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月23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IPP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个国家的十余位全球知名学者通过跨领域、跨区域、跨文化的深入对话，就全球发展转型、多极化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多元现代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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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8月23日，以“重塑现代化：中国与全球南方”为主题的IPP第十二届国际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多个国家的十余位全球知名学者通过跨领域、跨区域、跨文化的深入对话，就全球发展转型、多极化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多元现代化路径等议题凝聚了新的智慧与共识。

会议主旨演讲环节，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以量化视角展望2050年的世界格局，深入剖析经济与技术交汇、多极化趋势、生态危机、数字革命与人口变迁等全球性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任琳、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等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转型中的全球发展”“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与全球治理”“多极化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等专题展开讨论，并在“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多元现代化路径”圆桌对话中交流南南合作经验与多元现代化方案。

主旨演讲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2050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视⻆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2050年的世界，一些量化视角”（The World in 2050: Some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转型，未来将重塑全球社会走向的关键变化包括：经济与技术的交汇、军事力量的再分布、生态危机的加剧、数字革命的深化，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变。要应对危机，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社会共同探索更优路径，以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公正。

他强调，为了更好地整合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需要进行深刻转型，尤其要在能源、农业和城市三个关键领域率先实现技术革新，并推动区域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协同。一方面，要尽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高效的农业模式，并推动城市建设向低污染、保障公共健康的方向转型。如今，中国在新能源、绿色技术和数字城市等领域的探索，已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将在未来助力更多国家实现能源转型与城市更新。

他表示，上述所有变化与复杂过程都需要大量规划，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 policy coordination ）。但目前全球合作水平仍然较低，亟需加快推进区域协作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协同。中国与东盟在能源和经济转型方面的紧密合作，将在未来几十年对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层面，他呼吁重振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不仅应继续维护世界和平，更应在应对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等全球性挑战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协调作用。

专题演讲

任琳：国际秩序转型面临的潜在⻛险和来自升级版全球经济治理的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任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任琳发表了题为“国际秩序转型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来自升级版全球经济治理的应对”（Potential Risk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Upgrade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的演讲。

任琳教授在演讲中深入阐述了国际秩序变动需谨防的四大“陷阱”——“新自由主义的内生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和“新马尔萨斯陷阱”。她重点分析了后两者。

首先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一些国家试图退出多边机制，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出现赤字，严重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然而，尽管全球治理面临挑战，但各类新兴的区域和跨区域性机制如RCEP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发挥积极作用，为国际社会克服全球治理赤字注入新希望。

其次是“新马尔萨斯陷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两面性，虽然未来可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但同时也可能加剧区域、行业、族群甚至性别的不平等。世贸组织等机构的数据显示，就全球数据基础设施的分布而言，高收入国家依然占据优势地位；数据中心的不均衡分布也可能加剧资源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最后，她指出，技术进步应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繁荣的积极力量。有效的全球治理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主要大国间的对话合作必不可少。

麦高登（Gordon Mathews）：中国山寨手机如何引领非洲迈入互联网时代？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发表了题为“中国山寨手机如何引领非洲迈入互联网时代”（How Chinese Counterfeit Phones Ushered Africa into the Internet Age）的演讲。

麦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山寨手机如何通过高性价比和广泛可及性，在21世纪初推动了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的数字化进程。他指出，21世纪初，非洲通讯条件极为有限、费用高昂，中国手机企业及“山寨手机”进入非洲市场后，极大促进了当地与外界的沟通。

麦高登教授认为，应正视“山寨手机”的历史作用，全球80%的人口并不富裕，中国的高仿与“山寨手机”让更多人平等地接触到智能手机和移动通信网络。这种“平等”并非出自某个大国的政策，而是中国供给的结果，可以视为中国在21世纪早期对全球化独特且重要的贡献之一。

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气候紧急状态下的全球南方

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

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发表了题为“气候紧急状态下的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 in the Climate Emergency）的演讲。

