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至少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应对这次约稿：一是把它作为开辟一种特殊历史研究课题（甚至是为之作宣言）的机会，另一种就是当作文人自画像（当然是毫不遮丑地自述）的机会。我在学术生涯中已经开辟了许多这样的课题——或许太多了，这一次就把它当作自描自述的机会，希望能描画出一幅动态
文人自画像：一位史学家的历史
至少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应对这次约稿：一是把它作为开辟一种特殊历史研究课题（甚至是为之作宣言）的机会，另一种就是当作文人自画像（当然是毫不遮丑地自述）的机会。我在学术生涯中已经开辟了许多这样的课题——或许太多了，这一次就把它当作自描自述的机会，希望能描画出一幅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自画像。通过这幅画像来显示出一个个体与各种环境的互动，来直面一系列当下正在争论的问题。对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发展作这样的描述会有利于集体性历史重思的进展。
文章一开篇我们就应该问一问，历史究竟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我认为，成就一位优秀历史学家需要智性、意识（心理的、政治的或诸如此类）和良好交流能力的结合，这些品质与“传统”和“现代”方法的任何分野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也强烈地感觉到，一位史学家的作用也就像一个翻译家，就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寻找连接。这样一种作用就关涉到每一代人都要重思和重写历史。
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且不说一种特殊类型的史学家？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这个人的心理分析师。我没有心理分析师，不过，要是躺到沙发上，头脑里很可能会激活两幅至今仍然鲜活的图景。第一幅是一个七岁男孩对他的妈妈说：“我长大后要当历史教授。”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自然是要重构那个最初的自我心目中有关历史教授所做的事情：是开讲座？还是写作？每个人的过去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不管怎么说，这说明一个孩子七岁大时就已经对历史感兴趣。我想这种兴趣是在同军人玩耍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与他们玩耍使我对城堡、骑士、武器与装备产生了浓厚的好奇，这种好奇渐渐地扩展到哥特式教堂，新发现的手稿，尤其是纹章学。到14岁时，我就想去做一位中世纪研究专家，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古文物研究协会的成员。
第二幅图景是16岁那年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的情景。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我坐在车上看着一位名叫肯尼斯·皮克索恩的剑桥先生写的书，书名叫《都铎早期：亨利八世》（1934）。我阅读皮克索恩的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选读，而是为了应付优秀生考试。我记得当时很不满于作者的写法。他描述了一大堆官员，但关于1485年前后这一时期英格兰的情况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告诉给读者。也就是说，我当时想要看的是社会史，是普通人的历史。这样一种看法也许是来自于G.M. 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1942）——这本书是父亲送给我的，至今还保留着；也许还来自于阿诺德·豪瑟的《艺术社会史》（1951），这本书当时刚出版，我是在斯托克纽伊顿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的。（我记得当时一下就被书的题目给吸引住了：艺术能有社会史？）
从军经历
虽然不喜欢皮克索恩，但我在优秀生考试中还是考得很好，获得了一份公开奖学金，进入了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那年代，有不少牛津和剑桥的学院鼓励那些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在上学之初去完成国民服务任务。因此，在过完18岁生日后，我就进入了军队，成为一名皇家通讯兵。但我对使用电报、电话或无线电通讯一无所知，于是被训练成一名文职人员，派遣到新加坡服役。
对我来说，在新加坡大区通讯团呆过的19个月被证明是某种教育。我干的工作是出纳。这工作轻松但又乏味，只要用心算就可以对付。不平常的是这个军团几乎包含了所有被军方称为的“当地招募人员”，主要是马来人，还有一些印度人（锡克人和泰米尔人），几个中国人。这是一个多文化的社会，军中的长官总要告诉新到的英国人，要尊敬他们的“棕色兄弟”，千万不要用左手递东西给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左手是不干净的。全军团有四个食堂，提供不同种族的各种各样的食品。
