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十载春秋更迭，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推出【抗战中的科学家】专栏，深切缅怀那些峥嵘岁月中以科学救国的英雄们。本文为栏目开篇，将透过历史的棱镜，对抗战中科学家群像描摹，展现中国科学家群体在抗战期间的卓越贡献与深沉的家国情怀。

【抗战中的科学家】专栏

八十载春秋更迭，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推出【抗战中的科学家】专栏，深切缅怀那些峥嵘岁月中以科学救国的英雄们。本文为栏目开篇，将透过历史的棱镜，对抗战中科学家群像描摹，展现中国科学家群体在抗战期间的卓越贡献与深沉的家国情怀。

八十多年前的华夏大地

烽火连天，山河破碎

中华民族站在生死存亡的悬崖边

民族危难之际

一名名科技先驱挺身而出

投身进抗战的滚滚洪流

他们以科学为刃，以智慧为盾

为民族解放事业构筑起一道科技长城

这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的赤子之心

至今仍在历史的苍穹中熠熠生辉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历史

探寻他们用生命写就的科学传奇

烽火中的抉择

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每一个抉择都重若千钧。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自此愈演愈烈。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科学家纷纷选择投身抗战洪流，将毕生所学用于救亡图存，用科学之光照亮民族救亡的道路。

科研方向的战时转型，成为了这个特殊年代最鲜明的印记。

1931年，物理学家严济慈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创建于1929年的研究机构，此时已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核心研究机构。

▲严济慈在实验室。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正在巴黎参会的严济慈拍案而起，怒斥日军的暴行，“日军正在威胁北平！我呼吁世界舆论谴责这一罪行。”他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会后，严济慈不顾劝阻，毅然选择启程回国。他说：“国家危在旦夕，我怎能袖手旁观？我虽不一定能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知识为国家效力。”

为躲避日军特务，他绕道香港、越南，历经数月抵达昆明。

经过考察，严济慈决定将北研院物理所迁到昆明远郊的黑龙潭，并停止了理论研究，转而为抗战服务。抗战中，他带领团队制成优质水晶振荡片，安装在警报器和无线电台，为预防敌机空袭、稳定无线发报机波频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他们还制造出大量测距镜、望远镜、显微镜等，供给抗战部队、学校和医院。

战火纷飞中，一批批海外学子也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七七事变”爆发后，本打算在哈佛大学深造的张光斗，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决定回国抗战。导师希望他继续留在哈佛，但他坚定地说：“如果祖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

▲1936年，张光斗在哈佛校园。

回国后，张光斗辗转来到四川省长寿县龙溪河水力发电处工作，参与建设了多个水电站，开启了中国自主建设水电站的新纪元。

▲1940年前后，张光斗在四川龙溪河为兵工厂设计建成了一批水电站。他的婚礼就在工地举行。图为1939年他设计的桃花溪水电站引水道设计图。

远在德国的陈康白也听到了祖国的召唤。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消息让他义愤填膺，他毅然决定放弃德国优越条件，归国抗战。

然而，在南京海关，他带回的仪器书籍几乎都被没收。几经辗转到达长沙后，与恩师徐特立的一次见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徐特立告诉他：“要救国就要去延安参加革命。”陈康白拒绝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的邀请，克服重重困难，独自北上奔赴延安。

▲陈康白（右）与老师徐特立（左）在延安。（图源：光明日报）

1937年底，陈康白抵达延安，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从筹办陕甘宁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到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从提高盐产量打破经济封锁到南泥湾自力更生；从兵工生产到弹药手雷研制……在延安期间，他呕心沥血，践行以身许党、科技报国的初心。1944年，他随军南下，担任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在艰苦条件下带领大家改良生产工艺，制造出更有效的武器。

▲陈康白采用全新的打盐方法，让边区盐产量提高了近十倍。

当山河破碎，科学家首先是一名战士。硝烟里，官贤把轮机室当炮台，驾江元舰堵死长江口；周尧投笔从戎，以昆虫学知识保障战地粮秣；叶铭汉驾战车穿火线，把汽车变成移动手术台。他们原本可以留在图纸、显微镜、课堂里，却选择让公式、齿轮、引擎与血肉同频，先杀“大虫”，再谈研究。

在抗战的烽火中，爱国科学家们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做出了影响一生的抉择，彰显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一崇高信念。

极端环境下的科研奇迹

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抗战岁月里，中国科学家们将实验室化作战场，以科研成果为克敌制胜的利器，创造了一段段令人惊叹的学术传奇。

抗战期间，武器装备自主研制成为首要任务。

▲第21兵工厂制备的武器。

李承干被誉为“中国兵工界的国宝”。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时，他带领金陵兵工厂职工抢运5000吨设备至重庆，更名为第21兵工厂。在1940-1941年间，工厂被炸14次，但李承干每次都率先抢救伤员、抢修设备，鼓舞全厂职工日夜赶工。整个抗战期间，21兵工厂，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武器弹药库”，八年间供应了抗日军队三分之二的枪械弹药。

▲李承干站在广场上带领员工唱厂歌。（图源：人民网）

能源供应是战时经济的命脉。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在抗战爆发后加快了油田勘探的步伐。1939年，他在四川隆昌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

