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哲人、诗人、科学理论家，1691年入选法兰西学院。他曾在古今之争中参与论战，支持崇今派。著有《亡灵的对话》（Nouveaux dialogues des morts，1683）、《关于多重世界的对话》（Entretiens

译者按：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哲人、诗人、科学理论家，1691年入选法兰西学院。他曾在古今之争中参与论战，支持崇今派。著有《亡灵的对话》（Nouveaux dialogues des morts，1683）、《关于多重世界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1686）、《牧歌》（Poésies pastorales，1688）等。本文原题Digression sur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为《牧歌》附录之一。

译稿依据一部十八世纪印制较清晰的丰特奈尔文集迻译（Bernard de Fontenelle，Œuvres diverses de M. de Fontenelle，nouvelle édition，augmentée et enrichie de figures gravées par Bernard Picart le Romain，tome second，La Haye: Gosse et Neaulme，1728，pp. 125–138），并参考了《牧歌》的一个较早版本，即该书第三版增订本（Bernard de Fontenelle，Poésies pastorales，Paris: Michel Brunet，1708，pp. 201–242）。注释皆为译者所加。

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

古今之间优劣的全部问题一旦得到充分领会，便可归结为理清那些原在我们乡村里的树木是否比今天的树木更高大。若确如此，那么，荷马、柏拉图、德摩斯梯尼在最近几个世纪便无可匹敌；但若我们的树木跟从前的同样高大，我们便能够比肩荷马、柏拉图和德摩斯梯尼。

让我们澄清这个悖论。假如古人比我们更有头脑，那是因为彼时的大脑部署得更好，由更坚固或更细腻的纤维构成，充满更多的动物精气（esprits animaux）；不过，认为彼时大脑部署得更好，有何依据呢？树木也会更高大、更漂亮；因为，如果彼时的自然更年轻、更有活力，树木以及人的大脑便理应感受到这种活力和青春。

古人的崇拜者告诉我们，那些人是良好趣味和理性的源泉，是注定会启迪其他所有人的智慧之光，又说人唯有崇拜古人才会变得机智，并且自然造就这些原创性伟人时竭尽全力。请他们略微留意：他们实际上把这些人变成了与我们不同的另一物种，而物理学不会苟同所有这些美妙说辞。自然手中握有一些面团，面团始终如一，自然不断揉面，方式千差万别，人、动物、植物由之塑成；自然用以塑造柏拉图、德摩斯梯尼或荷马的泥土，必定不比塑造我们今天的哲人、演说家、诗人的更精细或调配得更好。这里，我在我们非物质属性的心智（Esprits） 里仅考虑它们与物质性大脑的联系，大脑因部署不同而造成它们之间的所有差异。

柏拉图学园，庞贝马赛克画作，公元1世纪

但是，若说所有世纪的树木同样高大，则并非所有国度的树木都同样高大。心智的差异亦然。不同的观念有如植物或花朵，并非在各种气候条件下都生长得同样好。我们法国的风土或许不如埃及更适合推理，也不太适合种植他们的棕榈树；不考虑那么远的话，甜橙树在这里或许不像在意大利那么容易成活，这标志着意大利人的头脑与法国人的并不完全相似。总能肯定的是，通过物质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依赖，植物所感受到的气候差异定会延伸到大脑，并在那里产生一定影响。

然而，这种影响比起文艺（Art）与文化（Culture）所能对大脑造成的影响要更小、更不显著，后者的影响远大于对土地的影响，土地是一种更费劲、更难处理的物质。因此，一个国度的思想比植物更易转移到另一个国度，我们在作品中采用意大利的天才，不会像种植甜橙树那样困难。

在我看来，人们通常确信心智之间的多样性要大于面孔之间的多样性。对此，我不太有把握。面孔不会因彼此对视而产生新的相似之处，但心智却会因相互交际而拥有新的相似之处。心智间的自然差异原本跟面孔一样多，如此便不再相差那么大了。

心智之间容易彼此塑造成形，这使各个民族不会保留从其气候中获得的原始心智。阅读希腊书籍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就跟我们只和希腊人结婚一样。可以肯定，通过这种如此频繁的联姻，希腊和法国的血脉会发生变化，两个民族特有的面部神情也会发生些许变化。

