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唐馆”:清代中国驻日本的贸易机构——从数字时代图像学的视角考察

摘要：在日本长崎市内有个地方叫馆内町，其名来自历史上这里曾有的一座占地颇大的“唐馆”。顾名思义，唐馆专供“唐人”居住，而所谓唐人也就是中国人，主要是来日本经商的清朝商人。日本人将唐馆又称为“唐人屋敷”和“唐人屋铺”。它是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产物和象征。唐馆的修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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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玖期

在日本长崎市内有个地方叫馆内町，其名来自历史上这里曾有的一座占地颇大的“唐馆”。顾名思义，唐馆专供“唐人”居住，而所谓唐人也就是中国人，主要是来日本经商的清朝商人。日本人将唐馆又称为“唐人屋敷”和“唐人屋铺”。它是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产物和象征。唐馆的修建是世界范围内唐人街的先驱，也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一个陈列橱窗。

德川幕府于1612年宣布“禁教令”禁止欧洲人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又于1633年和1635年两次宣布“锁国令”规定日本人不许去海外，已在海外者不准回国，并指定长崎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只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在此经商。为此，日本政府在长崎填海造了个人工岛—“出岛”供荷兰商馆使用。而在附近又为中国商人建了“唐馆”。

图1长崎唐馆，下方有日本游女

一、长崎唐馆的建立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来自海上的威胁基本解除。于是，康熙帝于次年发布“开海贸易”令，打开了关闭二十多年的海禁之门。开海令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中日贸易，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去长崎经商的中国商船由三年前的24艘激增到115艘，赴日的清朝商人数量也随之大增。幕府原先用来管理外国商人的宿町制度也逐渐不再适应这一变化。首先，由于清商与日人杂居，造成口角摩擦等治安事件时有发生；其次，清商增多使得中日贸易额大幅上升，而日本又处于严重入超的不利地位，金银大量外流。为阻止这一局面的恶化，幕府虽推行了限额贸易政策，但宿町内日汉杂居却为私下贸易提供了机会。

为尽快适应变化的形势，配合幕府对清贸易政策的调整，整治原有清商居住制度的漏洞，日方对来长崎的清商的居住方式进行了调整，划出一个与当地人隔离的特定区域让他们集中居住。幕府于1688年在长崎修建唐馆，次年完工后做出规定，所有来长崎的清商一律居住于此，宿町制度废除。

作为长崎清商新的居住区，唐馆内配置有唐人住房、店铺、庙宇及池塘等生活设施，并在附近修建码头、仓库等港口设施，是个商住一体的区域。为加强对清商的监管，幕府命乙名、町使、船番、通事等官吏进驻唐馆，还设有哨所和牢房。乙名是入驻唐馆日本官吏的头目，负责馆内与清人有关的各项事务。町使负责警卫工作。船番由侨居长崎的17名浪人担任，主要是对进港的外国船只实施警备。通事除担任翻译外，还从事一些贸易管理工作。

在唐馆内，清商的活动受到严密的监管。一旦进入长崎，清商就要集中居住于唐馆，不得擅自外出，如有前往官府或参拜寺院等事，要预先向通事说明情况，再由通事转告相关官员，定好出行的日期和人数。待出行之日时，在船番、町使等人的陪伴下方可出馆。由于清商到达长崎即被困在馆内，唐馆周围又修建了围墙，故清商把唐馆形象地称为“土库”“土牢”:“名曰唐人馆，实土牢也。三面背山，一面临海，搜查明白，人货俱入库中，重兵严守，不听出入。”同时唐馆对日人进馆的限制也极严格，除派驻的管理人员外，其他人不得擅自入内。在唐馆的二门(内院之门)外竖立有名为“禁制”的木牌，牌上的禁令有三条：唐人不经允许不得出门；游女以外的女子不得进入；布施化缘的僧侣及乞丐不得进入。此处的游女指的是长崎花街丸山的青楼女子，表明当地的妓女有进入馆内的特权。

日本官方对清商出馆和日人入馆限制很严，但对清商在馆内生活的限制则较为宽松。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唐馆内的清商还可依据传统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如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家家张灯结彩，“馆内无数的灯笼将唐馆照成了不夜城”。被日人称为“蛇踊”的舞龙表演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春季清商举行龙舟赛(日人称“彩舟流”)。唐馆的这些风俗也传到了日本民间，成了今天尚存于长崎的舞龙、赛龙舟、灯会等文化遗存。

