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年未见王晶垚，于羚心中积聚了深深的思念。外界对她不乏指责之声，将她斥为“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往王家的“卧底”。长期的误解与委屈，不断加重了她的心理重负。

将鲜花和带诗的纸置于校长像下。

王先生当时实际上并未对宋彬彬怀恨在心，他仅仅是认为她应当承担一部分领导上的责任。随后……

数年未见王晶垚，于羚心中积聚了深深的思念。外界对她不乏指责之声，将她斥为“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往王家的“卧底”。长期的误解与委屈，不断加重了她的心理重负。

2006年，她与叶维丽一同陪伴刘进，拜访了王晶垚的府邸。宋彬彬并未随行，她担忧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可能会触及当时已年届八旬的王晶垚。

氛围温馨融洽，王晶垚执意邀请众人共进晚餐。在这场聚会中，双方并未触及卞仲耘不幸离世以及宋彬彬应承担何种责任的话题。离开王家，刘进长舒了一口气，感慨道：“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随后，王晶垚还将他与刘进的合照赠予《炎黄春秋》杂志，以期与更多人分享这份喜悦。

对宋彬彬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卸下心灵重负的喜讯。

未满一年，局势便急转直下，宋彬彬本人尚未亲临现场，却已沦为王晶垚公开发信斥责的目标。刘进、叶维丽、于羚等人，无不成为了老一辈人口中的“坏蛋”。

导致这一现象恶化的根源，源自于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办其90周年校庆时进行的“知名校友”评选活动。

实验中学特设“校庆筹备办公室”，精心策划了一项活动：旨在从往届毕业生中甄选90位杰出的“知名校友”，后经调整，此称号更名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因而引起了校方的关注。经由刘进牵线搭桥，他们与她取得联系，并向她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长河中，宋彬彬的故事乃是一桩举国皆知的盛事，实验中学理应将其载入史册。”此次活动声势浩大，庆典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喜讯早已提前对外公布。

“何必自找麻烦，安于现状就好”；而另一方，主要由她的丈夫领导，却力劝她争取机会。“你平日里鲜少发声，或许此生都难有发声之日，此次‘知名校友’的评选，即便不是你亲自发声，也能帮你洗清文革初期的误解，何不把握这次机会？”

那番建议成功说动了刘进。她认为，这正是一个绝佳的证明时机，她可以协助自己的挚友摆脱背负着的“宋要武”事件与校长离世带来的沉重心灵重担。

“我有时行事过于鲁莽，思考问题可能不够周全。”

校长逝世的往事并未完全淡出人们的记忆。在实验中学举办的“90周年校庆志愿者大会”上，一位比宋彬彬低一级的女校友罗治公开提问：“学校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实属不易。然而，我们不应忘记8月5日那幕惨痛的往事，为何会出现学生殴打老师的情况？这值得我们深思并总结。”

会议结束后，众多校友将她团团围住，不禁惊叹道：“罗治，你的言论真是大胆！”她则显得十分惊讶：“都已经2007年了，为何还忌讳直言？”

罗治特地约见了实验中学的时任负责人，一位年近五十的女校长袁爱俊，并向她提出了三项要求：严禁宋彬彬成为“知名校友”的称号；组织一场以缅怀卞仲耘校长为主题的追思会；在校庆活动中务必对“八五”事件表示纪念。

袁爱俊表示，卞校长理应受到纪念。恰逢海外两位校友联名提议，愿出资为卞校长塑造一座铜像。你们不妨共同促成此事。至于其他方面的请求，她并未明确表态。

随着“知名校友”候选人名单的正式揭晓，社会上顿时掀起了一阵质疑的浪潮。正如王本中所言：“这让人感觉仿佛评选出来的都是一些官宦之后，而且他们本身也已跻身官场。”

这份名单汇聚了众多杰出人士，包括诗人汪国真、知名主持人陈鲁豫，以及社会学家李银河。然而，其中几位更显赫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子女陈伟力与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以及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另有一位虽不在此名单之中，但声望颇高的名字——王友琴，同样备受关注。

“等到校庆之际，我定要前往人民大会堂，向你们的主席台表达我的抗议！”袁爱俊回应道：“你们的班级，我绝不会投上一票！绝不允许你踏入校园！”一番争执持续了超过一个小时。最终，这位特地从美国归来参与活动的校友并未出席。