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教授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南方国家正逐渐摆脱资源剥削的发展模式，而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则代表了这一进程中的前沿力量。中国和印度在绿色能源领域的积极表现，凸显了全球南方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凭借在光伏面板、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技术上的低成本优势，不仅推动了国内能源转型，也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她认为还需要关注绿色能源发展在当地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绿色能源技术的背后需消耗大量资源，例如太阳能面板所依赖的矿产，但这些矿产的开采往往只使当地部分较为富裕的阶层受益，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她进一步强调，全球南方必须避免重蹈殖民时代的发展覆辙，而需要依托更加公平、双赢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唯有如此，全球南方才能在崛起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郭海:超越南北划分的二元框架，重新思考当代全球发展

IPP执行院长郭海

IPP执行院长郭海发表了题为“超越南北划分的二元框架，重新思考当代全球发展”（Rethinking Glob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North-South Divide）的演讲。

郭海博士在演讲中围绕全球南方的崛起与南北划分的二元框架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全球南方”是一个极有价值且值得推广的战略概念。但作为学理概念，南北划分依然具有模糊性，未能准确体现全球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此外，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机制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未来仍需形成具备长期稳定性的制度性安排。

如今，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贸易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许多过去的南北依赖关系已不再成立。例如，中美贸易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殖民式经济交换，而是复杂的全球经济互动，涉及技术、产业与市场等多方面的竞争。再以澳大利亚与印尼为例，双方贸易关系并非单纯依赖自然资源输出，而是涵盖了制造业产品，这正反映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新动态。

南北划分的二元框架可能使全球南方产生“受害者心态”，过于聚焦于与全球北方的对立与抗衡，忽视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的不平等与矛盾。全球发展同样发生在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其带来的贫富差距、产业空心化等问题，都可能对全球治理产生影响。他呼吁，全球南方应当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推动建立更加复杂、多元的全球合作框架，以实现共赢。

李青:全球价值链“大重构”：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技术与结构转型的分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执行院长李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执行院长李青发表了题为“全球价值链“大重构”：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技术与结构转型的分析”（The “Grand Restructuring” of GVC: An Analysis of Geopolitics, Geoeconomic,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演讲。

李青教授在演讲中深入分析了全球价值链（GVC）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重因素推动下的重大转型。她将GVC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后至2008年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后至2020年，第三个阶段则从2020年延续至今。

她指出，二战后的全球贸易和生产呈现“两极化”结构，由亚太地区（以美国为中心）和欧洲集团（以德国为中心）主导。进入2008年后，GVC网络逐渐演变为“三级结构”，包括北美、欧洲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并成为引导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关键力量。

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从而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大重构”（Grand Restructuring）阶段，从以效率为中心的系统性全球化转向韧性、安全和区域化，这一重组不仅改变了企业战略的考量，还重新绘制了全球投资与贸易的版图。

李青教授认为，推动GVC经历重要转型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地缘政治，特别是俄乌战争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二是地缘经济竞争，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和技术国家主义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三是技术驱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生产和物流的格局。这三个因素形成了互相强化的回路。

她强调，国家应增强核心产业的生产制造能力；在企业层面，需要建立敏捷且具有一定冗余的供应网络，同时保持透明性；在全球治理层面，需要在管理碎片化所带来的成本的同时，继续保持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的合作。

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

IPP荣誉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国际研究员、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联合国资深经济学家（荣休）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

IPP荣誉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国际研究员、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联合国资深经济学家（荣休）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发表了题为“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Economic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的演讲。

梅里·马达沙希（Mehri Madarshahi）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现下自由国际秩序表现出新的脆弱性。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组织的效能日益受到质疑，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停滞，核不扩散机制被削弱，多边合作的合法性与公信力不断受损。与此同时，美国日益内向、欧洲日渐军事化，日本和韩国经济停滞，都为新的经济和新的领导力量打开了大门。

马达沙希教授指出，全球南方正在迅速崛起，新兴经济体正推动全球贸易模式重塑，并在关键资源与理念输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南方拥有年轻劳动力和日益成熟的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尤其在数字革命背景下，其在移动支付、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展现出极大潜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的数字外交以及金砖国家在全球金融和治理中提出的倡议和实践，都代表着我们正迈向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金融体系。她认为，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及治理实践，标志着国际秩序出现了结构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涉及新的行为体与机构，同时也意味着对21世纪国际权力与合作关系的全新定义。

