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宝座，围绕芬太尼的地区性辩论也再度成为热点。这种非法物质的致命性已让世界高度警惕，而它的崛起也威胁到了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指控称，墨西哥贩毒集团应对芬太尼贩运负主要责任，并宣称加拿大包庇了由这些组织运营的秘密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宝座，围绕芬太尼的地区性辩论也再度成为热点。这种非法物质的致命性已让世界高度警惕，而它的崛起也威胁到了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指控称，墨西哥贩毒集团应对芬太尼贩运负主要责任，并宣称加拿大包庇了由这些组织运营的秘密实验室。美国最近开始对所有未纳入《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的墨、加两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能源产品则征收10%的关税，实质是借关税向两国施压，敦促其打击芬太尼贩运和无证移民。

芬太尼进入美国非法毒品市场对美、墨的经济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芬太尼 药效强、易于贩运且成本低廉 ，改变了毒品的消费和贩运模式，也导致了全球黑市格局的重组。非法芬太尼的日益增多，再加上聚焦供给侧的（supply-focused）政策，令该物质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了墨西哥，压低了海洛因等其它毒品的获利（rents，在本文语境下特指灰色或不当得利——译注），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犯罪形态也因此变得更趋多样。

就全球来看， 阿片类药物的应用导致因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激增 。2019年，约有60万人的死亡与用药相关，其中又有约四分之一牵涉到阿片类药物。近年来，由于这些药物在治疗慢性疼痛方面的应用与日俱增，加上合成阿片类药物的非法扩散，这场危机可谓愈演愈烈。 美国是受非处方芬太尼滥用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占2022年全球报告缉获量的98.8%。 仅在2010年至2022年间，美国因过度使用阿片类药物而死亡的人数就增长了519%，2024年已超过10万人。增长加速的原因在于合成阿片类药物（主要是芬太尼）的使用日趋广泛，2022年有68.4%的用药过度死亡案例都由该类药物引起。美国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大都侧重于 抑制供给侧 ，忽视了需求侧的根源。这种策略不仅 收效甚微 ，还影响到了墨西哥。

特朗普政府正确地指出了墨西哥贩毒集团在芬太尼危机中的核心地位，但其诊断太偏向外部因素，忽视了可以应对需求增长的国内政策。 以关税为惩罚措施，不仅转移了人们对芬太尼危机根源的关注，也让协调跨境公共政策（cross-border public policies）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芬太尼过量致死人数的上升是阿片类药物泛滥的一个侧面。

阿片类药物泛滥可分为三波浪潮。第一波始于 20世纪90年代末 ，其驱动力是 阿片类止痛药处方量的增多 。在此期间，美国制药业大力推广以阿片类药物治疗疼痛，尽可能地降低其风险，并鼓励医生开具此类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价格也随之下跌：2001年至2010年间，未参保的（自费）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价格降低了81%。 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致死人数在这段时间里翻了一倍（参见下图）。

面对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病例的增长，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限制其供应，如严格的处方药监控计划 (PDMP)， 以及调整奥施康定等缓释片的配方。这些措施虽然成功地降低了处方阿片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例如，监控计划实施后死亡人数减少了9%），但也导致了非法阿片类药物需求的增加。 由于海洛因更容易获得且价格更低廉，许多吸毒者转向海洛因。 2002年至2011年间，有79.5%的新海洛因使用者报告称自己曾因非医疗目的使用过处方阿片类药物，而处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者里只有1%报告之前吸食过海洛因。随后在2010年至2013年间，源自海洛因过量的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这一现象史称“第二波阿片类药物浪潮”，为公共政策 仅注重限制供给侧 、未能考虑其对使用者的影响，或没有制定全方位的策略来照顾已产生药物依赖者等一系列过失的间接后果。

从 2013年 开始，药物过量的致死数大增。其罪魁祸首正是 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 ，它的药效比吗啡强50到100倍，比海洛因强20到40倍。虽然这种药物在治疗剧烈疼痛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但其在黑市上日益普及，逐渐成为当前危机的核心导因。2013年时，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病例中还只有12.4%牵涉到芬太尼；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90.2%。

芬太尼致死人数的迅猛增长由多种因素造成，包括其 高致死率、易于走私以及廉价导致的供需模式变化 。芬太尼的药效强，容易出现致命的过量服用，且由于每次服用所需剂量极小，能够以粉末或片剂形式运输，较其它阿片类药物更易于贩运。

