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言提出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创作理念，是中国当代文学从“精英叙事”向“民间回归”转型期的标志性理论命题。这一理念并非简单的创作立场调整，而是对“文学为谁”“如何为”等根本问题的重构——它既打破了传统“启蒙文学”中作家与民众的等级壁垒，也超越了单一“乡土文学”的

转自 写作杂谈

莫言提出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创作理念，是中国当代文学从“精英叙事”向“民间回归”转型期的标志性理论命题。这一理念并非简单的创作立场调整，而是对“文学为谁”“如何为”等根本问题的重构——它既打破了传统“启蒙文学”中作家与民众的等级壁垒，也超越了单一“乡土文学”的地域局限，将民间经验、民族记忆与世界文学视野熔于一炉。通过深度剖析“为老百姓写作”与“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本质分野，追溯莫言个人经历与文学传统对这一理念的滋养，解构其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民间叙事”的具体实践，评估其对当代文学创作、批评及政策导向的辐射效应，并直面理念引发的争议与反思，我们方能真正触摸这一理论的思想厚度与实践生命力。

一、“作为老百姓写作”与“为老百姓写作”的核心区别：从“俯视”到“平视”的文学姿态革命

莫言在2001年苏州“小说家讲坛”提出这一区分时，背后暗藏着世纪初中国文学的深层焦虑：彼时，部分作家要么陷入“精英化自赏”，用晦涩的语言与抽象的哲思脱离大众；要么延续“启蒙者姿态”，将“老百姓”塑造成需要被唤醒、被拯救的“沉默他者”。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莫言的区分具有了“破局”意义，二者的差异可从三个维度深入辨析：

（一）姿态差异：从“居高临下的说教”到“平等共情的体验”

“为老百姓写作”的核心症结，在于作家预设了“优于民众”的心理位置——这种姿态源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历史传统，却在当代文学中异化为一种隐性的“道德优越感”。作家往往以“代言人”自居，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人物，比如某些“扶贫题材”作品中，作家刻意塑造“愚昧的农民”与“英明的帮扶者”形象，用“教育者”的视角讲述“老百姓如何脱贫”，本质上仍是“俯视”的叙事。

而“作为老百姓写作”则要求作家彻底放下“精英滤镜”，以“局内人”的身份融入民间生活。莫言曾在访谈中形象地解释：“你不能站在田埂上看农民插秧，你得挽起裤子下到田里，感受泥水裹住脚踝的冰凉，体会腰杆酸痛的疲惫，这样写出来的‘插秧’才不是风景，而是生活。”这种“沉浸式体验”让作家与人物的关系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变为“同行者与共情者”——比如他写《生死疲劳》中驴的劳作，不是简单描写“驴在拉磨”，而是细致刻画驴“磨盘转动时的眩晕”“被鞭子抽打时的愤怒与无力”，这种感受并非源于想象，而是他童年时帮家里喂驴、看驴劳作的真实记忆投射。

（二）身份认同：从“外部观察者”到“民间一份子”

“为老百姓写作”将作家定位为“民间之外的解读员”，认为自己有能力“提炼民间的价值”“引导民间的方向”；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核心，是作家对自身“民间身份”的主动确认——不是“我为老百姓写”，而是“我就是老百姓，我写我的生活”。

莫言对此有清醒的认知：“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作家莫言’，我首先是‘高密农民管谟业’（莫言本名）。我写的高粱地、红辣椒、驴叫，都是我小时候天天见的东西；我写的西门闹、上官鲁氏，都是我听老人讲过的‘村里人的故事’。”这种身份认同让他避免了“知识分子对民间的误读”——比如他写农村人的“粗俗”，不用“愚昧”“落后”等贬义标签，而是还原其背后的生存逻辑：《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骂“驴日的”，不是单纯的粗鄙，而是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底层人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愤怒；《生死疲劳》中猪十六骂“这帮瘪犊子”，是动物视角下对人类贪婪的嘲讽，这种“粗俗”里藏着民间的生命力与正义感。

（三）创作效果：从“刻意的伟大”到“自然的真诚”

莫言以盲人阿炳创作《二泉映月》为例，揭示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真谛：“阿炳拉琴时，没想过要‘为民间创作伟大的音乐’，他只是把自己的失明之痛、流浪之苦，通过琴弦唱出来。如果他当时想着‘我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那《二泉映月》里就会多了刻意，少了真诚。”

