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得喝,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和老李、小张一起入的伍。"我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抖出一根烟点上,"一个车皮进的部队,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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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这么惨,王二子?"老马一看到我从厂医院走出来,就拉着我往小卖部走,"住院三个月,下岗不说,还出院就喝酒?"
"今天得喝,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和老李、小张一起入的伍。"我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抖出一根烟点上,"一个车皮进的部队,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小卖部的塑料凳子坐下去就嘎吱作响。老马拿了两罐啤酒,一盒花生米,也不客气地坐下来。"什么情况?细说。"
"小张前年升了公安分局副所长,老李去年成了农村信用社的行长,就我,住了三个月医院,回来发现厂子都没了,连转岗安置都没捞着。"我灌了一口啤酒,苦涩的味道和着回忆一起涌上来。
老马摇摇头,叹了口气:"命啊,谁能想到呢?当年你们仨什么样?"
我眯起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闷热的绿皮车厢,载满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毛头小子,朝着未知的军旅生涯驶去。军列的轰隆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86年夏天,我爹骑着自行车送我上的火车。那年我刚满18,初中毕业两年了,一直在家帮着干农活。村里征兵,我爹二话没说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说当兵好,铁饭碗,还能见世面,将来转业安置也有出路。"
记得上车前,爹把我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卷得皱皱的红纸包,塞到我手里。"攒了两个月的烟钱,拿着,到了部队别给我丢人。记住,当兵要有血性,训练要带头。"我打开一看,二十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爹说完就转身走了,背影有点佝偻,我这才发现他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
火车上人挤人,闷得要命。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全部家当——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的蓝布包袱放在腿上。没多久,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和一个圆脸的胖子挤了过来。军绿色的行李包一看就知道和我一样是去当兵的。
"同志,能坐这儿不?"高个子问,"老乡,你也去当兵?"那时候还没有"兄弟"这种称呼,都是互相叫"同志"。
"是,去吉林某部。"我点点头,条件反射般地挺直了腰板。
"巧了,我们也是!老李!"高个子指了指自己,然后指向胖子,"这是小张,我同村的。咱们这是分到一个部队了!"
就这样,我们仨认识了。老李爱说爱笑,一上来就跟我热络地聊了起来;小张话不多,但总是笑眯眯的,看起来老实厚道。火车开了一天一夜,从湖南到吉林,我们三个几乎没怎么合眼,光聊天了。
列车员送来的开水壶在车厢里冒着热气,我们三个围着泡方便面,香味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王二子,你说你爹让你去当兵,我可是自己争取来的。"老李掏出一袋瓜子,三个人嗑起来,"我都高中毕业了,要不是当兵,就得回家种地。我可不想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小张咧嘴一笑:"我家里人想让我继续读书,我自己不想读了。想当兵锻炼锻炼,将来回去也能有份体面工作。再说了,听说当兵两年转业分配工作,比自己找工作强多了。"
我笑着说:"我就想离开那个山窝窝,见见外面的世界。我爹说了,男人不当兵,等于白活一场。"
火车晃晃悠悠,伴着哐当哐当的声音,我们仨你一言我一语,把各自的小心思都掏了出来。那时候年轻,以为当兵就是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也仿佛在向我们招手告别。
下了火车,还得坐军用运兵车。我们仨主动坐在了最后面,一路颠簸,屁股都快散架了,但谁也没喊苦。老李一路上给我们讲他听来的部队故事,什么站岗睡觉被连长逮个正着,什么偷偷溜出去被罚跑五公里。
"你别瞎编了,"我笑着打断他,"你又没当过兵,哪来那么多故事?"