我现在意识到，当时我在新加坡就很近似于在做人类学研究工作，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这个军团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其封闭程度比起一个马来亚村庄还要厉害，因为它的边界都被守卫着，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得到外出许可。这里的社会和物质环境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因此我很快就开始记载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异域表征。甚至于那些为数不多的英国同僚的习惯对我来说都带有异国情调，尤其是职业军人的说话习惯，每句话中都会插进去一些脏字，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在这个军团里我感到非常隔膜，在某种程度上我只是一个观众。这不只是因为我没有主动加入这个集体，还因为别人很难将我归类：在军阶上我的地位很低，但在肤色和教育的层级上我的位置又较高。从军阶级别底层的位置上我可以观察到许多长官看不到的东西，他们一天到晚都呆在兵营里。对于我这样一个刚离开中学校门的懵懂青年来说，军团的天地显得令人激动，眼花缭乱。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卖：开车的将汽油从车里吸出来拿去卖掉；军品仓库里的物品成了被叫作“赃品市场”上的货品，要价要比平常低很多；一位裹着白色伊斯兰头巾的旁遮普人白天给军团的长官们送茶水，晚上则将军队的睡铺租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老百姓。
这些经历我在多大程度上误记了，或者重构了，已很难说清楚；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它们对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有影响。爱德华·吉本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说法，他认为在罕布什尔军营的岁月对于一个“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并非是无益的”。有许多不像吉本那么出名的历史学家都能举出相同的经历。新加坡大区通讯团的经历对于我成为一个有着特别研究领域的史学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会与误解、官方和非官方规则之间的距离深深吸引，而这就是社会史的中心议题（当然，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军团以及教会、学校、商行或许也可以做更多有用的事情）。
每周去城市逛一次的经历又加强了军团生活对我的影响。那是一个与现在的新加坡完全不同的城市，非常肮脏，几乎没有旅游者，也没有摩天大厦，就像中世纪或者现代早期的欧洲一样。大部分社会生活就发生在街道上：作坊是露天的，可以看得到缝制衣服或者雕制精细的中国式棺材的工人（这同样的场景现在最好是去北京或是台北看），这些商店提供了一个了解讨价还价（有时是故意拖长的讨价还价）文化的途径（说不定店主人还会拿出来一瓶“绿斑”橘子水，以便让我们可以一起观赏讨价还价的过程）。
很难说得清楚，我为什么发觉观察这种与英国文化对立的文化十分激动人心。只是到了很多年之后，我太太在对我和其他八位“新”历史学家采访时我才意识到，这样的经历我是在童年时期就拥有了。那时候我住在外祖父母一家的房子里，他们俩都是从东欧来的移民。外祖父母说着与我的父母亲不同的语言，他们吃的是传统的犹太人饮食，因此，跨过厅堂去拜访他们就像是跨过一条文化边界。
阿兰·麦克法兰口述彼得·伯克
牛津时光
1957到1962年间我在牛津大学学历史。这一经历令人激动，尽管按照2007年的标准来看范围还是有点狭窄。必交的科目论文，英国史有三篇，英国宪政文书学一篇（总共是九篇）。讲授的内容占压倒优势的是政治史，其次是经济史。教学法是每周一篇小论文，当面读给导师听。我的主要导师是霍华德·科尔文和基思·托马斯。最先使我印象深刻的是科尔文的书房，书桌上高高地堆放着中世纪文书的复印件。或许就是从这一筒筒卷着的材料中构建起了他的国王著述史。我当时所认识的基思·托马斯还不是今天英国史学家们所熟悉的那个文雅、机智且又略带嘲讽的学者，而是刚来到圣约翰学院、担任辅导老师的年轻人。后来我逐渐发现，他所秉持的还是他的导师克里斯托弗·希尔的风格。尽管他已经有兴趣于社会人类学，但他并没有论及这个学科。他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写有关正统政治问题的论文，同时又希望我们的回答中有一种社会的关注。
克里斯托弗是当时教师中最给人好印象的人物，他很快就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一起成为我心中英雄的还有更为耀眼的劳伦斯·斯通。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杂志《过去与现在》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一份颠覆性的出版物，成了我最喜爱看的读物。希尔和斯通都讲授英国革命，不仅从政治，同样也从经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革命。我想，正是他们的榜样在最大程度上促使我成为了一个初步的现代主义者。一旦需要选择一个专门方向时，我就选择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还可以在文化史方面有些发掘空间的方向。