此外，由于无法判断哪种气候最有利于心智，由于气候显然各有优劣、可以互补，而且那些本身会给予更多活力的气候，也会给予更少的精确性，如此等等，因此，只要心智得到同样的培养，气候的差异便不值一提。人们至多可能会认为，热带和两个寒带不太适宜科学。到目前为止，各门科学一边还未经过埃及和毛里塔尼亚，另一边还未经过瑞典；也许它们处在阿特拉斯山和波罗的海之间并不是偶然；不知这些是否为自然给它们设定的界限，是否能有希望看到拉普兰或黑人的伟大作家。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便是对古今宏大问题的解决。人与人之间多少世纪以来未有任何自然差异，希腊或意大利的气候与法国的气候太过相似，以致很难在希腊人或拉丁人与我们之间造成明显差异；即使出现差异，也极易消除。最后，这对他们的好处并不比对我们的好处多。因此，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希腊人、拉丁人还是法国人，我们完全平等。

我不认为上述推理对每个人而言都显得有说服力。如果我运用雄辩术的高超技巧，把对今人体面的历史笔法与对古人体面的其他历史笔法进行对比，把对这一方有利的段落与对另一方有利的段落进行对比，如果我以顽固学者的方式对待那些称我们为无知者和肤浅头脑的人，并根据文人族（Gens de Lettres）之间的既定规矩精准地对古代的拥趸们以牙还牙，那么，也许我的证明会得到更好的领会。不过，在我看来，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事务恐怕会永无了结；若在双方发表许多精彩声明之后却毫无进展，将令人惊愕不已。我认为，最简捷的办法是，就这一切向物理学稍作请教。物理学的奥秘在于缩短争执，而修辞术则使之无休无止。

例如，在这里，一旦承认古人与我们之间的自然平等，一切难题便迎刃而解。显而易见，所有差异——不管是怎样的差异，皆应由外部状况造成，诸如时代、政府、一般事务的状态。

古人发明过一切——他们的追随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取得了胜利；因此，他们比我们拥有更多才智——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不过是他们在我们之先罢了。我宁愿古人因最先喝过我们河里的水而得到赞扬，而我们却因不再喝他们的剩水而受侮辱。若把我们放在古人的位置上，我们会有所发明；若把古人放在我们的位置上，他们会在已被发明的东西上添砖加瓦，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神秘。

我在此所说并非那些由偶然催生的发明，只要愿意，偶然能够让世界上最不灵巧的人获得荣耀；我指的只是那些需要冥思苦想、费尽心力的发明。可以肯定，这类发明里最粗陋者，往往留给那些非凡的天才，而阿基米德在世界童年期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发明了犁。若将阿基米德置于另一个世纪，他会用镜子焚烧罗马人的船只，如果这不是寓言的话。

谁若想细述壮观辉煌的东西，都会为今人的荣耀而辩解道，心灵无须为最初的发现付出巨大努力。自然本身似乎会将我们引至那里，不过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添加罢了，而已经添加的东西越多，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因为物质愈发枯竭，暴露在眼前有待发现的东西将越来越少。也许，如果对自己阵营有利，古人的崇拜者们不会忽视与上述推理同样好的推理。不过，我坦承它不够坚实。

诚然，若要为最初的发现添加什么，通常需要付出更多心智上的努力，做到这些发现则不需要，而付出这种努力也容易得多。人已经被眼前这些同样的发现启迪过心智，我们给自己的观点库增添了借自他人的观点，而如果说我们超越了第一个发明者，那是因为他帮助我们超越了他。因此，他始终分享着我们作品的荣耀；如果他撤回属于他的部分，那么，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会比留给他的更多。