马达沙希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体现在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领导权转移上。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网络治理方面的突破，推动了全球数字化进程的迅速发展。

柯成兴（Danny Quah）：世界能否在没有“全球北方”的情况下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教授柯成兴（Danny Quah）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教授柯成兴（Danny Quah）教授发表了题为“世界能否在没有‘全球北方’的情况下发展”（Can the world develop without the Global North?）的演讲。

柯成兴（Danny Quah）教授在演讲中提出，在理解全球南方/北方关系时，往往容易陷入“二元制”的思维——合作或冲突、美国主导或中国主导。他认为应该在两者间寻找切实可行的模式，摆脱二元制思维模式，构建一个“世界秩序-1”（world order minus one）的体系。

他认为，中国崛起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供应端带来了所谓“中国冲击”，即大量廉价商品进入全球市场。同时，“美国冲击”则体现在需求端，即美国对外国商品的限制与关税壁垒。两端冲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多极格局尚未成型、多边主义式微的重要原因。

他引用了 CPTPP 和 WTO 的 “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 （ MPIA ）机制作为例子，

进一步建议建立一个 建立 “世界秩序-1”的体系 ，该体系能够解决过剩产能、产业转移、公平竞争等挑战，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在开放和自由贸易框架下实现持续合作。他强调，这一体系不应仅由全球南方国家构成，而应是只要有遵循规则的意愿，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

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多极化的影响:印尼的经验

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

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发表了题为“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多极化的影响：印尼的经验”（The Rise of Global South and Its Impact on Multipolarity: Indonesia’s Experience）的演讲。她在演讲中分享了印尼在国际关系与外交实践中的经验。

埃薇 · 菲特里亚妮（ Evi Fitriani ）教授指出，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印尼面临着两股主要力量的博弈：一方面，许多国家在努力构建多边主义，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则试图维持现有的国际格局。印尼通过东盟、 G20 、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积极维系和推进与全球南方，甚至包括与全球北方的关系。在外交政策上，印尼始终秉持独立而积极的外交态度。

她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印尼外交的几个关键因素：国内政治、经济与安全问题是核心变量，不同领导人往往赋予这些因素不同的权重；外部压力与领导人的认知感知也会左右印尼在国际机制中的参与方式。

最后，菲特里亚妮教授指出，印尼的经验表明，其在保持独立外交政策的同时，通过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寻求合作，推动了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互动与合作。印尼不应仅仅被视为全球南方的一员，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积极推动全球合作与变革的“桥梁国”，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或者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

纳鲁特·查伦斯里（Narut Charoensri）：中国、全球南方与秩序转型期：新兴多极化秩序下泰国及湄公河次区域战略选择再思考

泰国清迈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纳鲁·查伦斯（Narut Charoensri）

泰国清迈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纳鲁·查伦斯（Narut Charoensri）发表了题为“中国、全球南方与秩序转型期：新兴多极化秩序下泰国及湄公河次区域战略选择再思考”（China,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Interregnum”: Rethinking Thailand’s and the Mekong Subregion’s Strategic Options in an Emerging Multipolar Order）的演讲。

纳鲁·查伦斯（Narut Charoensri）教授从国内层面讲述了泰国及其在区域中的角色。他指出，泰国正努力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自身的生存路径，包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泰国还参与了各种区域性合作计划，如湄公河委员会、湄公河-恒河合作以及日本-湄公河合作等，努力从中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他认为，区域秩序的变化值得关注，尤其是湄公河次区域及其他区域。这些新兴的次区域秩序为中等国家提供了一个小型的平台，便于它们与当地政府、其他中等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机制，促进中等国家或小国间的合作。

维塔利·科济列夫（Vitaly Kozyrev) :合作型多极格局：全球南方争夺战中，中国为何需要俄罗斯?