“为老百姓写作”的作品往往追求“宏大意义”，却容易陷入“虚假的崇高”——比如某些作品为了突出“民间的苦难”，刻意堆砌悲惨情节，人物沦为“苦难符号”，失去了真实的情感温度；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作品，因源于作家的真实体验与共情，反而能抵达“朴素的伟大”。比如《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她没有“英雄事迹”，只是在动荡年代里一次次失去孩子，却又一次次咬牙活下去——这种“不刻意的坚韧”，比任何刻意塑造的“英雄母亲”更能打动读者，因为它就是中国底层女性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二、莫言创作理念的形成背景与思想来源：个人经历与文学传统的双重滋养

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理论建构，而是其人生经历、阅读积累与文学反思共同孕育的结果。从山东高密的农村少年，到部队的图书管理员，再到走向世界的作家，每一段经历都为这一理念注入了鲜活的养分。

（一）农村成长经历：理念的“生命底色”

1955年，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这是一个被胶河环绕、盛产高粱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民间故事的“魔幻之地”。他的童年恰逢中国农村的困难时期，11岁因家庭贫困辍学，开始放牛、割草、拾麦穗，这段艰辛的生活不是“苦难记忆”，而是他认识“老百姓”的第一课。

他曾在《我的文学经验》中回忆：“我放牛时，最喜欢趴在牛背上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有讲狐仙报恩的，有讲鬼怪复仇的，还有讲地主和长工的笑话的。这些故事里没有‘大道理’，却有老百姓的善恶观——比如狐仙会帮善良的穷人，鬼怪会惩罚作恶的地主。”这些民间故事不仅为他后来的魔幻创作提供了素材，更让他理解了“老百姓的精神世界”：他们不关心抽象的哲学，只关心“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好人能不能有好报”；他们的语言不华丽，却充满比喻与生命力——比如把“太阳”叫“老日头”，把“下雨”叫“老天爷撒尿”，这种鲜活的民间语言，后来成了他作品的标志性特色。

此外，农村生活中的“仪式感”也深刻影响了他：比如春节时的祭祖、婚丧时的唢呐、生病时的“叫魂”，这些源于民间信仰的习俗，不是“封建迷信”，而是老百姓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后来他在《生死疲劳》中写“六道轮回”，在《檀香刑》中写“猫腔祭祀”，本质上都是对这种民间仪式的文学转化——他没有用“知识分子的视角”批判这些习俗，而是还原其背后的情感逻辑：西门闹的转世，是老百姓对“因果报应”的期待；孙丙的“猫腔抗德”，是民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尊严。

（二）军旅背景：视野的“拓展与沉淀”

1976年，21岁的莫言参军入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部队，他历任战士、班长、教员，最关键的是担任了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位让他得以“系统性阅读”，跳出了农村经验的局限，接触到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曾坦言：“在部队图书馆，我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才知道文学可以写那么宏大的历史，却又能把普通人的情感写得那么细；我读了鲁迅的《祝福》，才明白‘写老百姓’不是写他们的‘苦’，而是写他们‘苦中的希望’；我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才开始思考‘老百姓的苦难’不是个人命运，而是时代的产物。”这种阅读让他的“民间视角”有了“历史深度”——他不再只写“高密农村的故事”，而是通过农村故事折射中国的历史变迁。

同时，军旅生涯让他学会了“客观观察社会”。作为军人，他需要关注国家政策、时代动向；但作为“农民出身的士兵”，他又能理解政策在底层的真实落地——比如他看到部队附近的农民因“统购统销”政策不得不交出粮食，既无奈又顺从；看到农村青年参军时的兴奋与退伍后的迷茫。这些观察后来都融入他的作品：《生死疲劳》中“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劳动，《蛙》中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民间困境，都是“时代宏大叙事”与“底层微观体验”的结合。

（三）文学传统影响：从“民间采集”到“传统继承”

莫言的创作理念深受中国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传统的滋养，其中最关键的是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他曾多次在访谈中提到：“蒲松龄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先驱。他在门前大树下支起茶炉，不是‘居高临下地收集民间故事’，而是‘平等地和行人交换故事’——你给我讲一个奇闻，我给你一杯茶、一袋烟，这种‘交换’里没有等级，只有真诚。”

《聊斋志异》对莫言的影响，不仅是“收集故事的方式”，更是“写民间人物的态度”。蒲松龄笔下的狐仙、鬼怪、书生，都不是“符号化的形象”：小翠天真烂漫，却能智斗贪官；聂小倩温柔善良，却有反抗恶势力的勇气；这些“非人类”的形象，本质上是“老百姓的化身”——他们有缺点，有欲望，但更有善良与正义。莫言后来写《生死疲劳》中的动物、《檀香刑》中的“猫腔艺人”，都延续了这种“以民间形象写民间精神”的传统。