图2《长崎唐船贸易绘卷·舞龙》

清商在馆内经常举行宴会。幕府对在馆内设宴给予特殊照顾，向馆内提供蔬菜、鱼肉等食材。馆内的宴会菜肴丰盛，规格较高的5D0菜品有“猪、鸡、家鸭、野牛、羊、鹿肉、鹿筋、鹿脯、煎海鼠、海粉、风干鸡、燕窝、鱼鳖等”。这类宴会成本高得惊人，“每华筵绮席索费中人半载之享”即每场宴会要耗费平常人半年的收入。唐馆落成之时恰逢幕府颁布杀生禁令，普通人一概禁止宰杀和食用家禽家畜。但幕府在向本国臣民重申禁令的同时，向唐馆的清商网开一面，规定他们不受禁令约束，并继续向馆内提供肉食。在中日贸易中与食物有关还有所谓“依物三品”。当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以生丝、棉织品和药材为主，日本的出口商品以铜为主。后来为弥补铜出口的不足，幕府大量出口“依物”。依物是指装在草袋里晒干的海产品。其中“依物三品”特指海参、鲍鱼、鱼翅三种。有人认为，正是这一出口才使后来这些名贵海味在中国菜中盛行起来。

唐馆的大门和二门之间设有哨所，执勤的唐人番在此检查出入者。清商到长崎后，除去船主、船商在指定日外出做交易，工匠修理船只，遇到长崎主要祭日可在人看护下外出外，在唐馆的数月中是不得外出的。雍正朝的浙江巡抚李卫在奏折中提到长崎唐馆：“平常贸易之人，到彼皆圈禁城中，周围又砌高墙，内有房屋，开行甚多，名为土库，不许出外闲走，得知消息。”偶有偷隙闯出大门的清商，会被街上巡逻的兵丁抓捕，绑回馆内的牢房。久而久之，馆内的人都憋了一肚子气，遇上机会就会爆发骚乱。1835年，船主孙渔村在唐馆内因病去世，获准葬于馆外的兴福寺。因日方限制出殡人数，引发了一场大骚乱。这年12月13日上午9时，得到许可的137人为其送葬，行进中突然有几个船员脱离队伍，与随行的日方人员发生冲突，5名船员被抓，1人头部受伤后逃走。送葬队伍顿时哗然，跑回馆中召集救兵。馆内大量船员从二门冲出，砸毁了大门，冲击官所，与执勤的唐人番扭打，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骚乱。作为管理机构的长崎奉行所立即调集当地武装和藩兵前来镇压。千余藩兵将唐馆团团包围。第二天，藩兵冲进二门，逮捕了180人。反抗者用于自卫的只有石块和竹棍，被打伤二三十人。最后有18名船员受到处罚，被关押在馆外的监狱一年多时间。

图3《长崎唐船贸易绘卷·市场》(画的是大门、二门之间的市场)

二、“长崎三书”中的唐馆贸易

对长崎唐馆以及相关的贸易情况，清代前期有三部史书记述得较为详尽。这就是被称为“长崎三书”的《海国闻见录》《长崎纪闻》《袖海编》。

《海国闻见录》的作者是陈伦炯。他出身于清代水师将领之家，父亲陈昂曾随施琅远征澎湖、台湾。他们父子都去过日本。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序中称：“少长，从先公宦浙，闻日本风景佳胜，且欲周咨明季扰乱闽、浙、江南情实。庚寅(1710)夏，亲游其地。”可见他去日本带有考察和研究的目的，想要了解明末倭寇扰乱中国沿海的情形。童华的《长崎纪闻》是一部专门记述长崎中日贸易的著作。童华在任苏州知府时对中日在长崎的贸易活动多有了解。当时的长崎贸易主要是清政府进口日本的铜，以作铸铜钱的原料。在《长崎纪闻》序中，童华写道：“乃追思在苏时，曾办洋铜百万，于各商交铜之际，询以长崎风土，至今犹能记忆，因信笔录出，名曰《长崎纪闻》。盖华(童华)在吴(苏州)二年办铜多而为日久，故问之详而知之悉。”童华本人并未到过日本，他的《长崎纪闻》主要依据其督办洋铜事务向去过长崎的商人咨询而写成。与前两本书出于官员之手不同，《袖海编》的作者汪鹏是一名商人。他亲自从事中日贸易，往来于两国之间。汪鹏以商船船主身份至少去过长崎八次。他同时也是个儒商，精通诗文书画，还热衷在日本搜求善本图书。《袖海编》正是他在客居唐馆时完成的。他在该书的序中说：“(乾隆甲申)(1764)余客东瀛，寓居山馆，岩壑在望，云烟满目，而跬步不能出，直有抛南岳卷沧溟之志……姑就其所见闻略为记识。”表明正是在长崎足不能出户的唐馆中他写成了这本书。