临近校庆之际，袁爱俊特邀已退休的王本中，希望他能暗中了解宋彬彬的态度：鉴于当前社会上及校友中普遍存在的反对声音，不知宋彬彬是否考虑……放弃参评？

宋彬彬此番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坚定立场。她与丈夫一同前往学校，与王本中、袁爱俊进行深入交流，并提出了一个观点：她当初参与评选的初衷是为了证明自己在“文革”期间未曾参与过殴打或杀害他人。如今她已被提名“知名校友”候选人，若此时取消提名，岂不成了对其问题的间接承认？

这番见解实则源自一位曾官至副部级的高同窗。事后，有人评论道：她虽居显赫之位，却对“文革”对社会造成的创伤之深重缺乏深刻认识。

刘进内心颇感忐忑。她屡次向校方提出严正要求：不得提及宋彬彬那段“文革”时期的往事，尤其是所谓的“八一八”事件；若要摒弃王友琴，则必须连带处理宋彬彬。然而，她未曾料想，这两项要求均未得到学校的认同。

“这怎么如此荒谬！”

袁爱俊堪称一位社会活动能力出众的才女。在她的领导下，学校在新建校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然而……”数年之后，王本中对《南方周末》的记者坦言，他同样认为宋彬彬并不适合担任这个“知名校友”的称号。

会堂内一片宁静，无人骚动或制造混乱。然而，事态的后果已无法逆转。

那晚，年逾八旬的王晶垚彻夜未眠。心中仍存一线希望：学校是否会顺便对卞仲耘表示一番纪念？

翌日清晨，他忽然发现自己步履维艰，遂拨通了电话：“能否劳烦你代我前往祭奠？”承担此重任的，是那位退休女教师徐小棣，她因深受王友琴所撰文章的触动，进而开始对“文革”时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手捧一束鲜艳的鲜花，携带着王晶垚题赠的一首缅怀卞仲耘的诗篇，来到了实验中学。恰逢“校友返校日”，校园内洋溢着欢声笑语，一片热闹非凡的大合唱声，却无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卞仲耘的照片，与历任校长并列悬挂，却未见有任何特别的纪念标识。而宋彬彬的“八一八”照片，却放大展出，竖立在校园显眼处。

她泪水涟涟，将一束鲜花及附有诗句的纸张轻轻置于校长的肖像之下。

“别那么做”

【转换失败】：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被称为“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甚至有人从海外发言：以后，捐款只给北京四中，决不捐给实验中学！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本次校庆引发了诸多纷扰。刘进与宋彬彬所属的66届高三3班，曾拥有一处名为“6633”的集体博客，同学们以学号登录，分享着对往昔岁月的追忆文章。然而，校庆过后，该博客亦成为了攻击的焦点。她们过往聚会上举杯共饮红葡萄酒的合影，竟被恶意解读为“饮校长之血”。

网友逐一解锁了每个人的学号，进而揭露了他们的真实姓名，纷纷以姓名为名进行指责与谩骂。管理员在删除评论的过程中，几乎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自那以后，这个承载着集体记忆的角落，仅剩下分享旅游经历的寥寥数语，气氛迅速变得冷清。最终，它彻底沉寂了。

卞仲耘夫王晶垚，合影留念。

数月之后，王晶垚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封致袁爱俊的公开信，信中言辞恳切地写道：“……我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务必依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精神，对相关事件作出明智而公正的处理。具体而言，应撤销对宋彬彬所授予的‘知名校友’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向全球校友及校内师生员工进行通报；同时，应组织全校师生，特别是学生群体，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引导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到‘文革’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精神压力，袁爱俊并未作出任何回应。

校庆之际，也引发了一系列宋彬彬未曾预料的效应。越来越多的校友因此开始关注她与校长的不幸离世。

冯敬兰，比她低三届的学子，出身平民，曾在校园中屡遭排斥与偏见，却终以作家身份脱颖而出。1996年，她撰写了一篇缅怀校长逝去的散文，题为《记忆的疮疤》。此次校庆之际，她意外地重逢了宋彬彬。