我在本文中追求公平，甚至考虑到古人所持的无数错误观点、所做的无数错误推理、所说的无数蠢话。这便是我们的情况，无论围绕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不能立即得出任何合理推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长久地经历迷途，经历各式各样的错误，各种程度的鲁莽。发觉自然的一切运转都由图形和物体运动构成，这似乎总是非常容易。然而，在抵达这一认识之前，需要尝试柏拉图的理式（Idée）、毕达哥拉斯的数（Nombre）、亚里士多德的质（Qualité），而在上述种种错误得到认识之后，人们才不得不采用真正的体系。我之所以说“不得不”如此，是因为实际上别无选择，而且似乎人们自有能力以来一直在竭力抵制。古人于我们有恩，是他们为我们竭尽所能形成的大部分错误观念；他们绝对应该为错误和无知付出代价，而我们不应不感谢那些为我们付出代价的人。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各种主题，如果没有人说过蠢话，或如果没有人替我们说蠢话，不知道我们会说出多少蠢话。然而，今人有时还会抓住它们不放，也许是因为蠢话还没有说得足够多。因此，既然我们从古人的观点及其错误中得到启迪，那么，超越他们便不足为奇。要想与他们平起平坐，我们必须在本质上大大逊色于他们；我们几乎必须是不如他们优秀的人。

然而，为了让今人始终高出古人，必须让一类事物允许这一点发生。与其他文艺相比，雄辩术和诗歌只要求一些相当有限的观点，且主要依赖想象的活力。人们在几百年里可积累少量观点，想象的活力则既无需一系列漫长的经验，也无需大量规则，便可达到其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完善。但是，物理学、医学、数学由依赖推理之正确性的无穷无尽的观点组成，而推理的完善极其缓慢，永无止境；它们甚至必须经常求助于经验，而经验仅随偶然而来，不会趋向一个指定的点。显然，这一切没有尽头，最近的物理学家或数学家自然必须最精明能干。

事实上，我认为，哲学中最为首要者，以及从哲学散布到一切之上的，乃是推理方式（manière de raisonner），它在本世纪得到极大完善。我很是疑心大多数人会不会同意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不过，我还是要为那些懂得推理的人说几句。而且，我可以夸口道，为了真理而将自己暴露给数量肯定可观的其他所有人的批评，是一种颇有勇气的表现。在任何问题上，古人的推理都不会倾向于极尽完善。脆弱的一致性，些微的相似性，不够扎实的心智游戏，含糊混乱的说法，皆常常被他们当作证据，因此他们的证明并不耗费什么代价。但是，古人曾游戏地证明的东西，现在却会给可怜的今人带来很大麻烦，因为，今人的推理难道还不严谨吗？人们希望这些推理可理解，希望它们正确，希望它们有所结论。有人会恶毒攻击观念或言辞中最轻微的模棱两可；有人会苛刻地谴责世上最精妙的东西，如果它没有切中要害的话。在笛卡尔先生之前，推理更为方便；过去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真是极其幸运。以我之见，正是笛卡尔带来了那种崭新的推理方法（méthode de raisonner），它远比他的哲学本身更值得推崇，而根据他教给我们的专有规则，我们可在其哲学里发现不少错误或者极不确定的东西。最后，不仅在我们关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优秀作品中，而且在关于宗教、道德、评论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直到当下还鲜为人知的精确性和正确性。

笛卡尔手迹

我甚至深信笛卡尔教导的规则还会更进一步。它仍然不会任由在我们最好的一些书籍中悄悄塞进一些过时推理，但我们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古人，难道我们的后人不理应矫正我们并超越我们吗？尤其在推理方式上，它除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切科学中最难、最少得到培养的东西。

至于古今之间主要争论的话题，即雄辩术和诗歌，虽然本身并不十分重要，但我相信古人能够在这两方面达到完善，因为如前所述，这不消几百年即可实现，我不知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我说希腊人和拉丁人可以是优秀的诗人和演说家，但他们真的如此吗？为了好好澄清这一点，需要进入一场无休止的讨论，而无论讨论得多么公正、多么精确，都不会令古代文化的拥趸们满意。跟他们讨论推理手法吗？古代文化的拥趸们决心原谅先辈们的一切。原谅古人的一切，我能说什么呢？敬佩古代文化的拥趸们的一切。那尤其是评论家们的天才，评论家们是所有古代崇拜者中最迷信的一群。希腊人或拉丁人在其恭敬的译者身上所唤起的那种热烈而温柔的激情，哪位在爱人身上唤起同样激情的美人不会因此感到幸福呢？

