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目前来看，明朝的口碑变得越来越好，“明粉”的数量更是水涨船高；作为对比，清朝的口碑可谓每况愈下，已然成为了近代中国日趋落后的“始作俑者”。

不得不说，围绕明清历史的讨论，总能带来非常高的热度与流量。

就目前来看，明朝的口碑变得越来越好，“明粉”的数量更是水涨船高；作为对比，清朝的口碑可谓每况愈下，已然成为了近代中国日趋落后的“始作俑者”。

限于篇幅关系，今天只跟大家简单聊聊一件事——为什么“明粉”的数量，现在变得越来越多了？

坤舆万国全图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明朝的“大众印象”根本与“好”沾不上边。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政治黑暗”。

其实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学者坚定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具体而言：

君主集权专制，宦官滥权，特务荼毒，官员们热衷党争，专心贪渎；士人苦闷，或逃于空谈心性，或沉于奢靡淫逸；苛捐重税多如牛毛，地主乡官横行乡里，欺男霸女。

其结果就是，各地民变四起，涉及为“异族”满清取而代之，落下了“天崩地解”与“亡天下”的惨淡结局（拓展阅读：理智看待：“明亡清兴”，究竟是“人祸”还是“天命”？）。

崇祯自尽，明朝灭亡

其次是闭关自守，发展停滞。

持这一观点者，最著名的当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莫属。在他看来，“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直到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重大变化。

另外还有人认为，明朝是一个“没有多少特点的朝代”。与巅峰时期的汉唐相比较，无论是典章制度的建设，还是文治武功，似乎都缺少足够耀眼的成绩。

欧洲传教士绘制的明代北京

众所周知，“讽刺和贬低前朝”一直都是史官们在编修“前朝史”过程中的“潜规则”。

但在《明史》的编撰过程中，康熙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他看来，要想保证《明史》成为令后人心悦诚服的“信史”，史官们必须要摒弃这一恶习。

康熙与《明史》

比如他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审阅《明史稿》时发现，文稿中对明朝皇帝的“诋毁之词甚多”。对此，他颇为不满地表示：

前者纂修《明史》诸臣，于洪武、宣德本纪，訾（zi，‘诋毁’）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犹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务克殚尽。

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

用发展的眼光看，得益于康熙的“求真”态度，使得《明史》的纂修一直处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与舆论环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真实性与准确性（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康熙如此看重《明史》？）。

中华书局版《明史》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给予了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高的评价，称赞他治下的明朝“治隆唐宋”，本人更是“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西方学界都开始用更客观地研究方法去比较中西历史文化及其近代以来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者坚定认为，“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中国史一直被误解了。”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历史学家吕士朋就基于疆域的开拓与巩固、西南的开发与南洋的移植、制度的宏远及其创意、人文的重振与科学的探究等四个方面，对明朝做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

吕士朋（1928—2023），台湾地区中国明代研究学会创会会长，中国明史学会顾问

进入21世纪以后，新生代的研究者们对明清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有了更大的突破。

比如经济学者梁柏力，结合近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对于明清中国“印象当中客观存在”的诸如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及法治精神等“弊病”做出了全新的阐释，旨在对明清历史做出更“公正客观”的评价。

美国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彭慕然认为，中西经济的消长“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不在14—17世纪，而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拓展阅读：理智讨论：清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在此之前，双方经济均在发展农村与城镇散工制的手工作坊模式。这就意味着，欧美国家全面超越中国是18世纪以后的事，“明朝不是中西发展的拐点。

工业革命，让西欧迅速起飞

众所周知，明朝是汉族为主所建立的最后一个传统中国王朝，国祚即便不计南明的39年也有276年。

作为对比，汉朝以两汉计，宋朝以南北计，唐朝要与武周合计，才比明朝国祚多一些；至于清朝，即便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的1636年开始算起，也只有276年而已。

实际上，取明朝而代之的清朝，充分继承并发扬了其政治体制与文化特质。

毫不夸张地说，截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代中国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同时也是最成熟的阶段。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封面插图中的康熙皇帝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明朝是古典意义上的“汉人王朝”，因此特别注重“再造华夏”的进程。

具体而言，官方以朱子学为官学，科举考试的经书也以四书五经为参考，同时强调“复汉官之威仪”，利用“去胡化”的服等饰改制，加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感。

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趋于“华夏化”的同时，明朝还将来降的大批蒙古与色目人众，或统一编入卫所，或散居全国，旨在将之纳入华夏族群。用发展的眼光看，这彰显了华夏多元一体的内涵。

总而言之，明朝通过华夏正统王朝谱系的建构、文化认同的强调、传统礼制的重塑，深刻修复了华夏族群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华夏族群的认同意识。

明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臣

明朝不仅是东亚周边国家与民族的龙头，也是14—17世纪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规模，都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除此之外，得益于农业与手工业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国内市场网络流通，海外贸易兴盛，白银因贸易出超而大量流入，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民众的生活还是比较富庶的。

对此，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指出，“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简直无所不有，生产的瓷器和布匹比欧洲最上等的工艺好上十倍。百姓生活富足，衣着光鲜华美，其乐融融。”

利玛窦

《剑桥中国明代史》也对明朝做出了较高的评价：

中国的明朝，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极大活力的时代。明朝刻印的文化典籍，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地方的书籍加起来都多得多。

对于明朝的历史，现代研究还不足文献资料的百分之三，明朝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先进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知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指出，明初知识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

他考证后认为，明代上行社会流动机率达50%，真正做到了“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

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

当然，“明朝热”的出现，也和B站、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历史类UP主通过对明朝制度以及相关趣味知识的讲解的息息相关。不过话说回来，我感觉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我实在是太讨厌清朝了”。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