，蒙古对中国出口的矿产占比很高，这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互惠互利。郭沫若当年的预见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来源：史海观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