我希望由约翰·海尔来指导我，他所开的有关马基雅维利的讲座激起了我的热情；但他当时还在美国，我就被分给D.M. 比诺·德梅斯基塔指导。比诺是想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为1494年到1513年间的外交史来讲授的，但大三的学生已经有自己的头脑。我花时间去阅读戈斯蒂廖内和吉斯亚蒂尼的著作，我仍然认为他们在西方是与修昔底德齐名的伟大史学家。在艺术方面，艾德加·怀德当时在开关于拉斐尔和利奥纳德的讲座。那时候，艺术史学家在牛津还没有系科，怀德虽然没有自己的学生，但他的讲座却是牛津最为出名的。听他讲座的学生没有哪一间讲堂能装得下，只好把地点挪到了牛津剧场。他的吸引力就在于给听众讲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肖像学，而在听众们看来，艺术史原本要么是讲艺术批评，要么是讲艺术家的传记的。
我在1960年的毕业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然后作为圣安东尼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去那儿开始写作哲学博士论文。从圣约翰学院搬到北面几百码以外的学院的确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这个学院的学生全是研究生，只有为数不多的英国人，气氛是那种激烈的思想争辩式的。圣安东尼学院对于思考和讨论写作历史的方式，包括相关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和社会学写作，都是一个理想的去处。我对社会学的最初兴趣来自于参加了一系列关于“疏离”的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在纽菲尔德学院举行，由诺曼·伯恩鲍姆和埃里斯·默多克组织（我提供了一篇综述论文，介绍当时研究美国工厂工人的情况）。在这些例子中，口头文化的重要性就像在更广泛的学术领域中一样，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因为它常常被忽略出交谈与讨论具有麦克卢汉所称的“活跃”媒介的好处，对听者的影响要比一本书所通常给予读者的要大。
一开始我还拿不定主意选择什么样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有一种选择就是研究17世纪牛津和剑桥的历史。后来，我记起了自己接受的耶稣会教育（是在伦敦北部的圣伊格内修斯学院接受的），决定研究克劳迪奥·阿奎维瓦将军时期（1581—1615）社会秩序的维持（这一时期仍然被耶稣会教士史学家忽视）。后来证明，要找到并获得罗马档案的途径很困难，我不得不选择另一个题目。到这时，我们一批人（有梯姆·梅森、吉尔·萨瑟兰以及其他一些人）对史学思想史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们就极力向院里的教员们建议，要对这方面内容给以更多的关注。这样，我决定研究威尼斯修道士保罗·萨丕的《特伦特大会史》（1619），将它作为历史写作中更为总体性变化的一个个案来对待。
伯克编译的Sarpi著作（牛津大学藏本）
我的导师是休·特雷弗-罗珀，他同意我选择一个雄心勃勃的题目《欧洲历史写作的新趋势：1500-1700》来写我的博士论文，许多导师是不会这么做的。是特雷弗一罗珀引领我去阅读阿纳尔多·莫米格里亚诺，20多年来，在同他的交谈中，我学到的史学史知识和许多别的知识要远比我所能记得的多。特雷弗-罗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具有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确定任何事件、问题或趋势的能力，以及他对于长期趋势的兴趣。
这一时期我得到的相同启示或多或少是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吕西安·费弗尔以及其他一些年鉴史学家的著作中学来的。那时候，牛津的史学教员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体现出这方面兴趣的还相当少。我得去了解年鉴学派或多或少是为了自己，也是因为得到了来自厄瓜多尔的经济史学家胡安·迈加斯卡的帮助；他刚刚结束在巴黎的学习后来到牛津。在巴黎他跟随年鉴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皮埃尔·肖努学习。
法国人要提供的是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第三条道路”。传统的牛津史学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专业训练，但我发现它显得过于狭窄，对文化和社会关注不够，当然劳伦斯·斯通和理查德·萨瑟恩这样的史学家是例外。显然不同的另一种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一大批牛津学子。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种注重社会史的长处，但是它又显得过于简化，将文化仅仅看作是“上层建筑”。然而，年鉴学派史学家不追随任何正统理论，对社会和文化都感兴趣。尤其吸引我的，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念以及他对“长时段”的强调，还有费弗尔的“心态”史，也就是一种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包括了每个人的观念，既包括那些表达出来的信念，也包括那些没有说出的，甚至那些没有意识到的假想。
我到最后也没有完成博士论文。我还在研究萨丕和他的同代人时，阿萨·布里格斯来到牛津开有关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讲座。讨论中间他提到了这样一件事，说将要在布莱顿建立一所新大学，在那里跨越学科的研究将会得到鼓励。我很快就报了名，1962年10月去了那儿，成为苏塞克斯大学欧洲研究院的一名助理讲师。
苏塞克斯岁月