"我表哥当过,都是他告诉我的。"老李嘿嘿一笑,拍着胸脯保证,"反正咱们很快就知道真假了。对了,他还说新兵刚到部队,老兵会灌米汤。"
运兵车一路颠簸,我们远远看见了军营的哨所和围墙。当绿色的军旗映入眼帘时,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了。
到了部队,新兵连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辛苦。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号一响,就得立刻翻身下床,叠被子,洗漱,然后排队出操。早操一般是跑步三公里,然后是广播体操和队列训练。早饭后就是各种训练,内务整理,军姿,匍匐前进,战术动作。晚上还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条令条例。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内务标准高得离谱,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方正,衣服要挂得整整齐齐,连袜子都要洗得雪白,折叠成一样的长度。
"立正!稍息!齐步走!跑步走!向右看齐!"操场上,教导员的口令声回荡不停。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训练着最基本的军人动作。
"王二子,你这被子叠的啥玩意儿?"老李看着我歪歪扭扭的"豆腐块",笑得直不起腰,"班长待会儿查铺,你准得重叠。记住,被子要叠成六个面都挺括的方块,用钢尺能量出直角来。"
"你行你来。"我没好气地说,手指被被单棱边磨得通红。
小张默默地走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被单的边缘整齐得像用尺子量过一样。"我家里有个当军人的叔叔,小时候教过我。内务整理是新兵第一课,老班长说这是养成军人作风的基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宿舍里弥漫着肥皂水和擦鞋油的混合气息,这是我记忆中最典型的军营味道。
那段日子,我们仨互相帮衬。小张内务好,就教我和老李叠被子、整理军装;老李嘴甜会来事,经常能从炊事班弄到加餐;我嘛,力气大,训练时总能拉着他俩一把。
"来,同志们,吃点好的!"有一次紧急拉练归来,老李不知从哪弄来半盆卤肉,在澡堂后面支起一个煤油炉,煮了一锅面条。那热腾腾的肉香,让我们饿得眼冒绿光。
"老李,那天晚上查铺你躲被窝里的事,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对老马说,手指敲着啤酒罐。
那是新兵连第一个月,晚上查铺,标准特别严。每个人的被子必须叠得棱角分明,整齐划一。老李的被子总是叠不好,那天内务班长说要严查,他干脆钻进被窝假装睡着了。
"全体都有,立正!"班长一进来就喊,声音如雷贯耳。
全宿舍鸦雀无声,士兵们笔直站立在各自的铺位前,只有老李发出均匀的"呼噜声"。
班长走到老李床前,二话不说掀开被子:"装睡?起来,三十个俯卧撑!全体都有,看好了,这就是违反纪律的下场!"
老李灰溜溜地爬起来,在走廊水泥地上做了三十个标准俯卧撑,然后在全宿舍的哄笑声中重新叠被子。那天晚上他的肩膀都快没知觉了,却硬是把被子叠了七八遍,直到班长满意为止。
回想起来,那可能是我们在部队最轻松的一段日子,虽然训练苦,但单纯,没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大家白天一起流汗,晚上一起谈心,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战友情谊。
"分配去建制连队那天,我们仨可着急了。"我喝了口啤酒继续说,"生怕被分开。那时候真是单纯,以为能一直在一起。"
新兵连三个月结束后,我们要分配到不同的建制连队。那天,全营的新兵在操场上列队,等待点名分配。早上的阳光照在每个人崭新的军装上,军帽上的红五星闪闪发亮。我、老李和小张站在一起,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王德华!"军政处干事高声念道。
我听到自己的名字,条件反射般地挺胸抬头,大声回应:"到!"
"二连三排!"
然后是老李和小张的名字,都被分到了二连三排。我们三个偷偷击了个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战友们抱着被褥、背着行李,跟着各自的带队干部走向不同的连队营房。
"你们三个是老乡?"二连的排长,一个皮肤黝黑的东北汉子问我们。
"报告排长,我们是同车来的!"老李大声回答。
"行,那就分在一个班。记住,进了战斗班就是一家人,都给我好好干!"排长拍拍我们的肩膀。
"连队比新兵连辛苦多了。我们去的是工兵连,训练特别重。挖战壕、架桥、排雷,架设铁丝网,负重越野,一天下来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冬天的野外拉练,零下三十多度,呼出的气都能结成冰。不过我们仨还是一个班,老李上面铺,我中间,小张下面。那铁架子床睡起来硬邦邦的,军被又薄,晚上只能穿着秋衣秋裤挤在一起取暖。"
我脱下外套,卷起袖子给老马看我左臂上的一道伤疤:"这是架浮桥时留下的,钢管砸的。那时候训练强度大,受点伤都不当回事,简单包扎一下继续训练。"
有一次夜间拉练,走了三十多公里山路,我的脚磨出了血泡,疼得直抽气。老李二话不说,把我的背囊和枪都背在了自己身上;小张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创可贴,小心翼翼地给我贴上。就这样,他们一个前面拉,一个后面推,硬是把我弄到了终点。那晚上回到连队,我悄悄哭了,不是因为疼,是感动。
"你们感情真好。"老马感叹道。
"那是,都是拿命换来的交情。"我摇了摇头,眼前又浮现出那个雪夜,"在部队,战友就是兄弟,比亲兄弟还亲。"
北方的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多度是常事。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一起站岗,风刮得脸生疼。值勤是部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容不得半点马虎。三个小时的岗,熬得人直想睡觉。老李实在撑不住了,靠在岗亭的墙上打起了盹。
"老李!醒醒!"小张推了他一把,"值班员要来查岗了!立正,挺胸,抬头!"