“宋彬彬竟被说成是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这未免太过荒谬了。”她感到难以置信。

2007年12月13日，她挥笔撰写了《请放开宋彬彬》一文，呼吁：“请给予宋彬彬一片自由的空间与机遇，让她得以直面真实的自我，勇敢地倾诉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坚信，她的使命在于激励刘进与宋彬彬等勇敢发声，助她们把握机遇，搭建展示自身“文革”经历的舞台。为此，她亲自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的回忆座谈会，并将这些珍贵的记忆整理成文，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中。

冯敬兰坦言：“身为犹太人，我为何要为雅利安人发声？”她回忆道，曾经我们对此冷漠旁观，眼睁睁看着校长惨遭杀害，随后又以相同的冷漠态度，见证了同学宋彬彬遭受无端的诽谤和妖魔化。尽管她也成为了舆论的风暴中心，遭受了严厉的指责，但她坚守初心，未曾动摇。

“结识宋彬彬后，我才深知：她性格随和，思想纯净。”冯敬兰透露，自校庆风波以来，宋彬彬曾有意公开发表一封致社会的道歉信。她首先召集了几位校友进行商议，并向她们朗读了自己的信件。聆听过后，大家纷纷提出宝贵意见，使得她陷入了不知如何抉择的困境。

尤其是，他的丈夫及几位亲友均坚决持反对态度。他一方面安抚她，表示“清者自清，时间会给出答案”，另一方面则向刘进恳求：“请你们放了彬彬！”刘进却反问：“究竟是谁在阻止彬彬？”宋彬彬经过数年努力，撰写了一篇名为《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的文章，其丈夫始终禁止她发表。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离世，宋彬彬在料理完丈夫的后事之后，便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了《记忆》杂志上。

2009年，罗治与两位海外校友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为卞仲耘校长塑像募捐”的活动，此活动共吸引了500位校友慷慨解囊，集资成功。随后，一座铜像便塑造完成，并被安放于校内一间会议室之中。袁爱俊女士亦出席了该塑像的安放仪式。然而，不久前，尽管她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但她仍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请求。

此次募捐活动吸引了更多校友的加入。当时还在初二的北大法学院副教授李红云，是班级中唯一捐款的学生。班级的网上论坛上，有人质疑：“文革期间伤亡众多，为何要为她捐款？”“我并未参与暴力，为何要捐出钱财？”面对这些疑问，她感到困惑。此后，专注于海洋法研究的她，也开始深入研究“八五”事件的历史。

“那么，你算不上公众人物吗？”

“这是何人？我竟不识其面！”于羚在塑像揭幕之后拜访王晶垚，手持从网络上下载的卞仲耘铜像图片，高举向她质疑。

在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举行的那一天，校友们一致决定不邀请王晶垚出席。他们的顾虑在于担心他的情绪会过于激动，进而对身体造成负担。“实际上，我觉得大家是担心他到场后可能会说出某些我们难以承受的话语。”于羚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难以摆脱“符号”的标签，这一现象无论从何种政治立场来审视，均是如此。

2010年，袁腾飞老师的讲授课视频在互联网上广受欢迎，其观看量突破三千万人次。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提到了“宋要武”这一人物：“在‘文革’期间，宋要武亲手致七人于死地。文革结束后，他随即逃往美国。据传，他如今已皈依佛门，正在忏悔过往。”

有人向宋彬彬伸出援手，劝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得知此事后，立刻给她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千万莫要这么做，否则你恐怕就真成了那代言人的角色。这不仅象征着文革，更是极左思想的象征！”

由刘进主导的女附中“文革”历史调查报告终于在2010年完成定稿。这份耗时八载的调查成果，详细记录了“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的实证资料。遗憾的是，众多曾接受她访谈的历史见证者，如今已与世长辞。

这次调研让她们深刻体会到了世间的冷暖。昔日那些干部家庭背景的同学，鲜有支持她们行动的，有的只是轻描淡写地劝慰，“往事不必再提”；有的则直接拒绝，甚至质问：“你究竟意欲何为？！”倒是那些曾经是班级中的平民学生和遭受歧视的“黑五类”伙伴们，给予了她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她们方始意识到，“文革”的苦难承受者远非卞仲耘校长一人。在1968年那场名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风暴中，就有众多教师被迫走上绝路，以生命为代价。