从一所老大学转到一所崭新的大学会经受某种文化冲突，会产生一种令人兴奋的传统缺失的感觉。苏塞克斯大学特别使人畅快的是像我等这样的助理讲师从一开始就能享受到的独立自主。那些资历长于我们的教员要么是过于放任，要么是因建构自己的课程过于繁忙，无法来过问我们。第一年，还在讨论后来的硕士学位课程时，我就提出了开设一门思想史课程的建议，到第二个学年我就上起了这门课。几年后，一个富于活力的思想史学群体就出现了，包括有约翰·伯罗、唐纳德·温奇和斯蒂芬·科里尼，我们经常碰头商讨研究方法和途径。
在苏塞克斯的工作也是一种学习。我生平第一次开的讲座是论弗洛伊德，那是“现代欧洲思想”系列讲座中的一个，当时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参与其中。尤其能从中受到教益的是研讨会制度，它规定由来自两个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参与研讨。受益于早期举办的研讨会，我学到的大部分东西是关于如何解读文学作品。参加研讨会的有我和莱里·勒内、加布里尔·乔锡波维奇、斯蒂芬·梅德卡夫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还是通过这些研讨会，我激起了对社会学和艺术史的最初兴趣。这得益于两位来自东欧的避难者，他们名叫柴夫·巴布和汉斯·赫斯，后来成为我的朋友和导师。早年的苏塞克斯大学为思想上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这时候，我也发现了人类学，发现对田野工作的描述比其理论还要更加令人神往；或许就是这样的描述帮助我理解了我在新加坡所做的有关生活的记录是在做些什么。
要是说我的著述中有一个中心，一条“红线”，那就是一种充当调和人的观念。一方面调谐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关系，另一方面调谐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也就是重新思考这三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想法来自于苏塞克斯大学一位新履任的社会学教授汤姆·鲍德姆的邀请。他请我写一本小册子，题目叫《社会学与历史学》（1981），我的朋友艾伦·麦克法伦看过后说还不如取名叫《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到我在20世纪90年代去为该书的第二版作修订时，兴起了文化地理学、文学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和其他一些思想运动，这促使我从深度和广度上去扩充这本书，起名叫《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这实际上也就是指“文化”理论）。
想要扩展这些方面的兴趣也就意味着用于研究的时间比较少。我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时已经28岁，那是论述近代早期欧洲对古代史学家的接受，原本是计划作为博士论文第一章。到我出版第一本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与文化》（1972）时已经35岁了。回头去看，我要感谢那些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作积累，用不着担心聘期，也不用为科研评估（RAE）烦恼。
我没有把握说，要不是因为劳伦斯·斯通的友好邀请，使我有幸前往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这第一本书又如何撰写出来。在普林斯顿，不仅有写作的自由时间，能第一次感受美国文化，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每天都可以与一些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交往，其中有米勒·梅斯、裘力斯·赫尔德、詹姆斯·贝克。
这本研究文艺复兴的著作是试图将一些非常不相同的研究方法结合到一起。写作中我常在想，年鉴史学家们会怎样写这本书。“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要归功于雷蒙德·威廉斯，还有弗里德里克·安塔尔和阿诺德·豪塞（尽管我也批评他们），他们给我的题目带来了启示。在这本书中，我还试图融入从韦伯和涂尔干那儿吸取来的一些观点。书中关于600余位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的人物传记式写作方法模仿自刘易斯·纳米尔，而对恩主制和趣味的考察则受益于弗朗西斯·赫斯盖尔（他像梅斯一样也同我一起讨论过这项计划）。虽然我与迈克尔·巴克桑德尔后来也进行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讨论，但他那本开拓性的著作《意大利15世纪的绘画与经历》出来得太迟，我没法汲取他那些令人振奋的观点。
1972年前我都没有利用过历史档案进行研究。“萨丕”和文艺复兴这两项论题的研究都是利用印刷的材料，我想找出自己漏掉了些什么东西，想要检验一下史学家的观点，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就是以档案作为基础来研究的。这时候，我对历史的比较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比较贵族和精英阶层的历史。
对两个精英阶层作以档案为基础的研究似乎是水到渠成，我选择了在漫长的17世纪（1580—1720）里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这两个城市的贵族来比较。这一选择给我提供了一个写一部两个小规模社会阶层的“整体历史”的机会，既要讨论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权力来源（试图检测一下不久前在美国政治学家争论中提出的一些有关精英阶层的假说力，也讨论他们的思维习惯、社交习惯、艺术恩主制和抚养孩子的方法。
