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8月末，杭城上空，轰炸机的轰鸣如恶魔的咆哮，肆意地打破这座城市的宁静。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每日在这令人胆寒的声响中沉思。彼时，距离大学新生报到仅有短短20天，他面临着一个关乎浙大师生命运与国家科研前途的艰难抉择：是否带领全体浙大师生撤离杭州，开

1937年8月末，杭城上空，轰炸机的轰鸣如恶魔的咆哮，肆意地打破这座城市的宁静。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每日在这令人胆寒的声响中沉思。彼时，距离大学新生报到仅有短短20天，他面临着一个关乎浙大师生命运与国家科研前途的艰难抉择：是否带领全体浙大师生撤离杭州，开启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流亡办学征程？

当时，正值丁丑之秋，华夏大地深陷战火，众多中国大学与文化机关沦为敌人轰炸的目标，不少高校无奈选择就地解散。竺可桢深刻洞悉大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他毅然肩负起保存国家科研力量的重任，从一位学者型校长转变为带领师生共渡难关的统帅。

做出带领浙大师生流亡办学的决定，艰难程度超乎想象。竺可桢执掌浙大时，学校经费匮乏，不少老师因待遇差欲离职，他得竭力挽留与招揽人才，同时学校招生人数下滑。

而竺可桢本立志成为顶级气象科学家，他出身绍兴小商人家庭，凭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公学，赴美留学8年获哈佛气象学博士学位。当时气象学极为关键，从农业到军事皆离不开它，如今碳中和与碳达峰研究还能看到其哈佛研究成果的影响。

1920年归国的竺可桢，面对的是气象学发展近乎空白、现代气象站稀缺、天气预报被外国人掌控的局面，他深感耻辱，比如空军训练中，中国飞行员不看天气图，而俄美飞行员却依赖天气图。此后16年，他致力于培育人才、建立气象台，搭建起国内气象观测网络。

1936年受邀任浙大校长时，因无心管理且刚为气象事业奠基欲攀科研高峰，他起初婉拒，后在夫人张侠魂和蔡元培鼓励下勉强答应，且只打算干半年，两年后，残酷现实让他每日思考如何在战乱中挽救学校。1937年，多数人认为杭州不会受战火波及，竺可桢却凭敏锐洞察力有不同判断。

他将大一新生和部分老师安置在天目山禅源寺，此地地势险要、环境清幽，利于学习。他期望在此培养出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事实也证明，这届学生中出了像程开甲这样的杰出人物。在禅源寺，师生同吃同住，他率先推行导师制，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可惜天目山遭轰炸，1937年11月，浙大师生提前迁至建德，开启西迁之旅。

西迁途中，师生们历经艰辛，常日行超30公里，与难民同行。竺可桢日记记录的是解决难题，而非逃难困苦。他要为师生找新校址，满足生产和搬运仪器需求。全校2000箱图书仪器在乡野搬运困难，即便坐火车，因火车被炸漏风，寒冬时师生冻得难以入睡，只能唱《松花江上》抵御寒冷与困倦。

在艰难的迁徙途中，竺可桢身兼多职，肩负着千钧重担。他既要精准预判、规划迁徙路线，四处考察新校址；又得向上级反复申请经费，与地方乡绅巧妙周旋，亲自安排舟车、接洽营地，事无巨细，只为给师生觅得一处安宁的栖身之所。

与此同时，他始终心系学术，坚持阅读学术期刊，耐心指导学生学习，细心安抚老师情绪，每隔一两周就邀请校外名家来校讲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完成了协助转移杭州文澜阁36000册《四库全书》这一伟大使命。

1932年上海遭轰炸，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毁于一旦，文化界痛心不已，杭州文澜阁备受关注，可运送资金极为有限，图书馆馆长向竺可桢求助。竺可桢即刻号召师生节衣缩食，从学校经费中拨款支付运费，调用稀缺卡车运送书籍。即便收到浙大就地解散通知，他也未放弃护送，最终经长途辗转，将《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州，行程长达2500公里。

1938年2月，师生抵达江西吉安，在意义非凡的白鹭洲书院举行期末考试。此地由文天祥岳父欧阳守道创办，文天祥曾在此求学高中状元。在吉安，浙大师生困境重重，新生多来自江浙，经济来源断绝，只能贷款求学。但学校仍积极恢复教学秩序，重新启用导师制。