《探寻卞仲耘老师悲剧的篇章》构成了刘进调查报告中的核心章节。在这一章节中，她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那场导致卞仲耘老师生命的“批斗”事件，从事件的起因到最终的结局。然而，报告中并未透露出任何一名发动批斗、参与暴力行为的学生姓名。

对于参与殴打校长的那群人——大约十个左右——她选择了不去主动寻找。她相信“自省应当是个人内心的事”，期待她们能够自发站出来反省。遗憾的是，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

这份长达两万余字的报告，她仅将其分发给几位师长与校友，而唯一的公开途径，便是将其交付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她曾对她们说：“若你们有意将此报告公之于众，还望提前告知我一声。”刘进如此表示，这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我或许始终怀揣着对组织的忠诚之心。”

四年未见此类电话。

“永成象征？”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办了一场名为“道歉会”的活动，地点选在了他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在此，他代表自己当年作为学生领袖及校“革委会”负责人时，对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受伤害的老师表达了诚挚的歉意，并亲自向他们鞠躬致礼。

此次道歉活动，正是三个月前宋彬彬所举行的那场道歉会的直接导火索。陈小鲁所获得的广泛赞誉，为她们注入了坚定的信心。

然而，这股勇气尚未达到敢于邀请王晶垚的层面。2013年，她们曾将卞仲耘铜像落成仪式的光盘赠予他，王晶垚于现场接受，然半个月后，却又将光盘退回。

与会者包括23位教师、31位校友以及11位媒体记者。王晶垚并未出席。这一情况成了道歉会遭受讽刺的焦点：面对卞仲耘的铜像行礼，却未邀请当事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起初，我们便计划将所有可能找到的“文革”受难校领导和教师的亲属召集一堂。鉴于王先生已年届九旬三岁，加之春节临近，正值三九严寒，我们便未直接邀请王先生。发起塑像活动的罗治在会议上的讲话，亦被刊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之中。她们联络了王晶垚的长女王学。王学回电表示赞同，但表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们无法出席”。

“我衷心期望那些在‘文革’时期曾犯有过失、对老师或同学造成伤害的人，勇敢地审视自我，深刻反省‘文革’的过往，恳请得到宽恕，并寻求和解的可能。我相信，这亦是众人的心声。在此，我郑重地表达我的歉意——对不起！”宋彬彬在道歉书的结语中诚挚地说。

次日，宋彬彬等人向卞仲耘的铜像行鞠躬之礼的画面，刊登在了《新京报》上。王晶垚随即拨通了徐小棣的电话，邀请她前来一叙。“能否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些行鞠躬礼的人数？”

“这难道不是错？这简直是罪孽！对罪犯怎能宽容？”王晶垚愤怒地提高音量，愤怒使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家中电话铃声不断，皆是记者打来的。

宋彬彬的致歉，相较于陈小鲁的道歉，在社会上引发的反响要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萧翰对此发表了满怀赞誉的评论文章《善待“文革人”道歉》，而知名学者徐友渔也特地撰文，就其在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令人震惊却缺乏依据”的言论，向宋彬彬致以诚挚的歉意。

徐友渔在文章《“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尚显不足》中言道：真正应当致歉的，并非那些应声附和、被卷入“文革”漩涡的普通大众。

部分观点认为，这次的道歉仍需进一步突破。历史学者丁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进行了调查，却未公开提及凶手姓名，这成为了刘进与宋彬彬道歉过程中的“僵局”。“既然你声称并非凶手，那么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不公开凶手的名字，这种道歉又有何意义？如今，责任已经移交到你们手中，但球却依旧停留在你们这边。”

你看，你不安分守己，现在落到被骂的下场了。

“回想起2007年的校庆时光，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更优吗？连徐友渔都对你表示了歉意，这样的情景在那时可能吗？冯敬兰劝慰道：“他们或许是想让你永远背负这沉重的罪名。”

启之在评价《记忆》杂志时指出：“那些对‘文革’进行批判的人，同样希望将宋彬彬塑造为永恒的象征——从前的象征是文革暴行的象征，现在的象征则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象征。因为在这本电子杂志中刊登了有关文革的史料及宋彬彬等人的文章，他在近年来也承受了不少指责。有人指责他‘为老红卫兵洗白’，甚至质疑他‘是否接受了宋彬彬的资助’？”