这本书中还有几个更为雄心勃勃的比较。在苏塞克斯的课程“贵族与精英”中我将内容扩展到了奥斯曼王朝的官吏、武士和统治阶级的精英。这种教学兴趣变成了一种研究策略，我后来在一本又一本著作中加以应用，试图通过比较和对比的方法，将那些欧洲的独特性给圈定出来，拿来对比的常常是亚洲的部分地区。
《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后来成为另一种策略的第一个例子：选择研究题目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弥补早期著述中的某些缺陷。文艺复兴时期研究的著述聚焦于“高雅”文化，既然如此，我决定研究大众文化。从近代早期欧洲开始，但扩展到1500到1800年间的整个欧洲。采用的是一种整体眼光，这是受到厄里克·霍布斯鲍姆先前《革命时代》例子的启发。对民众的关注当时是具有吸引力的。当时，我（有些迟缓地）发现了爱德华·汤普森的著作，卷入了“历史工作坊”运动。这些要归功于在牛津与拉斐尔·塞缪尔的交往，我们后来保持了长期的友谊。我之后发现，虽然专业历史学家那时候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民俗学家们却已占领这个领域很久了。因此，这本书的一大挑战就是要将这些学者的观点吸收进来，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们的观点。我得到英国皇家学院的研究奖金，到挪威和瑞典去研究，不仅访问民俗博物馆，也去访问那里的民俗学家。那里的民俗学家们慷慨地抽出时间来讨论我的一些观点，并向我建议还应该去阅读些什么。在艺术品、艺术家与艺术评论文章三者之间进行互证的确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令人神往的研究方式。
剑桥年代
1978年我非正式地收到了申请剑桥大学讲师职位的邀请。在20世纪60年代，我是不会考虑离开苏塞克斯大学的，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实验实在太令人激动了。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情况就不同了：提供的经费少了些，科研氛围也已经开始变化。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就是另一种教育。在科研扩张的第一阶段，同事之间会相互支持彼此的科研计划，到协议实施的第二阶段，他们心里就会反对新的课程，因为新课程可能会从他们原来的计划中挤占一部分资源。到这时我已是这所不那么新兴的大学里最早成员中的一个，因此，要离开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剑桥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要重新适应一所古老的学校又是一种文化冲突。我要由处在一所激进大学中心稍稍偏右的位置转换到剑桥大学明显偏左的位置。我被铸造成了一个危险的革命者（至少在格奥弗里·埃尔顿爵士的眼中是这样），经历也令人不安。这时候，我得要捍卫思想的位置，这在苏塞克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对文化史的激情，对年鉴史学家的激情，或者对人类学的激情。1979年的剑桥给我的是一场冷风暴般的刺激。
我仍然在研究意大利及其档案。我原来有这样的打算，写一本有关现代早期意大利的社会史，那是一种地区比较史。但是，通过仔细地阅读威尼斯或佛罗伦萨的人口资料，研究罗马的法律文书记载，促使我将这一计划限制在城市街头生活的范围。同时我又受到意大利一些不是那么最知名的史学家，如爱德华多·格伦迪、迪奥瓦尼·列维，当然还有卡洛·金斯伯格的启发，我将这种打算变成了一系列论文，集纂成为《意大利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类学》（1987）。这些论文都是成形或脱形于我与鲍勃·斯克布里纳在剑桥共同讲授的历史人类学课程。鲍勃对德国的研究与我对意大利的研究常有平行之处。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人类学》弥补了《大众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大众文化》这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集中研究与“艺术”、“文学”与“戏剧”这些术语对应的大众性表达法，诸如印刷物、民歌、民间故事、节庆娱乐等等。现在，我跟进人类学家的引领，转而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此，当一位意大利出版人赖特扎出版了以《日常生活的景象》（ Scene di vita quotidian ）为题的《历史人类学》译本时，我就看得更清楚了。应该补充的是，像其他一些研究日常生活的史学家一样，我的目的不在于为描述日常现象而描述他们，而是将它们看作是一种途径，去理解那些可以说明某一文化构成的规则或原则。
