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一愣，睡意顿消，手忙脚乱地披上那件带补丁的蓝色中山装，慌忙后退，＂小梅，这大半夜的，不合适...＂
支教·缘
＂周老师，我...我来找你...＂
窗外，月色如水，那张熟悉的脸庞在夜色中显得格外羞怯。
我一愣，睡意顿消，手忙脚乱地披上那件带补丁的蓝色中山装，慌忙后退，＂小梅，这大半夜的，不合适...＂
她咬着嘴唇，眼中含着不知是月光还是泪光的东西，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我...就是想问问明天的课...＂
我强压着心头的慌乱，正色道：＂有什么事，天亮了到学校里说。＂
＂那...那我先走了...＂她的声音如蚊蝇般轻，转身时辫子在月光下划出一道弧线。
我关上木窗，长舒一口气，回到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我叫周明志，一九九三年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正值国家推动＂扫盲＂运动，号召高校毕业生去山区支教。
那时候，下海经商成了热潮，不少同学都在找关系进外企、合资厂，拿着令人眼红的高薪。
我爹周建国是老工人，见我非要去山区，急得跳脚：＂你那个同学老李家，听说分了一套筒子楼，单位还给配了二十一寸的彩电！＂
我娘更是直接把我的行李箱藏了起来：＂你书念到肚子里，咋还往山沟沟里钻呢？＂
最后还是我姐周明丽帮腔：＂爹，咱家不是老念叨要让明志长点志气吗？人家这不是有志气嘛！＂
临行前，系主任赵德江拍着我的肩膀说：＂明志啊，你是咱们系最优秀的学生，去那山沟沟里真是可惜了。＂
我笑了笑：＂穷山恶水出刁民，刁民也有娃，娃也要念书啊。＂
赵主任掏出一个破旧的钢笔递给我：＂这是我当年支教用的，你拿着，算是传承。＂
那支英雄牌钢笔，笔帽已经磨得看不清图案，却成了我最珍贵的行囊。
七月流火，我坐了三天的绿皮火车，又换了一天拖拉机，终于到了陕西南部的阳山村。
一下车，扑面而来的是混合着泥土与庄稼的气息，还有让人透不过气的闷热。
村支书张长河亲自来接我，五十出头，晒得黝黑的脸上总是带着笑，说话时不时蹦出几句方言，＂娃儿，你可算来了，俺们盼星星盼月亮咧！＂
一路上，他介绍着村里的情况。
阳山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全村二百多户人家，一所小学，却只有两名老教师，一个快退休，一个常年有病。
＂周老师来了，可是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张支书一边走一边感慨，＂要不是县里走了关系，谁愿意来咱这个穷地方啊！＂
路边几个放牛娃好奇地看着我，小声嘀咕着＂老师＂、＂城里人＂之类的词，眼神中透着羞怯与好奇。
村里给我安排了一间简易的房子，靠近学校，一张木板床，一张方桌，一把靠背椅，再加上墙角的一个旧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床头挂着一盏煤油灯，散发着淡淡的油脂味儿，条件虽然简陋，但很干净。
搬进去那天，村里好些人都来帮忙，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城里人细皮嫩肉的，怕是住不惯咱这粗茶淡饭啊！＂
我笑着摆手：＂我爹是老工人，家里条件也不好，习惯了。＂
张支书瞪了那些说闲话的人一眼：＂人家周老师大老远来教咱们娃，你们嘴上积点德！＂
开学那天，教室里挤满了孩子，有的甚至带着更小的弟妹，说是＂顺便照看＂。
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小梅，她站在教室后排，扎着两条粗辫子，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眼睛亮如星辰，是村里公认的俊俏姑娘。
＂这是李根生家的闺女，今年十八了，读完初中就回来帮家里干活。＂老赵头悄悄告诉我，＂村里小伙子排队要提亲呢，最积极的是张支书他侄子，张铁根，在县砖厂当会计，算是个吃国家粮的了。＂
我点点头，没太在意，心思全在如何教好这些孩子身上。
那年的秋天格外长，九月底了，村里的高粱还没收割，红彤彤的一片，像是燃烧的火。
开始教学后，我发现小梅经常出现在学校，有时帮忙打扫卫生，有时就在校门口张望。
村民们见了总是意味深长地笑，＂李家闺女勤快啊，没事就往学校跑。＂
我却无暇顾及，一心扑在教学改革上。
刚来的时候，我被眼前的情况震惊了：六年级的孩子认不全常用字，算术只会简单加减，更别说什么地理历史了。
我决定从基础抓起，自编教材，从拼音字母教到短句阅读，从数字概念教到简单应用题。
晚上，我经常点着煤油灯备课到深夜，窗外蛙声阵阵，偶尔会有蚊子嗡嗡飞过。
有时候，我会想起城里的同学们，或许这会儿正在某个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或是在灯红酒绿的饭局上推杯换盏。
可当我想到孩子们那渴求知识的眼神，又觉得值了。
那时候，村里人对我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很是客气，时不时会有人送来自家种的蔬菜、刚下的鸡蛋，连杀猪都会给我留一块肉。
每次我都想拒绝，他们却总是放下就走：＂周老师，你就收下吧，咱也没啥好东西！＂
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正在灯下备课，村委会的李大伯来敲门。