“当前，宋彬彬成为两派攻击的焦点，这真是令人费解。特别是那些红二代群体，他们似乎对她有着深深的误解。多年来，她一直默默承受着红二代的负面影响，如今却又被推出来为全体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向南周记者表示。“我，常砢，还有宋彬彬，我们都成了那个时代的罪证。”他对南周记者如此说道。

在向社会坦诚其“武斗”期间的杀人事实并表达悔意之后，他很快便迎来了死者家属派遣的律师。律师要求他不得继续透露死者姓名，以免激化家属的情感，增添新的痛苦。该律师在以个人名义表达敬佩之情后，转达了家属的坚定立场：“我们无法原谅你，因为我们的亲人已经离世。”

王晶垚

同样的命运很快降临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南周 冯翔

2014年2月11日傍晚时分，两位长者陷入了激烈的争执之中。

王冀豫与常砢，自幼在空军大院中相伴成长的京城同龄人，出身于根正苗红的红色世家，如今均已步入花甲之年。

王冀豫

他们谈论的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一场激烈冲突。这场冲突，更确切地应称之为“武斗”，当时年仅16岁的王冀豫击倒了一名比他年长三岁的青年。得益于死者家属的宽恕，王冀豫并未遭受严厉的法律惩处。步入晚年，他勇敢地向媒体揭露了自己的这段过往，并以“武斗致人死亡，忏悔四十年之红卫兵”的称号闻名于世。

而常砢，正是当年那群人中的一员，他们曾邀他参加那场武斗。

“不要总是将那往事视为难以承受的重负。”常砢试图为王冀豫排忧解难。数十年来，王冀豫常常想要与他探讨关于武斗、“文革”的各种话题，而他总是巧妙回避。“在那个年代，形势逼人，生死攸关。若不将他制服，他便会反过来伤害你。”

“为何如此激烈？”

王冀豫打破了沉默，语气中带着几分责备：“你看你，竟把宋彬彬逼到了如此境地。你将她推上台前，让她戴上那枚袖章，可她却因此背负了数十年的不白之冤。”

“这话不假。若我那时贸然上前佩戴袖章，恐怕早已不坐于此地了。以我那般行事风格，在‘文革’期间恐怕早已遭人殴打至命。”

一个月前，一场讨论正悄然上演。彼时，他们共有的旧识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千金，一位67岁的孀居长者，正坐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中，缓缓翻阅着《道歉书》，字斟句酌，声声哽咽，泪水不时夺眶而出。在她面前，是昔日恩师、同窗，以及不断闪烁的摄影镜头。

在致歉声浪之后，社会各界评论如潮水般涌来，或褒或贬，纷至沓来。

1966年8月18日，在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许可下，宋彬彬为毛泽东佩戴了象征荣耀的红袖章。自那一刻起，她便开始了那段被符号化的人生旅程。

“是彬彬有礼的彬吗？”

这是一位身形清瘦、身材高挑的老人。他身着一件朴素的白色绒衣，搭配一件黑色外套，黑发中掺杂着几缕银丝，头顶上戴着高度近视镜，架于鼻梁之上。在记者们摄像机的聚焦下，他显得略显局促，不知如何应对。

尽管她曾明确表示“拒绝接受采访”，但她最终还是半遮半掩地回应了众多提问。重返母校，她仿佛穿越回了高中时光——那时，她拥有一个昵称，“小迷糊”。

无数观众通过电影、广播、报纸见证了她的“英勇之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戎装，出席了那场百万民众参与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她毅然将“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顿时成为了红卫兵群体的象征，甚至成为了十年“文革”期间最为知名的标志。

然而，常砢，这位直接主导这一“壮举”的关键人物，却鲜有人知晓。

“数十年来，我向他人述说此事的累积时间，尚不及今日之长。直至我父亲离世，他亦未曾听闻。”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访谈时，他如此概括。

这位前空军大校身材高达一米八五。正因他身高出众，这位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附中初三的学生得以在那日清晨脱颖而出，被选入“代表”行列，登上了天安门，并策划了向毛泽东主席献上袖章的壮举。

这全是偶发事件。

数日前，局势突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将政治局的常委人数从7名扩充至11名。刘少奇的地位由第二降至第八，而林彪则跃升至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新任接班人。与此同时，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从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提升至全党的共同决议，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来源：元宇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