不过，我还是要对古人的雄辩术和诗歌做些更确切的说明。并非因为我不够清楚自我宣言的危险，而是由于我自认缺少权威性，且我的意见很少受到关注，这使我能自由说出想说的一切。我发现，古人的雄辩术比诗歌走得更远，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文体比荷马和维吉尔的更完美；我认为个中原因相当自然。雄辩术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共和国里无所不至，天生具有能言善辩的才能也有利可图，类似于当今生来拥有百万年金。诗歌则相反，它无利可图，在各种类型的政府中皆如此；这种缺陷对诗歌而言是本质性的。在我看来，就诗歌和雄辩术而言，希腊人毕竟不敌拉丁人。有一类诗歌例外，拉丁人也无法与希腊人相提并论，那显然就是我所谈论的肃剧。根据我的个人趣味，西塞罗胜过德摩斯梯尼，维吉尔胜过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e）， 也胜过荷马，贺拉斯胜过品达，李维、塔西佗胜过所有古希腊史家。

左：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约前384—前322）

右：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

在我们最初建立的体系中，这种次序相当自然。相对于希腊人，拉丁人是今人。但由于雄辩术和诗歌都相当有限，必须出现一个达到终极完善的时代，而我认为，就雄辩术和史学而言，那个时代便是奥古斯都时代。我无法想象谁可超越西塞罗和李维。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但我不认为有人能在拥有如此多优点的同时拥有更少缺点——众所周知，这是能说人们在某方面达致完美的唯一方式。

世上最美的诗风当归于维吉尔的作品，然而，他若有闲暇加以润色，或许也并不坏。在《埃涅阿斯纪》（Eneïde）中，有许多篇章极美，在我看来永远不会被超越。至于诗的整体安排、引发事件的方式、惊喜的设置、品貌之高贵、事端之多变等等方面，我看到维吉尔被超越绝不会非常惊讶，而我们的罗马人已经用散文诗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

我的意图并非进入一种更详细的批评，我只想展示出，既然古人在某些事物上已能达致或未达致终极完善，便应当检验他们是否达致终极完善，对他们的大名不存任何敬意，对他们的缺陷不存任何宽容，最终把他们当作今人来对待。必须能够毫不客气地说或者听说，荷马或品达作品里存在不得体之处；必须敢于相信，凡人的眼睛能够发现这些伟大天才身上的缺陷；必须能够理解，人们会拿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同一个拥有法文名、也许身份微贱的人作比较——这是理性的伟大而奇异的努力！

关于这一点，我不禁为人们的怪异而发笑。偏见归偏见，利于今人比利于古人更加合理。今人自然应赶超古人，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成见有其依据。相反地，利于古人的依据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名字在我们听来更顺耳，因为他们是古希腊人或拉丁人，他们拥有的名声是所处世纪第一人的名声，那只是对他们那个世纪而言是真实的，他们的崇拜者人数极多，这是由于漫长岁月中的积累。考虑到这一切，如果我们对今人有所预告，那就更好了。但是，人们不仅会为了偏见而放弃理性，有时还会选择那些最无理的人。

当我们发现古人在某些方面已臻完善之境，我们满足于说他们不可超越，却不说他们无法比肩；这是其崇拜者们极其熟悉的说话方式。我们为何无法与之比肩？作为人，我们总是有权去追求比肩古人。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提振勇气，而我们这些人常常拥有被误解的虚荣心，有时也拥有只多不少的谦卑，这难道不好笑吗？因此，可以肯定，我们不会缺少任何类型的荒谬。

无疑，自然还清楚记得曾如何塑造西塞罗和李维的头脑。自然在所有世纪里都制造出适合成为伟人的人，但时代并不总是允许他们发挥天赋。蛮族的入侵，对科学和文艺要么完全反对要么不太支持的政府，可能以形形色色的形式出现的偏见和奇想（诸如在中国，对尸体的尊重阻碍了一切解剖学），大规模战争，如此等等，时常将无知与坏趣味确立下来，并长期如此。将上述种种与各种特殊命运的安排相结合，你将看到自然在世界上徒劳地播种了多少西塞罗和维吉尔，其中有些能够成功地出现，这可以说是多么罕见。有人说，当上天生出伟大的国王时，也会生出伟大的诗人来歌颂国王，生出优秀的史家来写国王传；而实际上呢，史家和诗人在一切时代都已准备就绪，只需君主们愿意起用他们。