低价格、高药效与易得性令芬太尼成为了消费者与毒贩眼中极具吸引力的替代品。对消费者而言，芬太尼是处方阿片类药物与海洛因的平价替代品：一片80毫克的奥施康定的黑市售价高达80美元，一袋0.1克的海洛因售价为20美元，而一片芬太尼的价格仅为3美元。 对毒贩而言，芬太尼为其提供了降低成本、提高海洛因等毒品销售的利润率的机会。

在零售层面，海洛因的售价通常是固定的，不受需求量或产品纯度影响，左右其利润率的乃是成分上的调整。如果将海洛因和芬太尼混在一起，贩运者就可以大幅降低成本，并保持乃至于增强使用者所感受到的药效。由于芬太尼靠肉眼难以辨别，使用者可能会在不知情之际服下掺有芬太尼的海洛因，这也导致了药物过量的增多。

在第三波浪潮的初期，中国是美国非法芬太尼消费的主要来源。这种合成阿片类药物以邮寄方式从中国直接输入，或经由墨西哥与加拿大边境，藏在汽车或装载合法商品的卡车里沿陆路进入美国。

在芬太尼侵入黑市的初期，墨西哥贩毒集团主要充当的是中间商而非生产商； 2016年至2018年间，美国缴获的芬太尼中有97%来自中国。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贩毒集团是将海洛因与芬太尼混合的主要推手。2019年，有实验室分析了南部边境缴获的海洛因，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样品里并无赝品或微量的芬太尼。有证据显示，在批发环节，贩毒集团倾向于将这两种物质分开贩运，进入美国市场后，才将海洛因与芬太尼混合并最终销售。

墨西哥贩毒集团从贩运者转为制造者 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应对中国政府为限制芬太尼贩运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尽管中国政府主张美国的指控没有根据，但中国政府仍施行了多项政策来管控芬太尼及其类似物，以应对华盛顿这边日益加码的外交压力。例如，中国在2018年的G20峰会上公布了禁止未经特别许可销售、生产和出口芬太尼等措施，并将芬太尼的类似物列入管制物质清单。除这些措施外，政府还加强了对快递服务的管控，设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和机构来调查芬太尼贩运。中国政府的行动虽然成功地压低了芬太尼的邮寄直送，但未能减少其供应，相反还让新的竞争对手获得了进入市场的机会。芬太尼的生产地很快从中国转移到了墨西哥。

自2019年起，美国缉毒局（DEA）已将墨西哥确定为芬太尼的新中心，西那罗亚贩毒集团（Sinaloa Cartel）和哈里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Jalisco Cartel-New Generation）为其中的主要生产者。这些集团不仅成功巩固了对赴美贩毒渠道的控制，还在当地建起秘密实验室、以来自中国的前体化学品（precursor chemicals）为原料来合成芬太尼。

根据图2，2019年至2023年间美墨边境的芬太尼缉获量增长了900%不止。 这一显著的增长虽可部分归因于边境执法的强化，但增长的量级也表明主要原因在于 墨西哥贩毒集团方面芬太尼生产规模的扩大。

芬太尼的扩张导致了毒品市场的重构，这不仅改变了其美国消费者的行为，也改变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犯罪策略，令墨西哥民众承受了严重的后果。芬太尼比其它毒品要便宜得多且药效更强，减少了对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需求。这对墨西哥产生了重大影响，墨西哥为美国海洛因的主要供应国，大约90%的海洛因消费都来自墨西哥。这也损害了 罂粟种植户 的利益，他们报告称，2019年的鸦片价格较2017年下降了50%至80%。依赖这种作物维持生计的边缘社群因此而被迫迁走——2017年至2020年间，罂粟的种植面积减少了47%。

类似地，海洛因利润的下降也改变了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行为。西那罗亚贩毒集团和哈里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等组织通过转向芬太尼生产而迅速适应了形势，但 其它严重依赖海洛因业务的犯罪集团则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他们采取的策略之一，是 敲诈合法行业 。 2016年以来每年出口额超过25亿美元的牛油果行业就此成了贩毒集团的目标。促使贩毒集团侵入牛油果行业的一大因素，是罂粟主产区和牛油果主产区地理位置相邻。譬如，盛产、出口牛油果的米却肯州与格雷罗州接壤，而格雷罗州的罂粟产量占全国60%以上。这种地理位置的相邻——因两种作物对农业气候的要求类似——令贩毒集团可将其活动从海洛因生产转向敲诈勒索过去十年来因全球需求不断增长而得到长足发展的牛油果行业。