竺可桢了解到当地有赣江水患，派胡刚复教授设计并主持建造了1公里多长的防洪堤，解决村民水患，还与当地合作开办垦殖场。然而，随着招生季临近，前线战事紧张，浙大又不得不筹备再次搬迁。竺可桢前往湖南、广西等地寻新校址，此次出行较为顺利，路途平坦且争取到一些经费。

在广西宜山，他发现一个标营，改造后能满足师生居住需求。但命运弄人，几日后他收到夫人患痢疾的电报，匆忙赶回却惊闻小儿子竺衡已因痢疾去世，年仅14岁，而夫人病情也急剧恶化，最终离世。短短半个月，家庭支离破碎，竺可桢悲痛万分。

但他无暇沉浸悲伤，妻子去世仅两天，便投身于浙大内部师范学院组建工作，紧接着全身心投入招生组织、阅卷与命题工作，同时密切关注时局，做出一系列关键决策。浙大师生抵达宜山后，居住条件改善，学校渐具大学模样，为坚定学生信念，竺可桢决定创作校歌，1938年下旬马一浮完成《大不自多》。

可正当师生准备重振学术时，宜山突遭轰炸，118枚炮弹将标营多处设施夷为平地，唯一的钢琴也被毁。即便遭受如此沉重打击，浙大师生并未屈服。竺可桢发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告诫师生保持清醒，认识世界大势，肩负报国使命。师生深受鼓舞，坚定信念，再次踏上迁徙之路，最终抵达贵州遵义和湄潭。

在贵州，浙大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教学与科研。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正道曾在煤油灯下向王淦昌和苏步青请教学习；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在破旧的祠堂中发现了镶嵌显性遗传现象；苏步青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浙大学派在国际数学界奠定了基础；王淦昌一边放羊，一边潜心研究论文，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为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要成就奠定了基础。18年后，王淦昌响应国家号召，投身绝密任务，隐姓埋名，为国家国防事业奉献一切。

在流亡办学的岁月里，浙大不仅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其学术成果也得到了国际认可。李约瑟来到湄潭，对浙大的一流成果惊叹不已，赞誉其为“东方剑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竺可桢在阅读气象学论文时渐感吃力，他自嘲十年校长生涯已使自己成为落伍的气象学家。

但实际上，在救亡图存的艰难时期，他为师生带来的精神引领与力量支撑，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

回顾这段历史，上世纪30年代末教学与科研未彻底中断具有深远意义。中国近代科学起步较晚，首批留美幼童多数未完成大学学业便被召回。真正意义上的首批留学生，大多也只能获得学士学位，因为他们在出国前缺乏近代科学相关的理科课程基础。

但他们回国后成为教师，培养了第二代学生，使第二代在出国前能够接受近代科技体系培训，平均花费10-15年获得博士学位。竺可桢便是这一代的典型代表。他们回国后，第三代学生在国内顶级大学中得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如李正道、杨振宁，以及五六十年代构建战略核力量的众多元勋。

中国在科技领域能够取得进步，源于多方面因素。近代以来，尽管起步晚，首批留美幼童学业中断，真正首批留学生因出国前理科基础不足多获学士，但他们回国任教，培养出能接受近代科技体系培训的第二代学生，第二代平均10-15年获博士学位，如竺可桢这一代，进而让第三代学生在国内顶级大学接触前沿知识，完成人才培养的传承与积累。

中国有着深厚的科技历史底蕴，发明十进制、实现高精度天文测量，《物种起源》引用众多中国文献，1-15世纪科学成果在世界占比高，为后续发展奠定根基。

经济发展与历史规律也发挥推动作用，依据世界科技中心转移规律，国家成为科技中心前30年经济体量常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有望2028-2030年跃居世界第一，虽成为科技中心时间滞后但符合规律，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儒家传统注重人伦、勤奋、忍耐、延迟满足和教育，培养大量勤奋青年，使中国在年轻一代人才储备上位居世界首位，为科技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此外，以顶级学术期刊为塔尖的学术金字塔结构多年未变，其弊端与青年学者热情、科研成果溢出的矛盾，给新的去中心化评价平台、新算法及原始创新成果颠覆现有学术秩序带来机遇，同时AI在各应用科研领域深入发展，改变科研模式，中国在AI领域发展迅猛，有望在新科研格局助力科技进步。

文本来源：大蜡烛

来源：历史风云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