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伊朗北部马赞达兰省一个寻常的葬礼,意外揭开了隐藏22年的恐怖真相。82岁的古拉姆雷扎·巴贝伊离世后,他的儿子在悼念人群中听到一句低语:“你父亲的新妻子也叫科尔苏姆……她曾试图毒死我父亲。”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黑暗迷雾。
2023年,伊朗北部马赞达兰省一个寻常的葬礼,意外揭开了隐藏22年的恐怖真相。82岁的古拉姆雷扎·巴贝伊离世后,他的儿子在悼念人群中听到一句低语:“你父亲的新妻子也叫科尔苏姆……她曾试图毒死我父亲。”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黑暗迷雾。
警方迅速逮捕了56岁的科尔苏姆·阿克巴里。审讯室灯光下,这个身材矮小的妇人平静地供述:“我记不清杀了多少人,也许是13个,也可能是15个。”最终,法庭确认她在2000至2023年间,通过毒杀11任丈夫攫取财产,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位老人丧生。
阿克巴里的手段堪称“量身定制”:她专门选择年老多病的男性作为目标。通过参加妇女聚会,她结识目标对象的女儿,以“温柔体贴”的形象融入家庭,同时暗中评估对方经济实力。
一旦结婚,她便启动死亡程序:给高血压丈夫服用过量降压药,为糖尿病人注射超标胰岛素,甚至将工业酒精混入食物。当药物效果不理想时,她直接抓起枕头闷死沉睡的老人。
受害者的死亡时间短得令人窒息:69岁的米拉赫马德·奥姆拉尼,新婚一个月暴毙;83岁的甘贾利·哈姆泽伊,婚后43天停止呼吸;62岁的伊斯梅尔·巴克希,婚姻维持两个月便猝死。
若不是2020年一名男子喝下毒汤后幸存(尽管他仅将她赶走而未报警),这场杀戮或许仍在继续。而警方多年未能串联案件的原因,正是受害者遍布伊朗各地,且死亡都被归咎于“年老体衰”。
一条扭曲的复仇之路
阿克巴里的人生剧本始于悲剧。18岁初婚嫁给精神疾病患者,第二任丈夫是个年长她数十岁的老者。在这段婚姻中,她和年幼的继子们一同遭受丈夫的长期殴打。“她身上常有淤青”,亲戚的证词揭示了她早期生活的绝望。
当第二任丈夫自然死亡后,阿克巴里突然发现了“生财之道”。她开始主动参加丧偶妇女聚会,公开宣称:“我只想照顾孤独的老人。”这种宣言在保守的伊朗乡村社区极易博得信任。
实际上,她像猎人般筛选猎物,选择子女不在身边、有房产积蓄的鳏夫。更狡猾的是,她要求高额嫁妆,婚后又迅速将财产转移到女儿名下,形成一套成熟的谋财流水线。
2023年在萨里革命法庭受审时,阿克巴里一度否认指控。直到警方播放作案现场重建视频:画面中她将工业酒精倒入汤锅,用毛巾捂住老人口鼻……她终于低头认罪。旁听席上,45名原告(受害者家属)怒视着她,要求按伊斯兰教法判处绞刑。
法庭上出现戏剧性一幕:辩护律师提出进行精神鉴定,声称“长期受虐可能导致心理扭曲”。但原告们愤怒驳斥:“能精密策划22年连环谋杀,骗过十几个家族的人,怎么可能是疯子?”检察官出示的证据显示,她甚至在不同城市使用化名结婚,明显具有清醒的犯罪意识。
更残酷的是现实结局。尽管阿克巴里即将伏法,但受害者家属的痛苦仍在发酵。此案在伊朗社交媒体被改编成段子,热门电视剧出现影射她的反派角色。
一位受害者女儿含泪控诉:“我们的父亲成了全国笑话,司法程序拖得越久,伤口就被撕得越深。”当法律正义与社会创伤形成巨大落差,绞刑架下的救赎显得如此苍白。
血色婚姻背后的伊朗老年婚恋困局
科尔苏姆·阿克巴里的罪行能在伊朗持续22年不被揭露,深层根源在于该国特殊的老年婚恋市场困境。两伊战争导致伊朗损失近60万青壮年男性,至今仍影响着人口结构:20至29岁女性达620万,而25至34岁男性仅480万,大量女性被迫降低择偶标准甚至终身未婚。