▲1941年，黄汲清（前车坐者左一）等在河西走廊考察石油地质。（图源：科技日报）

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和主持建造的较大近代化公路两用桥。当时，杭州民谚以“钱塘江造桥”喻指不可能之事，但茅以升和工人们头顶飞机轰炸，夜以继日赶工，终于在1937年建成了这座全长1453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钢梁桥，打破了“中国人无法设计、建造现代化大桥”的历史定论。

▲1937年5月1日，茅以升发表在《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上介绍钱塘江大桥的文章。

然而，悲壮的是，为阻止日军利用大桥，茅以升亲自参与了大桥的爆破工作，并愤而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他随身带走了建桥的14箱资料，为战后大桥修复保存了珍贵的技术档案。战后，他依原样修复大桥，兑现了诺言。

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科学家们用“土法”创造了连敌人都不敢相信的奇迹。1937年的上海，31岁的沈鸿是利用锁厂创始人，他带着10台机床投奔延安。从1938年到抗战结束，沈鸿担任延安“茶坊兵工厂”总工程师，为各家兵工厂提供130多个型号的成套机器设备数百台，为民用工厂提供机器和重要部件400多件。毛泽东同志题写“无限忠诚”表彰。

极端环境催生了惊人智慧。冶金专家叶渚沛炼出纯度99.93%的电解铜，解决了军工原料危机；通信工程师罗沛霖用猪油润滑、杜梨木绝缘，造出60余部电台送往抗日前线；化学家华寿俊发现马兰草造纸法，让边区报纸产量翻5倍，又从中提取染料，让战士们穿上了“黄八路”军装。

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科研人员摒弃纯理论研究，将全部智慧倾注于抗战急需。“用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成为他们最坚定的信念。他们将尖端科学知识迅速转化为实用技术，研制出精密军用光学器材、核心通讯部件和先进医疗设备，直接支援前线与后方。

科学家们在军事技术、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不仅直接支援了前线的战斗，更打破了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垄断，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成就，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用科学的力量守护着祖国的尊严与未来。

永不熄灭的科学火种

抗战烽火未熄灭科学家们追求真理、传播知识的热情。在恶劣的条件下，一批杰出科学家坚持科学研究，培养科学人才。他们的坚守不仅为战时中国保存了科学的火种，更在特殊时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抗战时期，科研机构的艰难迁徙构成了中国科技界的壮举。随着战火蔓延，东部沦陷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向西南大后方转移。这些科学工作者在颠沛流离中仍坚持携带实验设备、文献资料，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保存了珍贵的火种。

同济大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跨越九省六次迁校，最终在四川李庄找到了新的学术栖息地。

生物学家童第周和妻子叶毓芬便是随校迁徙队伍中的一员。在李庄，为继续胚胎学研究，夫妻俩举债购买一台旧显微镜。无电力供应，童第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利用显微镜实验；电池昂贵，他利用窗台上的阳光作光源。在艰苦条件下，童第周首次揭示胚胎表皮纤毛的运动规律，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引起轰动。

▲童第周和妻子叶毓芬在李庄时期的合照。（图源：同济大学校史馆）

在这艰难的迁徙大军中，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沈骊英以妊娠之身，带着子女三人和历年试验记录、种子箱，自宁而湘而黔，辗转数千里，抵达四川荣昌县。

▲沈骊英的丈夫是作物遗传育种专家沈宗翰，他们的“农学报国”理念是在科研道路上前进的动力。图为沈宗翰、沈骊英夫妇及儿子沈君山。（图源：科技日报）

颠沛流离中，这位康奈尔大学农学专业的留学生，仍坚持在田间育种，最终培育出“中农28号”等杂交麦种，使当地贫苦农民在战乱时代粮食增产30%，为抗战时期的粮食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1年，由于过度辛劳，沈骊英在实验室中突发脑中风去世，生命定格在44岁。

同样跋涉在“文军长征”路上的还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科学家。竺可桢带领师生西迁，途中仍坚持教学科研；秉志等科学家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竭尽全力维系着研究的命脉；西南联大师生则谱写了“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的壮丽史诗。

▲竺可桢带着浙江大学的千名师生西迁，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数省。

在抗战大后方，科学家的足迹深深烙进山川河流。水利学家黄万里不辞辛劳地跋涉南山川，勘测江河、修复古堰。1939年，黄万里带领工程队修复了“鸿化堰”这一古代水利工程，让当地农业生产重焕生机。

科普作家高士其的故事同样动人心弦。这位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博士因实验感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行动极为不便。他却坚持“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

高士其被称为“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他组建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组织农工展览会、出版“国防科学特辑”，学习科学、研究科学、传播科学。他把病菌比“小魔王”，将日本侵略者与反动派比为“大魔王”，通过通俗生动、引人入胜的科普作品，激发了民众的抗战意识。

▲1938年，高士其（中）与李公朴（右）在延安窑洞前。

在军事医学领域，殷希彭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怀着满腔热血参加八路军，从此从未离开过军队卫生工作岗位。1939年，他开始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务长，后升任副校长、校长，为八路军培养了一大批卫生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科学家们用坚守点燃了科学的火种，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科学的力量和精神的伟大。他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坚守与创新，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更为战后中国的科学复兴保存了珍贵的火种。

这份“光荣的献身”

不仅是抗战史上的丰碑

更为后世学者树立了

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大义融为一体的永恒典范

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来源：江苏省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