到80年代末期，我研究和写作这样的历史已经整整30余年，从来就没有将政治作为中心。部分说来这是一种个人的兴趣所致，更愿意与过去的艺术家和作家为伍而不愿与过去的政治家相伴。这也是一种对我就读年代的牛津大学里似乎过分强调过去的政治这一现象的反拨。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到这时已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新出的著作就应该是对先前出版著述所缺少内容的一种弥补。因此，我在寻找一个能够将政治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题目时，就决定研究路易十四的公众形象。《制作路易十四》的第一稿是1989—1990年期间完成的，当时我是柏林科学院（Wissenschaftskolleg）的访问学者，根本无法逃避当时的政治氛围。这时的研究还不如表述为一篇（领受国家资助的艺术家和作家）论述文化政治的论文，或者叫政治文化论文（将统治者描述为一个英雄或者将他的统治描述为一首史诗）。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产儿，因为在制订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时大致也正好是撒切尔夫人到“萨奇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去咨询的时候。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应该努力去认识到这样一种作用，即，对当下的关注会在对过去的研究中产生作用。因此，《制作》一书将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官方形象制作进行了清晰简明的对比和对照。
写作这本书需要将印刷和实物形式的图像用来作为史实。80年代末期显然是像西蒙·沙玛和罗伊·波特这样的历史学家将图像作为史实的时期，而且应用起来比他们的前辈要更加严肃。以这样的方式研究路易十四促使我为剑桥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这次又是与鲍勃·斯克布里纳合作），是关于“作为史料的图像”。在这门课上，我们试图归纳和讨论史料批评的原则。这门课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我的《图像证史》（2002）一书面世。要是鲍勃还健在，这一论著是我或是他都会要写的。
学者们很快就对政治家的传记产生了怀疑，比如像黎塞留首相的传记，他的一生被简单地描写为完成一个计划。这样的怀疑自然需要推及史学家自己的著作。像今日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一样，我所写出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对学术会议、研讨会邀请的回应，或者是被邀请给结集出版的著作写点什么。这些邀请常常是发给在过去的十年或更多的时间里就某一个特别题目做了研究的个人。我在研究中相信思想合作的作用，因此这一类邀请我尽可能接受，而且数量不少。比如说，研讨式的论文讨论，尤其是当研讨会是在别的国家进行时，常常会围绕某一主题跳现出一些原来被忽略掉，或者没有受到足够认真考虑的视角。
当然，应答这样的邀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是对于研究和写作都是一次愉快和受到启发的汇聚，那也会是一次分散精力的过程。接受邀请的艺术就是要在主持方的要求和自己当下的兴趣之间寻找到平衡。回到前面的话题，也就是应对一种挑战，既不能重复自己，又要尽力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熟悉的对象。由于这一原因，尽管我已经发誓不再发表题目中带有“文艺复兴”这个词的任何文章，更不要说出版著作，但是，我还是接受了雅克·勒高夫的邀请，为他的论文集《欧洲的形成》撰写了这一主题的论文。我认为文化史的传统论题并没有过时，其他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持同样的看法，比如，纳塔莉·戴维斯就仍然在研究宗教改革时期，罗伯特·达恩顿仍在研究启蒙时期。
就文艺复兴时期而论，考虑到我的写作纲要是写欧洲，我会决定将注意力放在消费而不是生产上，放到对这一运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接受上。这反过来就意味着要强调创造性的适应，强调这样一种方式，即，曾经与一小部分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对象和能力是怎样渐渐地进入人数多得多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收到的到格罗宁根大学开讲座的邀请没有限定题目。这次讲座的结果是《知识社会史》（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 2000）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又一次朝思想的回归，但就像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会发生的一样，我并没有达到我起步时计划的目的。在苏塞克斯时，我就对知识的社会学产生了兴趣，知识社会学在思想史和社会学之间架设起了一座桥梁。在这个领域，我感觉对卡尔·曼海姆的著作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曼海姆将知识看作是社会情境产物的观点（他称之为“情境附载物” Situationsgebundenheit）提供了一条线索，可以串起一系列讲座，可能会吸引不少学科的学生。因此，这次讲座就是围绕着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知识哲学来展开的，更准确地说，也就是围绕处于复数、竞争、互动状态下的“知识”（knowledges）而展开。
2002年我收到去“怀斯讲座”作演讲的邀请，也没有限定题目。这次演讲的结果是我最近的一本著作《欧洲近代早期的语言与共同体》（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 2004）的出版。我的"语言转向"也与我的朋友和同事们的一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生的，他们中有拉斐尔·塞缪尔、加里思·斯泰德曼·琼斯和罗伊·波特。我还能记得在发现两本论述社会语言学论文集时的激动，这两本著作都是在1972年出版的出在剑桥和布莱顿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帮助推动了英国20世纪80年代“语言社会史”的产生，或者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就是“社会历史语言学”的出现。