李大伯是村里的老会计，也是小梅的叔叔，平日里话不多，这次却破天荒地来找我。
＂周老师，看你忙不过来，让小梅来帮帮你。那姑娘初中毕业，认字多，还能帮你批改作业。＂
我有些犹豫：＂这不太好吧，我自己能行。＂
李大伯摆摆手：＂哎呀，你这个人事气好强！村里人都看在眼里，你为咱们娃操心，咱也得帮衬着点不是？＂
最终，在李大伯的坚持下，我只好答应了。
就这样，小梅开始帮我整理教案、批改作业，偶尔还会给低年级的学生补课。
她做事认真，字迹工整，而且对待孩子们很有耐心，比我想象的强多了。
有一天，我批改完六年级的作文，发现不少孩子都写到＂长大想当老师，像周老师一样＂，心里涌上一股暖流。
晚上回到宿舍，我拿出赵主任给我的那支钢笔，给家里写信，讲述着这里的见闻和我的收获。
正写着，门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是小梅来送刚炒好的红薯干。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微微泛红的脸颊上，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她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了。
她看到桌上的信纸，好奇地问：＂周老师，你在写什么呢？＂
＂给家里写信，＂我笑着说，＂讲讲这里的风土人情。＂
她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只是点点头，放下红薯干就要走。
＂对了，＂我叫住她，＂你初中毕业的，文化底子不错，有没有想过继续读书？＂
她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想过...可家里条件不好，爹娘觉得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还是早点嫁人好...＂
＂那你自己想做什么？＂我追问。
她抬起头，眼睛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想当老师，像你一样。＂
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个固执地要去山区支教的年轻人。
＂我帮你，准备高考。＂我脱口而出。
她愣住了，眼中闪过不敢相信的光，＂真的？＂
＂当然，知识改变命运，不应该因为出生在哪里就限制了未来。＂我郑重地说。
从那天起，每天教学之余，我开始给小梅补课。
她学习极为刻苦，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就能看见她顶着寒风来学校的身影，手里捧着我借给她的高中课本，嘴里呵着白气。
村里人看到这一幕，议论纷纷。
有人说：＂闺女家读那么多书干啥？还不如早点嫁人！＂
也有人酸溜溜地说：＂人家周老师可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哪会看上咱们山沟沟里的丫头，别做梦了！＂
张支书的侄子张铁根甚至找到我，醉醺醺地说：＂周老师，你要是看上小梅，就明说，咱男人之间好商量。＂
我哭笑不得，只能一次次解释：＂我是老师，帮学生补课是应该的。＂
但这些闲言碎语并没有影响到小梅的学习热情。
她像块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知识，进步神速。
看着她日渐自信的样子，我心里也有了成就感。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我的支教期即将结束。
村里人得知这个消息，脸上都挂着不舍。
张支书找到我：＂周老师，你再留一年呗，县里说可以给你转正，变成国家干部！＂
我笑着摇摇头：＂谢谢张支书，但我答应了学校回去读研究生。＂
其实，我心里也有不舍，尤其是想到那些孩子们，还有小梅的高考。
离别前的晚上，村里人给我摆了一桌酒席，每个人都来敬酒，说着感谢的话。
小梅没有来，我有些失落，却也理解——村里的姑娘，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场合。
回到宿舍收拾行李时，门外响起了熟悉的敲门声。
小梅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个手织的书包：＂周老师，这是我给你做的，＂她红着脸，＂你走后，我会继续学习，明年一定考上大学。＂
我接过书包，心头涌起一股暖流：＂我相信你，小梅。＂
月光下，她忽然抬头，眼中含着泪光：＂周老师，你...你会回来吗？＂
我看着她真挚的眼神，不忍说出＂可能不会＂的话，只能点点头：＂会的，等你考上大学，我去看你。＂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回头望去，全村的人都来送行，只有小梅站在最后面，眼圈通红。
我挥挥手，心中默念：一定要考上啊，小梅。
回到北京后，我如愿考上了研究生，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城市的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书桌上堆满了论文资料，曾经在山村的日子仿佛一场遥远的梦。
但每当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个山村，想起那些淳朴的面孔，尤其是小梅坚定的眼神。