此外，中国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也影响了他。《史记》中“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都是“以小人物写大历史”——项羽不是完美的英雄，陈涉不是天生的领袖，但他们的故事却能折射秦末的社会动荡。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本质上是“当代的史传”：“我爷爷”“我奶奶”不是“抗日英雄”的符号，而是有私心、有血性的普通人；上官鲁氏不是“完美母亲”，而是在苦难中挣扎的底层女性，他们的命运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紧密相连，却又保持着民间的鲜活与真实。

（四）跨文化融合：从“模仿借鉴”到“本土化创新”

20世纪80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冲击。莫言也不例外，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能把拉美魔幻直接搬到中国，就像不能把香蕉种在高密的高粱地里——土壤不一样，长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他提出要“避开这两座灼热的高炉”，核心是“将魔幻元素本土化”。

莫言的“本土化创新”，本质上是“拉美魔幻”与“中国民间想象”的结合。拉美魔幻源于当地的殖民历史、宗教信仰与自然环境，而莫言的魔幻则源于中国民间的“鬼神信仰”“轮回观念”与“乡土记忆”：比如《百年孤独》中的“会飞的地毯”，是拉美宗教中的“奇迹”；而《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是中国民间佛教信仰的体现——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不是“刻意的魔幻”，而是老百姓对“公平”的朴素期待：他一生善良却被冤杀，所以转世后能以动物的视角“看清人间的善恶”。

再比如《红高粱家族》中的“高粱地”，不是简单的“场景设置”，而是“民间生命力的象征”——高粱既能酿酒，也能藏人；既能象征丰收，也能象征反抗。这种“自然意象的人格化”，与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土地情结”有相似之处，但更具中国农村的特质：高密的高粱地是“老百姓的生存依靠”，也是“民间精神的载体”，这种“本土化的魔幻”，让他的作品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视野，又保持着中国民间的根脉。

三、“作为老百姓写作”在莫言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民间叙事的多维实践

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不是“魔幻元素的堆砌”，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的艺术落地。他通过民间叙事视角、方言语言、民间想象与民间正义的建构，将“老百姓的生活”与“魔幻的形式”完美融合，创造出既“接地气”又“有高度”的文学世界。

（一）民间叙事视角：从“精英俯视”到“底层平视”

莫言作品的核心叙事特点，是“以老百姓的眼睛看世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其视角都是“底层的、民间的”，没有“上帝视角”的全知，也没有“精英视角”的评判。

1.人物视角：“我们”而非“他们”

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多为底层民众：农民、手艺人、妓女、刽子手，他们不是被“审视”的“他者”，而是与作家平等的“我们”。比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余占鳌，他不是“完美的抗日英雄”：他抢亲、酿酒、打架，甚至有土匪的习气；但他也有血性——日本侵略者来了，他带着乡亲们在高粱地里打游击，哪怕牺牲也不投降。莫言写他时，没有用“英雄”或“土匪”的标签，而是用“家人的视角”：“我爷爷年轻时是个浑小子，但他是个有种的浑小子。”这种视角让人物摆脱了“符号化”，成为“老百姓身边的人”。

再比如《檀香刑》中的孙丙，他是个猫腔艺人，平时爱喝酒、吹牛，甚至有点懦弱；但当德国鬼子欺负乡亲时，他用猫腔召集村民反抗，哪怕最后被施以“檀香刑”也不低头。莫言写他的“懦弱”与“勇敢”，没有“批判”或“歌颂”，而是还原他的“真实”：他的懦弱是底层人的本能，他的勇敢是民间的尊严——这种“不完美的勇敢”，比“刻意的英雄主义”更有力量。

2.动物视角：“另类的民间眼睛”

《生死疲劳》是莫言“动物视角叙事”的巅峰之作，西门闹因被冤杀而转世为驴、牛、猪、狗、猴、人，每一次转世都是一个“民间视角”的切换。这些动物视角的核心作用，是“消解宏大叙事的严肃性，还原民间的真实感受”。

比如“驴视角”写土改：驴被分给贫农，却每天被鞭子抽打、被饿肚子；它不理解“土改”的“伟大意义”，只知道“以前跟着西门闹，能吃饱饭，现在跟着贫农，却要挨饿”。这种视角消解了“土改”的“意识形态叙事”，还原了底层农民在政策变动中的“真实体验”——他们不是“政策的受益者”或“受害者”的符号，而是有私心、有困惑的普通人。