图4《唐馆书房之图》(图中的商人应是儒商)

通过这三本书可以了解中日长崎贸易的不少情况。日本德川幕府初期对中国来的船只数和贸易额没有限制，所以来日的船只不断增加，造成日本的金、银、铜大量外流。于是德川幕府在正德五年(1510)推出“正德新商法”将每年来日的商船定为30艘，并发给信牌作为贸易凭证。从此中日之间进入了信牌贸易的时代。童华在《长崎纪闻》中记载了信牌贸易的具体情况：

康熙五十年(1711)后，长崎始给倭照(信牌),以船之大小定铜数之多寡，大约每船七百箱者居多，大者至千八十箱、千二百箱而止，每箱百斤。其照用蜡纸，写宋字，字皆端楷。定铜数，填商名，用其国年号，钤译司印。译司者，通事也，凡九姓，大都皆商种也，司贸易之事。商人无照者，船不得收口，货不得入市。一时江浙嚣然，大照一张值七八千金，小照四五千金，以质子钱家亦可得一二千金，贵逾拱璧矣。新商无照者，租一照约输铜一百二十箱，仍须旧商同去，供验明白，方准收货。其照三年一换，逾期而往则销毁不给。各商求如期而出，以奉倭法，始有钻谋求托之弊。岛中给照、毁照之权，俱在通事，于是通事至唐馆，踞首座，颐指气使，直呼商名，少不如意，辄骂詈而去。商人蠖行鼠伏，媚词泉涌，自同奴隶，积威约之渐也。

这段记述将信牌制度实行后的变化描绘得很生动：那些兼翻译和管理职事于一身的通事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他们原本也是在日本经营的中国商人的后代(“皆商种”),却在权力大增后压榨同根而生的清商。现在还保存有信牌的实物，上面用汉文书写，内容为有关信牌贸易的规定，并记有长崎通事和清商船主的姓名，落款用日本年号。信牌制度的推行还带来了一场纠纷。有些船主因为没有得到信牌，回国后向官府告状，指控接受落款有日本年号信牌的船主，是屈从外夷，反抗朝廷。而领取信牌的商人则反诉。这场纷争一直闹到皇帝那里，康熙御批：各国使用本国年号理所当然，信牌由各海关保管，去长崎贸易向海关领取信牌后出海。有些未得到信牌的商人则通过为幕府办事，以领到临时增发的信牌。如1728年来长崎的郑大威用船载来两头大象，得到了作为奖品的信牌。这两头象一头死在长崎，另一头步行到江户(今东京),得到幕府将军观赏。大象经过的沿途热闹非凡，日本国内还出了三种有关大象的书。

汪鹏的《袖海编》对长崎贸易的交易程序则说得清楚明白：

货库距馆殊近。唐船维缆之后，当年司事者示期上办，上办即以货贮库……曰清库，司事者与客会集货库，将上办所贮货物一一盘查，各为号记，俾无遗失。并将各货包皮秤(称)明斤两，以便出货时除算，明晰而清楚也……日讲价，通事之官进馆集客列坐，授以批价文簿，评论低昂，随时增减，至有竞而哗者，非一日所能定。定则书卖字于货口之上，盖以图记，则交易之事粗毕，专待出货。每数艘讲价已定，本国商人咸集于会馆，看板则知某货共有若干，其货之优劣……看板后各商书其所值之价，密封投柜，名曰丢票。然后择善价而售之，不劳较论，亦交易之良法也。