受这种多元化策略影响，牛油果产业因盗窃以及针对农民、包装商和运输商的“收租”（derecho de piso）而蒙受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在墨西哥主要牛油果产区坦西塔罗（Tancítaro），据地方政府估计，圣殿骑士贩毒集团（Knights Templar cartel）每年从牛油果产业勒索约1.5亿美元。这相当于当年牛油果出口总值的近10%。在米却肯州，每周平均有7到10辆运载牛油果的卡车被盗，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500万美元。

犯罪形态的多元化也改变了墨西哥贩毒集团使用 暴力 的方式。海洛因需求的减少抬高了牛油果种植城市的凶杀和暴力抢劫案发生率；受害者通常是农场工人。 相比之下，以罂粟生产而闻名的城市的暴力事件则有所减少，凶杀与暴力抢劫案的数量均是如此。

尽管暴力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并无证据表明贩毒集团（包括先前参与海洛因贩运的集团）已从罂粟种植区转向牛油果种植区。相反，牛油果种植区暴力事件增多的原因似乎是本就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犯罪集团的抢劫和勒索行为，而非领地之争。向新地区扩张意味着贩毒集团将付出高昂的成本，因为与其它集团竞争需要人力资源和资本。尽管取自牛油果产业的收入可能有助于弥补海洛因利润的损失，但这笔收益似乎还不足以抵消向其它参与者控制下的新地区扩张所牵扯到的风险和投入。

这种多元化模式表明， 贩毒集团的商业模式已发生结构性转变 ，他们调整了运用暴力从合法活动中获利的方式。以此观之，芬太尼的繁荣也间接导致了牛油果种植区暴力事件的增加。

阿片类药物危机凸显出只聚焦打击供给侧和起诉犯罪集团这一策略的失败。 虽然限制合成阿片类药物在黑市的供应至关重要，但前两波浪潮的经验表明仅靠这些措施还不够。比芬太尼效力更强的药物（例如效力比芬太尼强100倍的卡芬太尼）的出现，以及犯罪组织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强大能力，都表明了制定 全面的公共政策 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必须把消费者和分销商不断变化的行为列入考量。

考虑到医学解决方案的局限性，这种紧迫性就更显突出。尽管纳洛酮仍是逆转药物过量效果的主要解毒剂，但其功效在药效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合成阿片类药物面前仍嫌不足，目前的医疗处置需要施以多次加大剂量。 面对这种不断变化的背景，必须采取一种综合性的措施，既要保证吸毒者接受治疗的有效渠道，也要推行强化卫生系统、为有成瘾风险者提供更多社会福利的政策。

在国际层面，芬太尼的泛滥导致中国、墨西哥与加拿大都被美国加征了 关税 ，加剧了外交和贸易领域的紧张。这些行动表现出一种惩罚性逻辑（punitive logic），即向外推卸责任，并将政治和经济利益置于区域合作之上。就中国而言，关税战之下尚有中美多年来曾合作打击芬太尼的背景。为防止毒品前体从中国流向墨西哥，恢复合作至关重要。鉴于经美加边境贩运的芬太尼数量极少、仅占2024年芬太尼缴获量的0.2%不到，对加拿大征收关税一举也颇成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在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同时还将贩毒集团列为了恐怖组织。对美国而言，此举可防止资金流向墨西哥，但也可能为其在墨西哥领土内开展军事与间谍活动提供口实。

美国的惩罚性做法也让墨西哥政府过去四年来的政策黯然失色。墨西哥加强了对“两用”（dual-use）物质的管控，将港口和海关实行军事化管理，并增加了北部边境国民警卫队的兵力，还通过了一项宪法改革，允许对牵涉到获取及贩运化学前体与合成毒品的犯罪实施非正式的审前拘留。这些做法加强了军方权力，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继而损害到法定权利，在墨西哥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然而， 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政府的现行禁毒政策难以解决芬太尼贸易的根源性问题 。虽然墨西哥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减贫社会项目，但在应对犯罪招募方面仍缺乏整体性战略，政府甚至否认了贩毒集团正在招募化学专业学生生产芬太尼的情况，尽管媒体已有相关报道。尽管墨西哥政府开展了一项预防性的广告宣传活动，试图打压国内的芬太尼需求，但这些行动都远不足以解决芬太尼在墨西哥国内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

特朗普政府对芬太尼危机的诊断一直聚焦于墨西哥政府及其政策，最终忽略了美国的角色。由于缺乏应对美国毒品需求的国内公共卫生政策，美国的武器销售也缺乏监管，芬太尼贸易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武器流入墨西哥贩毒集团之手。 无论靠贸易壁垒还是军事化，都已难以解决这场跨国的公共卫生与武装暴力危机。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