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金操（1912—1999）出生于桐梓县城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严伯寅带领全家从桐梓迁往贵阳后，在贵阳永年药号挂牌行医。严金超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1930年，严金操与乡友李光勋（1931年入党）、令狐荣生、马恒均等10余人随熊逸滨（桐梓人）去前往南京，就读于由黄齐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桐梓县城行医的严伯寅举家迁往贵阳行医。抗战期间，其家是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联络点之一，并有三个子女投身于抗战洪流中。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严金操
严金操（1912—1999）出生于桐梓县城一个中医世家。其父严伯寅带领全家从桐梓迁往贵阳后，在贵阳永年药号挂牌行医。严金超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1930年，严金操与乡友李光勋（1931年入党）、令狐荣生、马恒均等10余人随熊逸滨（桐梓人）去前往南京，就读于由黄齐生任教、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在南京读书期间，认识了比其早两年，由黄齐生从遵义带去南京入学的袁咨桐（土城人），经袁咨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严金操曾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等职。严金操后到上海，在沈钧儒先生旗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上海全国救国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代表。
严金操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关押在苏州监狱。1937年9月，经周恩来交涉营救，严金操被释放。
释放出狱后，严金操经组织审查后转为中共党员，他申请并被批准前往延安。当严金操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办理前往延安的有关手续时，叶剑英和李克农得知他是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便将他留下，准备充实正在筹办的《新华日报》队伍。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新华日报》的办报申请迟迟没有结果，严金操便暂时留下做宣传工作。工作中，叶剑英、李克农发现严金操不仅文化基础好，同时多才多艺，还会开汽车、修手表、修无线电等，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研究决定将严金操留在办事处任副官，后任副官长。
1938年1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等领导来到武汉。精明能干的严金操被周恩来选中，就此改任周恩来的秘书和副官。
周恩来了解到严金操曾两度入狱，为避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建议严金操更改名字，以利于工作。严金操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改名为袁超俊。从此，严金操以袁超俊之名出现在重庆、贵阳。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同时集结军队向武汉发动进攻，国民政府下令武汉的机关、企业紧急疏散。为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为解决八路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同意，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物资储运系统；同时为掩护和发展党的秘密交通，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下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经组织慎重考虑，熟悉贵阳情况的袁超俊被任命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
命令下达后，袁超俊于1938年底与副官陈远绍、李泽纯等到贵阳开展交通站筹建工作。
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转运军需物资。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军事、经济物资。特别是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中断后，各种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即史迪威公路）运到中国云南，由此通过滇黔公路运到贵阳，再转运至重庆及抗战前线。贵阳由此成为连接前线与滇缅、滇印公路两条国际大通道的桥梁和纽带。
1939年上半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仅在4至6月间，便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从越南运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人员在贵阳休息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至重庆。
同年七八月间，我党从香港购买到一大批汽油、机油和5辆道奇牌卡车，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到越南接运，再经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抢运到重庆、延安。同时还运来9辆新卡车，随车运来的还有一些捐赠物品，如新旧衣物、鞋袜、被单、无线电器材等，又在柳州仓库领取军毯2万条（50条1包，共400包）。这一时期，经贵阳转运的物资和人员约计150车。
此外，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人在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是经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的。
1939年冬，袁超俊与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侨林可胜博士取得了联系，在红十字总会中共特别支部的配合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协助下，林可胜同意向八路军捐赠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由红十字会的运输队协助运送。恰值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捐赠给八路军，并派红十字会汽车负责将其运送到延安。
二是接待、转送来往人员。贵阳是当时抗战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因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接待任务非常繁重，先后有张云逸、张鼎丞等领导同志从新四军去往重庆转赴延安，在贵阳交通站停留；1940年10月，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医处长沈其震以及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新四军干部和警卫人员，由重庆赴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时由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接待，安排食宿；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夫妇、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等同志及徐特立、李达、方正、吴茵、邓垦等，都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停留；越南的胡光同志（即胡志明）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并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解决一些越南同志前往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
