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

参考资料：背景资料：历数机构改革中被撤销和新组建的部委——中国经济网、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 过去6次改革削减部门73个——人民网、一个时代的背影——文摘报、朱镕基新书谈廉政：下基层一定要做到一菜一汤——人民日报、十年前，他们离开部委大楼——文摘报、朱镕基：为人民不惧“地雷阵”——人民网、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

1991年3月13日，朱镕基会见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托尔维兹，3月15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采访，介绍上海改革进展之时，提到了政府机构改革。

朱镕基针对外国人抱怨上海办事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应对措施。

其一，他指出官僚主义是常见病、多发病，在各个国家和地方都存在，上海的官僚主义并非最严重的。

其二，朱镕基承认上海在吸引外资方面确实存在官僚主义问题，并且已下定决心解决。

为此，上海成立了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相关工作已取得一定改进。外国投资者称赞上海在办理投资手续上有进步，基本表示满意。

但目前仍不理想，还有外国人批评上海在审批项目过程中手续繁琐、时间长、效率低。朱镕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机构庞大，人员、部门众多，且每个部门都有法规，不执行法规便属渎职，这使得事情处理起来困难重重。

而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精简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他认为企业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后，对企业进行管理的部门需求会减少，政府机构也将逐步精简。

其三，朱镕基表示当下并非无所作为，正在采取措施精简审批项目手续。

鉴于文件周转速度过慢、耽误时间的状况，他建议市外资委进行现场办公，将计划、工业、土地、税收、环保等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并且要求他们携带图章，一周召开两次会议审批项目，力求做到会议结束后，当场盖章，现场解决问题，真正体现“一个图章”办事的高效。

8年后，1999年4月14日，朱镕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自己的胜利：“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媒体评论说这个过渡如此平稳，连国家经贸委原主任盛华仁都感到惊讶，“在调整中几乎没有人给国务院给中央写信”。

朱镕基是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实现从上海局部改革的探索到中央政府大规模机构改革的平稳过渡的？为何在如此大幅度的机构精简和人员调整中，几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对声音和混乱局面？

1998年的“两会”期间，朱总理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对家乡代表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1998年的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掷地有声的承诺，开启了一段注定载入中国改革史册的征程。

“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饱含决心的话语，是一位领导者对国家和人民的庄严表态。

被朱镕基比作“地雷阵”的，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朱镕基把完成这两件大事概括为经济工作的“三个到位”：第一个“到位”是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要脱困，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中央银行强化管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三年要完成，第三个“到位”是国家机关的精简改革，也是三年要完成。

国企改革是关乎中国经济根基稳固的“生死战”，朱镕基总理对此有着清醒且深刻的判断，他直指改革的核心要破解两大沉疴。

其一是斩断“重复建设”的恶性循环——那时候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不少企业生产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重”的泥潭，若不及时踩下“刹车”，不仅企业难以扭亏，还会拖累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必须以铁腕遏制无序建设，让资源向有效需求领域集中。

其二是攻克“人浮于事”的积弊，坚决推行“减人增效”。

朱镕基做出了一系列牵动全局的艰难决策：下令关停本溪、抚顺两地所有煤矿，对辽宁的有色金属矿进行全面整合，除保留一座铜矿维持必要生产外，其余全部关停。这些举措看似“无情”，实则是为了打破“养闲人、吃大锅饭”的旧模式，倒逼企业剥离冗余人员、聚焦核心业务，从根本上激活国企的生存与发展活力，为后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扫清障碍。

尽管这一年中国面临的困难超过预期，但是，在党中央和新一届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顺利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1999年3月15日，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朱镕基回顾政府工作，说：“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

而机构改革则触及行政体系的核心利益，而后者的复杂性与攻坚难度，在那时候的国内外舆论中被视为“硬骨头中的硬骨头”。

在1998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对台下齐聚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朱镕基总理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抛出了机构改革的“硬目标”——改革必须从国务院自身“开刀”，而且要“先拿自己人开刀”。

他当场明确了精简的具体路径：不仅要压缩领导层规模，副总理人数将从6人精简至4人，国务委员从8位减至5位，副秘书长也从10位缩减到5位；更关键的是，整个国务院机关总人数要实现“对半砍”，直接裁减一半。

这番话没有丝毫含糊，既划定了改革的“硬杠杠”，也向全国传递出“国务院带头改革、绝不搞特殊”的鲜明态度——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中枢”，只有先把自身的“臃肿”问题解决好，才能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树立标杆，才能让这场触及利益的改革真正落地见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机构框架已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专业经济部门林立，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突出。

有的部门既管生产又管市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的机构叠床架屋，一件事需多部门审批，企业和群众办事常常“跑断腿、磨破嘴”。

外电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改革要突破瓶颈，必须先打破这种“计划经济遗留的行政壁垒”，而这一过程必然会触动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

事实上，机构改革的筹备工作在1997年底就已悄然启动，而利益博弈的暗流从那时起便已涌动。

据当时的权威报道，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坦陈了推进改革的“苦衷”：为了摸清各部门情况、凝聚改革共识，他不得不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而谈话的核心议题，正是“哪些部门需要调整、哪些职能需要整合”。

然而，现实远比预想中更复杂——没有一位部长主动提出“自己的部门该撤”。

这并非部长们不愿改革，而是每个部门背后都牵扯着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作人员的岗位、待遇，以及长期形成的行业管理惯性与部门利益。