再比如“猪视角”写改革开放：猪十六逃进森林，成了“野猪王”，它看到村民们开始做生意、盖新房，也看到有人为了赚钱偷工减料、欺负弱者。猪的视角没有“歌颂改革”或“批判腐败”，而是用“动物的本能”感受时代变化：“人类变得越来越忙，越来越贪心，他们忘了以前一起在田里劳作的日子。”这种“旁观者清”的视角，本质上是“民间对时代的朴素评判”——老百姓不关心“改革的理论”，只关心“日子是不是比以前好”“人心是不是比以前善”。

（二）方言与民间语言：从“精英语言”到“民间诗意”

莫言的语言风格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重要体现——他大量使用山东高密方言土语，却能在“粗俗”中提炼出“民间诗意”，打破了“文学语言必须优雅”的精英偏见。

1.方言的“生活质感”

莫言作品中的方言，不是“刻意的地域符号”，而是“生活的载体”。比如“驴日的”“狗杂种”这些粗俗词汇，在他的笔下有了具体的语境与情感：《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骂日本鬼子“驴日的”，是愤怒的宣泄；《生死疲劳》中驴骂赶驴人“狗杂种”，是委屈的反抗；这些词汇不是“脏字”，而是底层人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情感，充满了生活的质感。

再比如高密方言中的“杠子头”（倔强的人）、“二愣子”（鲁莽的人）、“馋老婆”（贪吃的女人），这些称呼没有贬义，而是带着民间的幽默与善意。《丰乳肥臀》中的“馋老婆”上官来弟，喜欢偷吃家里的粮食，莫言写她时没有批判，而是调侃：“上官来弟的嘴就像个无底洞，刚吃完一个馒头，转眼又盯着锅里的红薯。”这种语言让人物更鲜活，也让读者感受到民间的“烟火气”。

2.民间语言的“诗意提炼”

莫言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民间语言中提炼出“诗意”——不是“精英式的抒情”，而是“源于生活的美”。比如《红高粱家族》中写高粱地：“高粱红了，像一片血海；风一吹，高粱穗子摇晃，像无数只手在召唤。”这种比喻不是源于书本，而是源于农民对高粱地的观察——高密农民形容高粱红，就是“红得像血”；形容高粱穗子摇晃，就是“像人在摆手”。莫言将这种民间的比喻提炼为文学语言，既保持了民间的质朴，又有了文学的美感。

再比如《生死疲劳》中写月光：“月光像水一样洒在地上，把庄稼照得发亮，连草叶上的露水都像珍珠。”这种描写源于民间对月光的感受——农民晚上下地，会说“月光亮得能看书”“露水晶晶的像珠子”。莫言没有用“精英语言”写“月光皎洁”“露珠晶莹”，而是用民间的感受写月光，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高密的田野，感受到民间的自然之美。

（三）民间想象与魔幻元素：从“外来模仿”到“民间扎根”

莫言作品中的魔幻元素，不是“拉美魔幻的翻版”，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民间想象与文化传统，是“老百姓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的文学表达。

1.六道轮回：民间的“因果报应”

《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源于中国民间的佛教信仰——老百姓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一个人被冤杀，上天会让他转世回来“看清真相”。西门闹是个善良的地主，却被冤杀，所以他转世为驴、牛、猪等动物，每一世都能看到人间的善恶：他看到冤杀他的人后来的下场，看到他的家人在时代中的挣扎，也看到老百姓在苦难中的坚韧。

这种“轮回”不是“刻意的魔幻”，而是民间的“正义期待”——老百姓没有权力改变现实，只能通过“轮回”“报应”等想象，表达对公平的渴望。莫言写“轮回”，本质上是写民间的“精神世界”：他们不相信“官方的正义”，只相信“上天的正义”；他们不理解“复杂的历史”，只通过“因果报应”理解时代的变迁。

2.猫腔戏曲：民间的“精神符号”

《檀香刑》中的“猫腔”，是高密当地的民间戏曲，源于民间的“祭祀仪式”。猫腔的唱腔悲怆、激昂，既能表达悲伤，也能表达愤怒；猫腔的内容多是民间的故事，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都是老百姓喜欢的“善恶故事”。

莫言将猫腔融入小说，让它成为“民间精神的符号”：孙丙是猫腔艺人，他用猫腔召集村民反抗德国鬼子，因为猫腔是“老百姓的语言”——乡亲们听不懂“革命口号”，却能听懂猫腔里的“愤怒与勇气”；孙丙在受檀香刑时，还在唱猫腔，因为猫腔是他的“尊严”——哪怕被折磨，他也要用民间的艺术表达反抗。

这种“猫腔与情节的融合”，不是“炫技式的民俗展示”，而是“民间精神的文学转化”——猫腔不再是单纯的戏曲，而是老百姓的“团结方式”“反抗武器”与“精神寄托”。

3.高粱地意象：民间的“生命力象征”