从这段记述可知，唐船送来的货物存放在离商馆不远的库房。其交易过程严格而周密。中国商船在进港后首先查验信牌，然后查验货物品种和数量清单。其后的卸货和运进仓库都有日方官员仔细检查并进行严格的评议，其后才可进行交易。其中提到的“丢票”类似今天的投标，商人将货物价格写在纸上，投入柜中，然后开柜选择价格合理的购买。然而实际情形还有前奏，日方的监管从中国船只到达长崎海面时就开始了。在长崎湾前端的野母岬设有瞭望哨，负责官员叫“远见番”。他们监视洋面，一看见中国船就骑快马去报告。来船先在港外指定位置抛锚。长崎奉行所用小船将负责迎接的人送到船只停航处，为来船系上拖绳，用数艘小船将之拖入港内。然后，奉行所官员和通事等人登船。通事把写有宗教禁令的牌子挂在杆上，读给船上的人听，接着询问船上人数、起航地点等。还要进行“踏绘”即将铸有天主教图像的铜版放在地上，让人从上面踏过去，以判定其是不是天主教徒。

图5去日本贸易经商的宁波船

图6长崎仓库一景

《袖海编》中还有对唐馆商人生活的描写。前面提到，幕府虽禁止日人入馆，但游女不受限制，甚至还可留在馆内。她们进入馆内“申刻(下午四至五点)点名，出亦如之，名曰应办”。最初游女在门口登记后，可进内院逗留一至三日，后来延长到可在高级船员处逗留十日，下级船员处逗留五日，再后来则可连续登记，直住到船队返航。对此有诗作：“红绡队队雨丝丝，斜挽乌云应办时。蜀锦尚嫌花样拙，别将金片绣罗襦。”有些商人还在馆内与游女育有子嗣，双方关系与夫妻无异。日本官方也允许清商在馆内养育子女，有些富裕商人则托当地人购置宅第，供子女居住。但幕府明文规定，商人在日期间生养的子女一律不得带回国内。于是在唐馆经常出现父亲与子女离别的悲怆情景。

图7《长崎唐船贸易绘卷·游女》

三、图像史料中的唐馆

长崎唐馆除去砖石建造的少数庙堂外，只有一扇木门(二门)保存了下来，其建筑多已不存。幸而有当年的画家画出了它的形貌，留下了珍贵的图像史料。描绘唐馆的大多是日本画家，比较有名的有渡边秀石绘《唐馆图卷》、石崎融思绘《长崎名胜图绘》等。大庭修编有《长崎唐馆图集成》将这类图绘汇集成册，被收入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佚名画家绘《华人邸舍图》(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长崎唐馆图的画家大多有官方身份，是受官府之托图绘，甚而这就是他们的职业(唐绘目利),目的是绘成图像便于官方监管中国商人。

在现存长崎唐馆图中，值得关注的还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长崎贸易图册》。该图册的作者具体信息已难以查明，甚至其人的国籍也无法断定。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套名为《崎阳(长崎别称)唐馆交易图》的图册。这两套图册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

《长崎贸易图册》共有八幅，每幅图画、文字各占一页，标题相同。该图册以唐船与长崎贸易为中心，描绘了从唐船抵达港口到交易完成的各个环节，以及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民间信仰等方面。

图册第一幅《起货》描绘唐船抵达长崎后，日方官员率通事、搬运人夫等上船，照货册查点货物，并以小船搬运上岸，堆放于库房的情景。第二幅《南京寺》描绘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商人(“三江帮”)在长崎资助修建的天妃宫。当时，从事长崎贸易的唐船皆供奉天妃(妈祖)神像。起货后，船主要鸣锣击鼓，将神像抬送到“南京京寺”祭祀。