老李猛地惊醒,正好碰上值班连长拐过墙角。
"立正!"连长大声命令。
"报告连长!某工兵连三班战士李明,执行值勤任务!"老李立正站好,敬了个军礼,鼻涕都快冻成冰了。
"李明同志,你在干什么?"连长脸色铁青。
"报告连长!我在观察哨位情况!"老李立正站好,声音因紧张而略微发抖。
"好一个观察哨位情况,眼睛都闭上了!战时值勤睡觉是要军法处置的!记过一次,明天去连部写深刻检查!执行十公里武装越野!"连长板着脸,转身检查了岗位其他情况才离开。
值班连长走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第二天,老李写检查时,我和小张也跟着去了连部。
"你们来干什么?"连长皱眉问。
"报告连长,我们是一个班的战友,老李值勤疏忽我们也有责任,应该互相提醒的。按照《内务条令》规定,同班战友应当互相监督、互相帮助。我们没做到,请求与老李一起接受处分。"小张站得笔直,标准军姿一动不动。
连长看了我们一眼,脸色缓和了些:"行,你们三个一起写吧,互相监督,别再有下次。这次就当给你们个教训,记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警卫值勤容不得半点马虎。"
"后来你们三个都当上了什么干部?"老马显然对我们的故事来了兴趣。
"我没当上。"我苦笑一下,"老李当了班长,小张当了副班长,后来还提干当了排职干部。我就是个普通战士,连个小干部都没混上。"
其实不是没机会,而是我性子直,不会来事。记得有次连队选文艺骨干,我唱歌确实不错,本来有机会的,结果因为顶撞了政治指导员的意见,就被刷下来了。老李后来偷偷告诉我,说指导员觉得我态度不好,不适合当骨干。
"指导员让我们每人写一首赞美部队的诗,我觉得太假,就写了首思乡的。结果指导员当着全连批评我没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摇摇头,"后来再有提干机会,我的名字就总在最后一轮被刷掉。"
"我就是个粗人,哪像老李会来事,小张心细。"我叹了口气,"不过在部队那几年,虽然没当上干部,但也学了不少东西。修车、架桥、爆破,样样都会一点。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吃苦耐劳,遇事不慌。"
每天早上集合哨声一响,全连百十号人不到两分钟就能整齐列队在操场上。晚上熄灯号一吹,不管你有多少心事,都得按时休息。这种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作风,是我从军营带回来最宝贵的财富。
服役第三年,我们面临选择:是继续留在部队,还是退伍回地方。部队正好有提干名额,小张决定留下来,老李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和我一起退伍。
"为啥不留下来?"我问老李,"你都当班长了,政治表现又好,再干几年说不定能提干当军官。现在是士官制刚改革,大有机会。"
老李笑了笑:"我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一起进来的,也该一起出去。"他顿了顿,压低声音,"部队待遇不高,我爹病了,家里需要我。"
退伍那天,小张送我们到火车站。三个大老爷们,谁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使劲抽烟。临别前,我们在站台上合了张影,我至今还把那张泛黄的照片夹在钱包里。
上车前,小张突然拉住我们:"等着,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
他跑去小卖部,买了一堆零食塞给我们:"路上吃,别饿着。来,战友们,敬个礼吧。"
我们三个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虽然没有穿军装,但那一刻,我们的身姿依然挺拔如松。
火车开动时,我看到站台上的小张挥手,突然感觉鼻子一酸。三年的军旅生涯,我们从毛头小子变成了大男人,而现在,我们的路要分开了。
"后来呢?回地方之后干什么了?"老马问道。
"我和老李先回了老家,没待多久就一起去了省城。那时候正好国企招工,优先录用退伍军人,我俩凭着军人证和转业证明,都进了同一个机械厂。开始还行,福利待遇不错,有住房,还有食堂。我在车间当钳工,老李在办公室做文书。"
那时候,每逢八一建军节,厂里都会给我们这些退伍军人发点纪念品,组织聚会。我们穿上珍藏的军装,唱着《军港之夜》《战友之歌》,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艰苦而充实的岁月。
"小张呢?"老马追问。
"小张在部队又干了五年,提了干,当了排职干部,然后转业到了公安系统。最开始是个普通民警,慢慢熬资历,前年才当上副所长。他每次探亲假回来,都要穿着笔挺的警服,戴着警帽,神气活现的。"
那些年,我们三个偶尔会通信,但见面的机会很少。小张每次休假都要到我们厂里坐坐,我和老李就请他吃饭,听他讲部队的新鲜事。
"现在部队条件好多了,新兵刚进去就有新军装,冬天有棉大衣棉鞋,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月还有津贴呢!"小张每次都这么说,好像在替部队做宣传。
"97年那次见面,是最后一次我们仨聚在一起。"我摇摇头,有些伤感地对老马说。
那年小张调到了县公安局,老李被借调到农村信用社,只有我还在厂里当工人。我们在厂门口的小饭馆聚餐,三个人都喝多了,开始回忆当年的事。
"还记得咱们偷连长的鸡炖汤那事不?"老李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们当兵第二年,连长家养了几只鸡,平时舍不得吃,留着下蛋。有天晚上训练回来,饿得不行,老李出了个馊主意:
"咱们弄一只连长的鸡炖汤吃!"