更令人动容的是，为了确保谈话的充分性与针对性，每次交流都要持续数小时，朱镕基常常长时间坐在沙发上，专注倾听、耐心沟通，以至于每次谈话结束后站起来时都“很困难”。

这种“一对一”的攻坚，不仅是对改革思路的逐一梳理，更是对一位领导者体力与心力的双重考验。他深知，机构改革绝不是简单的“撤并部门”，而是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这里的利益，不只是单个官员的个人利益，更是部门间长期形成的权力边界、资源分配格局，甚至是某些行业的“保护壁垒”。

正如他后来在内部会议上所说：“改革改到深处是利益，这话一点不假。但我们不能因为利益难动，就停下改革的脚步。”

面对利益博弈的阻力，素有“铁腕”之称的朱镕基从未有过丝毫退缩。

基于对改革难度的清醒认知，每撤销一个部门，都意味着要重新梳理数十项职能，每精简一名人员，都要妥善安置其工作与生活，每调整一项权限，都要应对来自各方的质疑与阻力。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雷霆之势”，在当时堪称“前所未有”。

按照改革方案，国务院首先对“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专业经济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包括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等9个直接管理行业生产的专业经济部门，或整体撤销，或降格为行业协会，彻底剥离其行政管理职能。

这一举措的意义远超“撤并部门”本身，它标志着中国政府机构从“计划经济下的直接管控”向“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转型的开始，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制定产业政策、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上。

除了“拆庙”，人员精简的力度同样震撼。

改革前，国务院组成部门多达40个，机关工作人员冗余问题突出，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组成部门缩减至29个，人员编制精简50%。

这意味着近万名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重新调整岗位——有的分流到新组建的部门，有的下沉到基层单位，有的转入事业单位或企业。

为了确保精简工作平稳推进，朱镕基多次强调“既要坚决推进改革，也要妥善安置人员”，要求各部门制定详细的分流方案，确保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不过，这次改革并非简单的“减法”，而是“有减有增、优化结构”的系统性调整：在撤销15个部委的同时，新组建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4个部委，以适应当时科技发展、信息革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国土资源管理的新需求。

同时，将3个部委更名，进一步明确其职能定位。这种“加减并举”的思路，既解决了“机构臃肿”的老问题，又回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为后续政府职能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如果说精简机构、缩减人员是1998年机构改革的“硬任务”，那么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则是朱镕基始终关注的“软课题”。

他深知，机构精简了、人员减少了，但如果工作方式不转变、官僚主义不克服，改革的成效终将大打折扣。

因此，在机构改革推进两年后，2000年，朱镕基在《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将“改进工作作风”提上重要日程，直面当时政府工作中仍存在的“会议多、文件多、落实少”的突出问题。

“现在我们的会议、文件还是太多。似乎不发文件，事情就办不成，其实，发了文件，很多仍然不能落实，等于没发，还不如多抓点实事，多下去了解一点民间的疾苦。”

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政府工作的“痛点”：有的部门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把发文件、开会议当成“完成工作”的标志，却忽视了文件精神是否真正落地、会议部署是否真正惠及群众，有的干部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却很少深入基层、走进企业，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和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为了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朱镕基提出了明确要求：“精简会议，精简文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从制度上杜绝“形式主义”。

他举例说，有的会议内容可以通过电话、电报传达，不必兴师动众召集各地人员来京，有的文件内容重复、语言空洞，不如直接针对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他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政府工作的落脚点是‘办实事’，不是‘走过场’。我们每一位公务员，都要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企业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多到基层去，多解决实际问题。”

这种“重实效、轻形式”的工作导向，不仅是对1998年机构改革的深化，更成为此后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理念。

从1998年的“精简机构”到2000年的“转变作风”，朱镕基始终强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调整组织结构，也要转变工作方式，既要打破利益壁垒，也要重塑行政文化。

正如他在1998年改革推进过程中所说：“我们今天拆‘小庙’，不是为了减少几个部门，而是为了让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只有这样，改革才算真正成功。”

2001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近年来中国对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成功的。

朱镕基说，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对政府机构改革时将三点三万人精简一万六千多人，减掉了一半，现在我们正在对各省市区级政府机构进行精简，同样也要精简掉一半，今年对县乡级政府机构按20%的比例进行精简，辞退编外人员。

他指出，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政府职能转变，尤其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朱镕基说，当然，机构改革中也有令他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有些政府官员由于习惯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做了一些不应做的事情，对此，我们正在进行改革。

他说，去年国务院把十个国家局撤销九个，改革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朱镕基同时还要对一些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部门加强改革，如将国家工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进出口检验检疫检局等副部级升格为部级。

朱镕基说，政府职能转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中国政府在做进一步的努力。

这场改革早已超越了行政体制调整的范畴，它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关键一跃”，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奠基之石”，更镌刻下一代共产党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坐标。多年后，当人们提及“清官”“办实事”的评价，当企业不再为繁琐审批“跑断腿”，当政府效率在一次次改革中持续提升，我们依然能清晰感受到1998年那场改革的温度与力量。

当我们回望1998年那个春潮涌动的改革之年，回望朱镕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掷地有声的“地雷阵之诺”，回望他逐个约谈部长时起身困难的疲惫身影，回望他面对利益博弈时“粉身碎骨也要干”的决绝目光，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一场冰冷的机构数字增减，而是一位改革者对国家前途的拳拳之心，对人民期盼的殷殷之诺。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