图8《长崎贸易图册·南京寺》

图9《唐人屋铺景》

“南京寺”是1736年由“三江帮”出资建造的重要建筑。它原先在唐馆外，后在唐馆内修建。在单页绘的《唐人屋铺景〉中也有天后宫，画中可见身穿清朝官服的人群，敲锣打鼓在三角令旗引导下，将天妃像送进宫中安放。第三幅《王取货》是将唐船带来的货物取样送到地方衙门，由日方派人审查，选择其中成色好的呈献给称为“王”的幕府当局，然后才标价出售其他商品。第四幅《丢票》、第五幅《出货》和第六幅《开漆器店》则分别描绘货物标售给日本商人，之后几天日商在唐馆内设铺，兜售洋漆、铜器等商品，听凭客商购买采运回国。《丢票》一幅文字为：“将诸色货物各取一箱送至馆内，日本京客齐集一处，相传看估，各写纸票，逐一关定，遂有应值财副，开关看价，以其价高者定价焉。”《开漆器店》一幅文字为：“丢票出货后，在馆内开洋漆铜器店，数日听凭客商置买，将某船某商置买何物登簿起讫，算明价值。除所卖货物之价，倭国银钱概不许带往别国，搜检甚严。”第七幅《唱戏》和第八幅《看会》与日本神会有关。长崎举行祭祀神会时，中国商人可以前往观看神会的歌舞表演(唱戏)。关于《唱戏》画幅的文字为：“日本神会，在王府后空地，迎面盖供佛松棚一座，三面俱盖席棚。是日备酒饭，请众商于平明时至棚内坐落。戏从街巷来，每出，先抬大木床一张，安放地中，即为坛场，然后挨班上场，或舞扇，或舞花，或舞草帽、花篮等物，齐声唱舞。”这是对当地迎神赛会活动的生动描述。

图10《长崎贸易图册·丢票》(这几乎是唐馆的全景图)

同样描绘唐馆的《华人邸舍图》也是八幅。第一幅左边有两个中国人洗衣服，水池边竹竿支起架子，晾晒衣物。右边围墙内有松林、修竹，下面奔跑着羊、猪、鸡等。第二幅池塘曲绕，池塘边两人下棋，一人驻足观看。池塘边的道路两侧开着两家小店，其中一家是糕点店。不远处有家酒楼，透过窗户看到墙上挂着花鸟画，餐桌旁四人戴着暖帽在把酒言欢。第三幅画的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上五人弹奏笙、笛、古筝、月琴，楼下三人在聆听上面传来的美妙音乐。据《长崎志》“唐馆”条记载：“月夜楼上吹笛，其声清亮，曲中有望国之思，题为华馆笛风。”在饶田实斋编的《长崎名胜图绘》卷首有诗称：“华馆楼高风露清，巧吹玉笛远飞更。曲中多折故园柳，月第曾斤登傍关山夜几更。”第四幅画的是福德宫。该宫供奉福德正神，也叫土地祠，日人称“土神堂”。汪鹏的《袖海编》记载：“土地祠庭宇稍隘，阶下有池，池下有桥，周以粉垣。”图中宫门两侧檐下挂有绣着动物纹样的灯笼，门前有人跪在红垫上敬拜神明。第五幅画上有三根旗杆，挂着橙色红边的旗子。地上铺着块布，五人围着一只碗掷骰赌钱。第六幅画的是唐馆的二门。几个人陆续走出门，门外两人买好鲜鱼蔬菜，正要返回馆内。台阶上有守卫正对中国人搜身。二门台阶右侧有间和式小屋，榻榻米上坐着个日本人，警惕地监视着出入二门的人。第七幅图上人最多。它刻画的是在唐馆二门和大门之间两国百姓间的交易。有人在问价，有人提着刚买好的鸡鸭往回走。第八幅画的是唐馆的大门，门两侧各站两位插刀手，似乎在盘问从馆外归来的中国人。

通过对《长崎贸易图册》《华人邸舍图》等图像史料的观察，大致可将唐馆的基本布局复原。这组建筑坐南朝北，为不规整的长方形。它分为内外两院，外院小，进大门右侧的两栋房子，是负责监管的日本官员住的“乙名部屋”和“通事部屋”。左首有口水井，旁边有警卫驻扎的“改所”。还有块供当地人卖蔬菜鱼肉的空场。从外院进二门，先遇到一片广场，可见到匾额上书“福德宫”的土地祠。其右侧有条路，路边有几栋小楼小院。路左边有数家出售食品的店铺。馆里还有后来修建的天后宫(南京寺)。馆中最大的建筑是二十多栋二层长屋。长屋楼上供运货的唐船船主和高级水手住，楼下则住普通水手。长屋最多时可供两千多人同时居住。馆内还有用于取水的池塘和沐浴的澡堂等生活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