除了语言本身的吸引力之外，这一伟业基于这样一个观点：语言是社会关系敏感的风向标。正因此，我既着手研究17世纪罗马的礼仪习俗，也研究它的侮辱行为，将之作为对前者的补充。到贝尔法斯特“怀斯讲座”作讲演的邀请就给我提供了一次论述语言与共同体关系的机会，包括阶级共同体、职业共同体、性别共同体、信仰共同体——这些在贝尔法斯特显然都得到了足够的体现，注意到了语言既是帮助表达共同体价值，也是帮助其共同体构建的方式。
我眼下的课题仍在进行着。这是对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的思想素描。主人公叫吉尔贝托·弗莱（1900-1987）。他在大不列颠基本上不为人知。他是一位巴西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者是（如他自己喜欢称呼的）文学家。他写作过我们现在称之为日常生活史、物质文明史和身体史的文章，不过，这些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做过的事情；当时，离这些方法变得人人皆知并被广泛接受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晚期来探索一个新的领域，这是一件多少有些令人愉快并使人充满活力的事情（卡洛·金斯伯格在一个尤为鲜活的比喻中，将这样的探索比作尝试在清新雪地上滑雪时会有的激动）。
伯克与帕拉蕾丝合著的 Gilberto Freyre
为什么会是弗莱？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是一个宿命。假如我没有在1986年接受到巴西开讲座的邀请，我也就不会遇见我的妻子玛利亚·露西娅，她是在这次研究中与我合作的史学家。不断去巴西促使我想要通过它的历史去理解它的文化（甚或是文化群）。不过，我第一次与弗莱的著作相遇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是1965年，我在苏塞克斯大学听过他的讲座“当代政治中的种族因素”。因此，研究弗莱既是对新领域的探索，又是一种回访；既是回访20世纪60年代，也是回访苏塞克斯，还是回访《年鉴》杂志。1943年布罗代尔就是在那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法国历史学家对这位巴西人著述重要性的注意。新探索的挑战在于要探索背景，而这些对于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轻易弄懂的，比如，与那些了解弗莱的人交谈，观看关于他的录像，或是阅读他带有“真实档案”意义的作品中的描摩。
走向结论
文人自述是将近300年前发明的一种文体。1728年维科出版了他的自传，那是回应三位意大利学者邀请的结果。自传文本发表在一家学术期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给意大利学者的倡议》，建议他们按照这个样式写出各自的文人自传。发动这一庞大工程的目的是要了解文士们的发现是怎样获得的。这样一个目的也许是过于雄心勃勃，不过我所描画的自画像或许仍然可以用来抽象出一两个一般性的结论。
回头看看，我成为历史学家似乎是被环境造就的，环境促生了特定的兴趣、态度和方法。特殊的一代、战后的一代有着与我共同的特征，具有曼海姆称为的“有着社会与历史进程中的共同落脚点”，包括诸如1956、1968和1989年发生的这些大事件。我比基思·托马斯小四岁，比故去的拉斐尔·塞缪尔小三岁，比罗伯特·达恩顿和卡洛·金斯伯格大两岁，比鲍勃·斯格里布纳大四岁，比罗伊·波特大九岁。这些朋友既属于同一代人，也构成一个网络，说明了在重思历史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小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一个个人。拉斐尔发明的“历史工作坊”称谓不仅适用于他创立这一概念时所指的那一批人，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最后的评价关乎这一类自述的可信性，以及其他自述或如荷兰人称之为“个人记录”的可信性，诸如，这些东西是主人公自己写作的，还是由询问者记录的卅这一问题在历史学家以及心理分析家和社会学家中间引起过争论。他们所关注的一点就是，需要记住传主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呈现一个个体的历史，这个视角是写作时期的视角。我们同时还需要意识到“人生故事的神话性”。十分显见的是，我们经常能“记住”那些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而更为经常的是，我们会忘记那些我们希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会将过去的自我置于舞台的中央，却将那些会威胁、减损我们荣光的以前的朋友和同事给隐没掉，就像《苏联百科全书》在斯大林时代将托洛茨基隐没掉一样。还有另一种情况，但是却也同样具有示意性，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将我们的生活表现为一连串的事件。我们的记忆也是类型化的，是由讲述故事和重述故事的模式形成的。总而言之，我们会经常在一堆零乱的现实上建构起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神话。就此打住（Caveat lector.）。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