根据党“隐蔽精干”的政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负责疏散、撤退、转移工作，主要是各地下党组织撤退的同志、文化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医务人员、进步青年等，相继将他们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或各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三是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及家属。1938年8月，周恩来派袁超俊带领一批干部到湖南湘乡建立临时办事处，作为武汉撤退时的中转站及疏散点，当时就把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了湘乡，安置在农民家里。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又先后将他们安全地转移到衡阳、桂林、贵阳青岩等地。
当时，为了避免中共领导同志的家属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至贵州。这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以及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弟侄，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共计20余人，他们经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妥善安排到贵阳青岩居住两年有余。在这段时间内，袁超俊每月都会去青岩给他们送生活费及书报，并于1940年秋将他们陆续安全转送到重庆。
四是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为了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袁超俊直接领导。
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由长沙迁到贵阳图云关，中共红会特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的简称，共有党员20多人）的组织关系便交由袁超俊单线联系。
1941年1月21日，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逮捕了交通站的李配之、鲍启文等7名同志，站内所储存的全部汽油、轮胎、汽车零件、枪支及一切物资和进步书刊被查封。直到1941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这些同志才被营救释放。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袁超俊回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身边负责秘密交通工作，负责对南方地下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联络。1943年，袁超俊随周恩来回到延安。
袁超俊在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期间参加了秘书处的工作。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袁超俊奉命留在重庆与杨汉章、牟爱牧一起处理办事处的善后工作。同年年底，袁超俊经周恩来安排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47年，袁超俊受周恩来委派到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与了华润集团的组建，并担任集团的总支书记和支部书记，同时他以华润集团公司业务部主任名义开展党的经济工作、统战工作以及地下电台工作。
根据中央部署，华润集团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分三批将数十名寓居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用货船秘密送到东北解放区，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
新中国成立后，袁超俊奉调回京，先后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室主任，纺织工业部机械制造局局长，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代书记等职。
袁超俊的爱人钟可玉系印度尼西亚华侨，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入延安“鲁艺”，毕业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报务员。1947年随袁超俊赴香港从事秘密工作，负责与解放区的电台联系。
延安“金嗓子”严金萱
严金萱（1924—2014），系严金操（袁超俊）胞妹。1937年在其兄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交通员。1938年，其五哥严金甡被捕后英勇就义，严金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贵阳经桐梓接转组织关系，然后到重庆，于1939年奔赴延安，先后进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在冲锋剧社、中央管弦乐团中任独唱演员、歌剧演员和小提琴手。
严金萱于1939年随抗大总校出发到晋察冀边区，编在一大队，大队长为苏振华，政委是胡耀邦。由于严金萱爱好广泛，能歌善舞，会表演还会演奏乐器，被誉为“金嗓子”和“女八路中的精灵”，苏振华还将其推荐到晋察冀三分区政治部冲锋剧社。严金萱在三分区演唱《黄河大合唱》中的独唱“黄河怨”感动了全场观众，三分区司令员王平专门安排为其拍照，留下了她在战争年代难得的影像。严金萱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深得上级赞许，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关心下，于1945年调回延安，在鲁艺学习作曲。
新中国成立后，严金萱先后在北京人民文工团工作，曾在大型歌剧《兰花花》中饰演兰花花。后来严金萱再次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天津曲艺工作团、广州华南歌舞团、文化部音乐舞蹈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舞蹈学校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离休后返聘为上海艺术教育委员会等单位的顾问。
严金萱一生致力于革命音乐舞蹈的传播，自己也创作了一批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如芭蕾舞剧音乐《白毛女》《苗岭风雷》（与马友道、瞿维合作）、舞蹈音乐《长征》、儿童歌剧《双双和姥姥》、儿童歌舞剧《青草坡》等3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著作《歌声里的故事》《严金萱歌曲选集——彩色的梦》和大量的音乐教育论文等。她曾为多部大型芭蕾舞剧作曲配乐，其中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插曲《大红枣儿甜又香》更是在民间久唱不衰。
少年英烈严金甡
严金甡是严金操（袁超俊）的弟弟（排行第五），1930年受严金操影响参加革命工作。其父在贵阳开设的诊所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严金甡与妹妹严金萱一起成为党组织举行会议时的暸望哨和联络员。
1937年初，党中央派在延安的黄大陆（原黔军何知重师参谋长）回到贵州任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及恢复党组织工作，这时严金甡任省工委秘书，同时任“贵州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动员人民群众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严金甡亲自刻写印刷《告同胞书》《告同学书》，并和严金萱一道四处分发。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高度关注。1938年2月，贵州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黄大陆、李策、王棫、严金甡等人先后被捕。
在关押的共产党员中，严金甡年龄最小，期间经受了严刑拷打，但他没有丝毫动摇，并通过带出的纸条表达了“把牢底坐穿，誓看红旗插遍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黄大陆、李策、严金甡等被捕后，党中央派邓止戈、秦天真等人从延安回贵阳主持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工作，他们采取各种办法营救被捕同志。周恩来电告国民党当局要求放人，冯玉祥也出面要求贵阳当局放人。迫于压力，贵阳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六位同志，但对黄大陆、李策、王棫、严金甡4人仍不释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将4人秘密杀害，严金甡牺牲时年仅17岁。
缅怀先烈
来源：云贵高原生活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