我们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她在信中告诉我她每天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克服困难。
而我则在信中鼓励她，分享我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和见闻。
当我收到她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消息时，激动得一夜没睡——她被省师范学院录取了！
在那之后的四年里，我们的书信往来从未间断。
从最初的师生交流，逐渐变成了心灵的对话。
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她的成长，也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个坚强的姑娘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毕业答辩那天，导师问我未来的打算。
周围的同学都在谈论着出国深造或是进入高校任教，而我却说：＂我想回到山区。＂
导师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点点头：＂你的论文我看了，＇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写得很好，有实践基础。回去吧，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一九九七年，我放弃了城里几所重点中学的offer，再次踏上了去阳山村的路。
这一次，不是短期支教，而是真正的扎根。
村里人得知我要回来，激动得像过年一样，张支书更是亲自去县城接我。
＂周老师，不，现在该叫周主任了吧？＂张支书的头发白了不少，但笑容依旧热情，＂县里已经批了，你来当咱阳山小学的校长！＂
回到村里，我惊讶地发现，学校大变样了：新建了教学楼，操场也平整了，甚至还有了一间简易的图书室。
张支书自豪地说：＂这几年，县里扶贫，再加上村民们自己出工出力，总算把学校整起来了。就等着你回来当家了！＂
我问起小梅，张支书笑而不答，只说：＂你等着瞧吧。＂
开学那天，我站在操场上，看着整齐列队的孩子们，心中满是感动。
正要讲话，忽然从教师队伍中走出一个人——是小梅！
不再是那个扎着粗辫子的村姑，而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女教师，干净利落的短发，明亮自信的眼神。
＂欢迎周校长回来！＂她代表教师发言，声音清亮，＂四年前，是您给了我追求知识的勇气；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您身边，一起教书育人！＂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小梅一起改革学校的教学方式，引入新的教材，甚至开设了电脑课——虽然只有一台旧电脑，还是县教育局调拨的。
我们经常一起备课到深夜，谈论教育理念，分享各自的心得。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约小梅去河边散步。
月光下，我拿出那支陪伴我多年的英雄钢笔：＂小梅，这支笔见证了我的支教之路，也见证了你的成长。＂
她接过钢笔，轻轻抚摸着：＂周老师...＂
＂别叫我老师了，＂我打断她，＂叫我明志吧。＂
她脸红了，低下头：＂明志...我...＂
我深吸一口气：＂小梅，我喜欢你，不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喜欢，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
她抬起头，眼中含着泪光：＂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说出来...＂
那年冬天，我们在村里办了婚礼，简简单单，却幸福满满。
婚宴上，张支书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大笑：＂哈哈，周校长，你知道不？当年可是全村人给你们设的局啊！＂
我一愣：＂什么局？＂
＂就是小梅去你窗前那事啊！＂张支书眨眨眼，＂那是我们商量好的！看你是真心来教书的，还是图别的！＂
我愣住了，转头看向小梅，她羞红了脸：＂我爹说，让我去看看这个大学生是不是真心教书的...那时候，我哪敢说不啊...＂
全村人都笑了，我也哭笑不得。
原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二十年过去，我和小梅依然在阳山村教书。
学校已经从当年的破旧小平房，变成了有电脑室、图书馆的现代化学校。
我们用积蓄建立了阳山村教育基金，帮助更多山里娃走出大山。
每当新学期开始，我都会拿出那支已经不再使用的英雄钢笔，放在办公桌上，提醒自己初心不改。
有时候，小梅会问我：＂明志，你后悔过吗？如果当年不来支教，你现在可能是大城市的教授了。＂
我摇摇头，看着窗外朗朗的读书声，看着她依然明亮的眼睛：＂这里有我的初心，有我的愛人，有我的学生，我怎么会後悔？＂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们办公桌上那本《支教日记》上，那是我们共同记录的二十年青春。
有时想起那个月夜，窗前的女孩，我便明白，缘分的安排，总有它的道理。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