公元3世纪的罗马镶嵌画，维吉尔坐在克利奥和梅尔波梅之间

奥古斯都时代之后的野蛮世纪以及此前的世纪，为古代的拥趸们提供了他们所有推理中看起来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他们说，为什么这些世纪里的无知如此浓厚、如此深重？那是因为，人们不再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再阅读他们；但是，一旦眼前再次出现这些优秀的典范，理性和良好趣味就会重生。这是真的，但什么也没有证明。如果一个人在科学和纯文学（belles Lettres）上有过良好开端，偶因患病而遗忘，这是否意味着他变得没有能力从事它们？不，但凡他愿意，随时可以从初级元素开始重拾它们。如果某种治疗使他突然恢复了记忆，那将省去颇多麻烦，他会发现自己知道所曾知道的一切，为了继续，他只需要从曾经完成的地方开始。阅读古人，曾驱散前几个世纪的无知和野蛮。我对此深信不疑。这种阅读一下子带给我们真和美这些我们本须长期追赶的观念，但若没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帮助，如果我们上下求索，最终也定会赶上。我们在哪里获得它们？在古人获得它们的地方。在获得它们之前，古人甚至也长期摸索。

我们刚刚把所有世纪的人比作单独一个人，这个比喻可扩展到我们关于古今的全部问题上。一名有教养的明智之士可以说由此前所有世纪的心智构成，在这整个时间段里受教养的只是同一个心智。因此，这个从鸿蒙初辟活到当下的人，在童年期只关心生活中那些最迫切的需求，青年期在想象物方面（如诗歌和雄辩术）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甚至开始推理——但更多出于热情而非踏实。如今他正值壮年，推理更有力量，学识前所未有地丰赡；但若他不曾被战争的激情长期占据，且由此对自己最终会返回的科学抱以蔑视，他本可再前进一步。

很遗憾无法将这个进行得如此顺利的比喻推进到底，但我不得不承认，那个人不会迟暮。他将始终还能够做适合青年的事情，并且将始终越来越能从事适合壮年的事情，换种非讽喻的说法，即人永远不会退化，所有良好心智的健康观点将相继出现，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增添。

这堆应该遵循的观点和应该实践的规则不断增长，往往也会增加所有类型的科学或文艺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为了补偿这些难度，新的便利也会应运而生；我将通过举例来给出更清楚的解释。在荷马时代，一个人若能使他的语词符合音步和长短音节，同时言之有理，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因此，人们给予诗人无限的许可，还觉得拥有诗句已经太过幸福。荷马能够在一行诗中说出五种不同语言，使用伊奥尼亚方言不协调时就使用多利斯方言，若这两种都不用，他可以采用阿提卡方言、埃奥利斯方言或通用希腊语，这相当于同时使用皮卡第语、加斯科涅语、诺曼语、布列塔尼语和通用法语。如果一个词太短，他可以拉长，或者如果太长，他能够缩短，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这种陌异的语言杂混，这种奇怪的、完全变形的言词组合，是众神的语言，至少可以肯定这不是人的语言。

《荷马礼赞》，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绘，1827年

人们逐渐认识到曾经给予诗人的这些许可是荒谬的。于是，它们被逐一削减，到了现在，被剥夺了古老特权的诗人们变得以一种自然方式言说。看起来，这个职业会极度恶化，作诗的难度变得更大。不是的，因为无数由我们眼前的古人提供的诗歌观念丰富了我们的头脑，大量关于这门艺术的既定规则和反思引导着我们，而由于荷马不具备所有这些帮助，故而他被公正地补偿以所有许可。然而，说真的，我认为他的条件比我们略好；这类补偿并不是如此精确。

始终压在学者身上的数学、物理学等科学的枷锁最终会被抛弃，但同时方法在倍增；同一个心灵既通过增添新观点来完善事物，也通过简化来完善学习新观点的方式，还提供新手段来掌握新观点给予科学的新疆域。本世纪一位学者的知识含量是奥古斯都时代学者的十倍，但他成为学者的便利程度也十倍于后者。