我和小张都被他说动了。半夜,我们三个摸到连长家后院,老李负责放风,我去抓鸡,小张拿着装鸡的袋子。
结果那鸡不争气,被我一抓就咯咯大叫起来。连长家的灯一下子亮了,我们撒腿就跑。第二天,连长黑着脸在连队训话,说有人半夜要偷他家的鸡,但没说抓到谁。我们仨装傻充愣,紧张得要命,生怕被揪出来。
"后来连长告诉我,他早就知道是我们干的。"小张笑着说,"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他说新兵总有些调皮捣蛋的时候,自己当年也干过类似的事。"
小张还带来了他的警官证和配枪给我们看,说当兵这几年,虽然吃了不少苦,但现在一切都值了。老李则谈起他在信用社的工作,说那里待遇不错,还有提干的机会。
"那时候真好啊,"老李感叹,"简单,纯粹。一起站岗放哨,一起拉练训练,一起挨批评,一起立功受奖。"
我们都沉默了,每个人都在想着各自的生活和未来。小张在体制内,前途光明;老李在信用社,也算个体面工作;只有我,还是个普通工人,虽然工资稳定,但没什么发展空间。
"去年厂里就开始不景气了,"我继续对老马说,"很多车间停工,工人放长假,补助粮也发不出来了。我那时候已经有预感,可能要出事。"
果然,今年初我因为工伤住院,腰椎压缩性骨折,躺了三个月。出院那天,厂长亲自来病房看我,带来了一个信封。
"王师傅,厂里实在撑不下去了,这是一万块钱补偿,你拿着先生活。"厂长拍拍我的肩膀,眼神闪烁,"等厂里好转了,一定再联系你。"
我知道,这就是变相裁员了。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还有一张盖着公章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老李呢?他怎么当上行长的?"老马好奇地问。
"老李啊,他在信用社干得不错,去年评上了副主任,今年初农村信用社改制,他就成了行长。前几天还来医院看我,西装革履的,跟以前判若两人。"
我苦笑了一下,想起老李坐在病床前递给我一张名片的样子:"二子,出院了给我打电话,我看能不能帮你安排个工作。"他还特意嘱咐我:"别跟小张说你下岗的事,怪难为情的。"
虽然是好意,但我总觉得别扭。当年一起扛枪的战友,现在却要仰仗他的施舍。曾经在军营里,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口水分着喝,把最后一块饼干掰开吃,但现在,那种纯粹的战友情似乎已经被现实冲淡了。
"你不打算找老李帮忙?"老马问。
"算了吧,我这把老骨头,干不了几年了。再说,我也不想欠人情。"我灌下最后一口啤酒,"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仨现在会是这样?同一个车皮到部队,一个副所长,一个行长,一个下岗工人。"
老马沉默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命运这东西,谁也说不准。不过你当过兵,这份荣誉谁也拿不走。走,去我那儿,给你炒两个菜,咱俩再好好喝一杯。"
我站起身,腰还有些疼,但比前几天好多了。军人的后背永远是挺直的,这是我在部队刻进骨子里的习惯。走出小卖部,迎面是夕阳西下的厂区,曾经热闹的车间现在冷冷清清。我深吸一口气,想起了那年夏天,绿皮火车上,三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满怀憧憬地奔向远方。
"当年入伍宣誓时,我们举起右拳,对着军旗庄严宣誓:'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守军纪条令,严守国家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我的声音有些哽咽,"这誓词,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拿出手机,翻到老李和小张的号码,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拨出去。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有些苦,只能自己尝。不过没关系,军营生活教会了我一件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咬咬牙,总能挺过去。
"走吧,老马。"我笑了笑,挺起胸膛,"别看我现在这样,当年可是能背着七十斤的装备走三十里山路的兵。这点苦算什么?正如我们连长常说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挺起军人的胸膛!'"
说完,我挺直了背,朝着老马家走去,就像当年在军营里走军姿那样,步伐坚定有力。
来源:李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