这种失衡催生了阿克巴里的“目标群体”,子女离家、孤独且有资产的老年男性。他们渴望陪伴,却因传统观念排斥正式婚介机构,转而依赖亲友介绍,无形中为阿克巴里这类“职业猎手”铺平道路。
更复杂的是伊朗的婚姻制度。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制(最多四名妻子),部分地区甚至存在娶十几名妻子的现象。同时盛行的还有临时婚姻契约,男女通过律师签订期限不定的婚约,可随时终止。
这种制度本为解决宗教限制下的两性关系,却沦为财产转移的灰色地带。阿克巴里正是利用此类契约,在多个城市用化名快速结婚,继承财产后迅速消失。
而社会对老年死亡的“合理化解读”,进一步掩盖了罪行。在伊朗乡村,基础医疗匮乏,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混乱。
当阿克巴里给82岁的丈夫注射过量胰岛素时,亲属只会叹息“他本来就有病”;当83岁老人窒息身亡,家人也归咎于“突发心梗”。法医资源短缺更让尸检成为奢望,马赞达兰省农村的死亡案件中,仅7%经过毒理检测。
全球“黑寡妇”镜像
阿克巴里并非孤例。日本“氰化魔女”笕千佐子在2007至2013年间,通过婚介所结识8名老年男性,用掺入氰化物的“健康补剂”毒杀其中7人,攫取8亿日元遗产。
与阿克巴里相似,她同样锁定独居、有积蓄的鳏夫,利用日本老年人普遍不愿尸检的心理(该国65岁以上死亡仅15%进行解剖),将谋杀伪装成“自然死亡”。
更戏剧性的案例发生在澳大利亚。2023年,娜塔莎·达西为独吞丈夫价值350万澳元的农场,先上网搜索“如何让死亡像意外”,再伪装家暴受害者博取同情,最终在丈夫的鸡尾酒中混入兽用麻醉剂。若非警方发现其手机搜索记录“100毫升氧可酮能否致死”,罪行几乎得逞。
但伊朗案仍有其特殊性。在哥伦比亚或意大利,女性罪犯多依附黑帮体系(如“南方女王”西蒙妮需贩毒集团支持);而阿克巴里的犯罪完全依托婚姻制度漏洞。她像经营企业般运作谋杀:婚前索要高额嫁妆作为启动资金,婚后快速转移财产至女儿账户,形成“结婚-谋杀-继承”的闭环。
这种“个体户”模式,折射出法律对弱势群体的双重伤害,既未保护她早年遭受的家暴(第二任丈夫及继子长期殴打她),也未防范她利用系统漏洞残害他人。
绞刑架之后
2025年8月,萨里革命法庭宣布将对阿克巴里执行绞刑。但45名原告(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并未平息。一位女儿在法庭外痛哭:“父亲成了全国笑话,社交媒体在编段子,电视剧在消费悲剧……绞刑能换回什么?”
这种撕裂感源于司法的迟滞,若非2023年那位家庭朋友偶然提及“同名女子下毒”,杀戮可能仍在继续。而警方22年未能串联跨省案件,暴露了基层刑侦系统的涣散。
更深远的警示在于老年监护机制。在伊朗农村,许多子女为谋生移居城市,留守老人陷入“情感真空”。阿克巴里正是伪装成“温情看护者”接近猎物:她会熬制传统草药汤,主动帮目标对象按摩腿脚,甚至刻意与邻居分享自制腌菜塑造贤惠形象。
这种“精准关怀”让受害家庭放松警惕,甘贾利·哈姆泽伊的女儿曾感动地说:“父亲最后43天是她让笑容重回他脸上。”殊不知那是死神温柔的伪装。
或许最荒诞的结局是:当绞索高悬时,阿克巴里22岁的女儿正用母亲转移的财产攻读法学学位。她在社交媒体写下:“我永远爱妈妈。”而这条动态下,获赞最高的评论是一句冰冷的质问,“你课本的钱,沾着几个老人的血?”
来源: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