我愿把自然描绘成如正义女神般手持一架天平，以此表明她用天平来衡量、均衡她所分配给人类的几乎一切：幸福、天赋、不同身份地位的优劣、关涉心灵事物的难易等。

《正义女神》壁画，拉斐尔 绘，1508年

根据这些补偿，我们可以希望自己在未来世纪里受到过度崇拜，以偿还我们今天在本世纪受到的轻视。人们将致力于在我们的作品中发现我们未曾企图置入的美，就连把作者本人放到今天也会同意的、如此站不住脚的缺陷，也将找到无敌勇敢的捍卫者，天知道那些时代的才智之士——很可能是美洲人——与我们相比会受到何等蔑视。就这样，同样的偏见在此时贬低我们，而在彼时又抬高我们；冷眼观之，这把戏格外滑稽可笑。

我甚至能将预言推到更远。拉丁人一度是今人，那时他们抱怨人们对作为古人的希腊人的迷恋。因为拉丁人和希腊人与我们的距离都很远，两者之间的时代差异在我们眼中消失了，他们对我们而言都是古人。我们通常偏爱拉丁人胜过希腊人并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在古人与古人之间，一方比另一方占上风并无大碍；但在古人与今人之间，今人占上风将是极大的混乱。只需有耐心，经过漫长的时间，我们将成为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同时代人。

不难预见，到那时，人们会毫无顾忌地在许多事物上偏爱我们远胜过他们。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最佳作品很难与《西拿》《贺拉斯》《阿里阿德涅》《恨世者》以及其他大量大好时代的悲剧和喜剧相提并论， 因为必须真诚地承认，大好时代已经逝去若干年了。我不相信泰阿格涅斯与恰瑞克莉娅（Theagene & Chariclée） 以及克勒伊托丰和勒乌奇璞佩（Clitophon & Leucippe） 可媲美《居鲁士》《阿丝特雷》《扎伊德》和《克莱芙王妃》。甚至还有一些新的种类，如情书（Lettres Galantes）、 故事（Contes）、歌剧，每一种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位前无古人、显然也后无来者的优秀作家。我们拥有数量惊人、充满热情和机智的香颂（Chanson），只不过这种类型可能会消亡，而且不大受到关注。但我坚持认为，如果它们为阿纳克热翁（Anacreon）所知， 他会更多吟唱它们，而非他自己的大多数作品。从大量诗歌作品中，我们看到今天的诗作可以跟以往同样高尚，同时也更加准确和精确。我曾提议避免细节繁冗，我也不想更多展示我们的丰富性，但我相信，我们就像那些大领主一样，并不总是费心费力精确登记自己的财产，以至忽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

本世纪的伟人若对后世怀有仁心，便会告诫后人不要过于崇拜自己，应至少总是立志与他们平起平坐。没有什么比过度崇拜古人更阻碍事物的进步，限制心智的发展。因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人们只在其谜一般的著述中寻求真理，而从不在自然中寻找，故而哲学非但不曾以任何方式前进，反而陷入胡言乱语（galimatias）和费解观念的深渊。亚里士多德从未成为真正的哲人，但如果得到允许，他会扼杀很多能成为哲人的人。糟糕的是，这类幻想一旦在人们中间建立起来，将长期持续，甚至在人们认识到其荒谬后，还得整整数个世纪后才能回头。如果人们有朝一日醉心于笛卡尔，并将他置于亚里士多德的位置，几乎会造成同样的麻烦。

然而，需要说出一切。并不十分确定，后世是否会像我们今天对希腊人和拉丁人那样，有朝一日把与我们相隔的两三千年当成一种优点。世上一切迹象都表明，理性将走向完善，人们将普遍从古代的粗鄙偏见中醒悟。我们对古人的敬仰也许不会持续太久，也许这种敬仰在当下是徒劳的，而且我们不一定会以这种身份得到敬仰。那就有些遗憾了。

假如我刚才说的一切还不能让人原谅我在《论田园诗》（Discours sur l’Eglogue） 里胆敢攻击古人，那一定是桩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我对此不再多言。我只想补充一点，如果我因批评古人的田园诗而冒犯了那些过去的世纪，那么，我颇担心自己的田园诗不会令当下世纪满意。它们除了众多缺点外，总是描绘一种温柔、细腻、专心、忠实乃至迷信的爱，而据我听到的一切传言，这样一种如此完美的爱于此世纪实在生不逢时。

本文刊于《古典学研究》2025年第1期（总第4期），[法国]丰特奈尔 撰，张颖 译。注释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