美国恩迪科特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特聘教授维塔利·科济列夫（Vitaly Kozyrev）

美国恩迪科特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特聘教授维塔利·科济列夫（Vitaly Kozyrev）发表了题为“合作型多极格局：全球南方争夺战中，中国为何需要俄罗斯?”（Cooperative Multipolarity: Why Does China Need Russia in the Battle Over the Global South?）的演讲。

维塔利·科济列夫（Vitaly Kozyrev）教授指出，当前全球秩序正处于从单极到多极的转型期。这种多极化并非回到 19 世纪的传统格局，而是一种复杂的多极格局，其中大国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冲突并存，且各国都强调主权。

他认为，为了避免国际秩序陷入混乱局面，需要倡导新的大国概念、新的力量，并且构建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会。中国与俄罗斯目前正在共同抵制霸权，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世界，以避免多极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和不平衡。

对于推动新世界秩序的构建，科济列夫教授详细阐述了六个重要领域的机制改革：一是联合国改革与全球南方声音的提升；二是“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减少世界的分裂，推动各国在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发展；三是“金砖+”系统作为替代性的全球秩序框架，增强以政策为核心的导向，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摆脱西方国家的压迫；四是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的融合；五是全球金融系统改革，特别是加强全球南方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参与；六是建立更为包容的全球安全架构，强调欧亚安全框架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创建新的多极架构时，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可以有更多动态互动，从而有助于优化整个过程。

圆桌讨论

“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多元现代化路径”（How will changes in geopolitical constell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affec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圆桌讨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主持。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讲座教授柯成兴（Danny Quah），以及印度尼西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四位嘉宾，围绕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全球治理变革与南南合作路径展开深入探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 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主持圆桌论坛

汉斯·道维勒（Hans d’Orville）教授在开场引言中指出，当今全球南方的发展正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北方国家通过关税与援助收缩不断加剧南方国家的压力，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充满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亟需共享经验、知识与资源，探索“小型多极格局”，并在城市发展、地方合作与新兴议题（如数字安全与资源需求）中积累更多可借鉴的实践。

国际会议召集人、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圆桌论坛上发言

郑永年教授指出，大国政治将持续扮演重要角色，中美若合作仍可能维持“同一世界、同一体系”，若对抗则会出现“一个世界两个体系”，还有可能是“同一世界多个体系”，如欧洲、东盟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保持独立。中国并不寻求另建国际体系，而是致力于维护和振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关键在于如何确保大国和平共存，而不是陷入争斗。

他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往往受国内矛盾驱动，中产阶级萎缩导致社会分裂，使其政策缺乏理性；若美国能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对美国、中国乃至全球都是好事。中国同样面临国内发展的挑战，中产阶级的扩大将决定其未来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已形成系统化政策，三大支柱是：普惠的多边格局、制度型开放以及单边开放，同时中印关系仍是重要问题。谈到中国现代化经验，他强调必须有有效的政府、高效的市场和积极的社会，这三者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三角形”支柱，关系处理得当才能推动持续发展。

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发言

尼基塔 · 苏德（ Nikita Sud ）教授结合印度视角，强调发展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也需兼顾社会公平与公共服务供给。她指出，印度在追求大国地位的同时，也面临内部不平等与公共服务不足的挑战。她认为，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虽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在气候变化、减贫等全球性问题上仍需团结合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教授柯成兴（Danny Quah）发言

柯成兴（ Danny Quah ）教授从小国视角出发，强调 “ 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 ” 。他指出，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其发展政策都会对全球格局产生外溢影响。在当前多极化与碎片化的格局中，未来国际秩序需要更加灵活与去中心化的合作机制，以避免被僵化的二元对立所绑架。

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发言

埃薇·菲特里亚妮（Evi Fitriani）教授结合印尼经验，强调坚持“独立与积极”的外交传统，主张不结盟但积极合作。她指出，印尼重视广交朋友、避免树敌，在区域合作和南南交流中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同时，她认为中国在新能源与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与实践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如需了解发言嘉宾完整观点，敬请期待IPP即将推出的“2025年IPP国际会议“嘉宾发言完整版。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周浩锴

审阅｜刘 深

终审｜刘金程

国际会议主旨演讲：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重塑全球社会的五大变化

关于IPP国际会议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专注于高质量政策咨询工作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高端智库。自2013年以来，IPP每年围绕宏观经济趋势、社会政策与外交事务等全球性重要议题主办国际会议，致力于促进国际学术对话与跨文化智识交流。多年来，IPP国际会议为众多学者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平台，并促进了中国与全球学界、产业专家及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广泛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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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