《红高粱家族》中的“高粱地”，是高密民间的“生命图腾”。高粱是高密农民的主要作物，它耐旱、耐涝，生命力顽强；高粱能酿酒，是老百姓的“快乐源泉”；高粱地能藏人，是老百姓的“避难所”。莫言将高粱地写成“魔幻的空间”：它既能孕育生命（高粱生长），也能见证死亡（“我爷爷”在高粱地里杀鬼子）；它既能带来快乐（“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相爱），也能带来悲伤（乡亲们在高粱地里被鬼子杀害）。

这种“高粱地的魔幻性”，本质上是民间对“自然的敬畏”——老百姓相信，高粱地有“灵性”，它能理解人的喜怒哀乐，能保护善良的人，能惩罚邪恶的人。莫言写高粱地，不是写“自然景观”，而是写民间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四）民间正义与批判精神：从“居高临下的说教”到“民间体验的自然流露”

莫言的作品不回避对社会的批判，但他的批判不是“精英式的指责”，而是“源于民间体验的自然表达”——他通过人物的经历与感受，让读者自己体会到社会的不公、权力的压迫，而不是直接站出来“说教”。

1.对权力压迫的批判：《檀香刑》中的孙丙冤案

《檀香刑》中的孙丙，是个普通的猫腔艺人，因为儿子被德国鬼子杀害，他召集村民反抗，却被清政府逮捕，施以“檀香刑”——一种极其残忍的死刑。莫言写这个故事，没有直接批判“清政府的腐败”“德国鬼子的残暴”，而是通过孙丙的感受、乡亲们的反应，让读者体会到“权力的暴力”：

孙丙在受刑时，看到围观的乡亲们“有的害怕，有的愤怒，有的麻木”，他明白“自己的痛苦不是个人的，而是所有老百姓的痛苦”；清政府的官员为了讨好德国鬼子，不惜用最残忍的刑罚杀害同胞，他们的“冷酷”比“檀香刑”更让人恐惧。这种批判不是“刻意的揭露”，而是“民间苦难的真实呈现”——老百姓面对权力压迫，要么反抗（孙丙），要么麻木（围观的乡亲），要么妥协（清政府官员），这种“众生相”正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

2.对政策失误的批判：《蛙》中的计划生育困境

《蛙》是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之作，他通过“我”（蝌蚪）的经历，展现了政策在底层的“变形”：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村干部强行拉孕妇去堕胎，甚至不惜伤害孕妇的身体；老百姓为了生孩子，不得不躲到外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莫言写这个故事，没有“批判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而是批判“政策执行中的暴力”——他通过蝌蚪的母亲、妻子的经历，让读者体会到“政策与民间需求的冲突”：老百姓想生孩子，是因为“多子多福”的民间观念，是因为“想让家里有个顶梁柱”；而政策的“一刀切”，忽略了民间的真实需求，导致了无数家庭的悲剧。这种批判充满了“理解与同情”——他既理解政策的“初衷”（控制人口），也理解老百姓的“无奈”（想生孩子），这种“辩证的批判”比“单一的指责”更有深度。

3.对人性异化的批判：《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转世

《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转世为动物后，看到了“人性的贪婪与异化”：改革开放后，有的人因为“投机倒把”发了财，却忘了“以前的穷朋友”；有的人当了官，却开始贪污受贿，欺负老百姓；有的人追求“城市生活”，却忘了“农村的根”。

莫言写这些现象，不是“批判‘发财’‘当官’‘进城’本身”，而是批判“人性的迷失”——他通过动物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人在时代变化中的堕落”：以前的农民虽然穷，但“互相帮助”；现在的人虽然富了，却“互相算计”。这种批判源于民间的“朴素价值观”——老百姓认为“人不能忘本”“不能为了钱丢了良心”，而莫言正是通过这种“民间价值观”，反思时代的“精神危机”。

四、莫言理念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与启示：从创作到批评的全方位转型

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创作，更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它推动了创作姿态的转变、叙事风格的革新、题材的拓展，也影响了文学批评的视角与政策的导向，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民间的活力”。

（一）创作姿态的转变：从“启蒙者”到“同行者”

在莫言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启蒙者姿态”较为普遍——作家往往以“精神导师”自居，认为自己有责任“唤醒民众”“引导民间”。而莫言的理念让更多作家意识到：“作家不是‘启蒙者’，而是‘民间的同行者’；文学不是‘教育工具’，而是‘民间经验的表达’。”

这种转变最典型的代表是青年作家魏思孝。魏思孝是山东滨州的农民，他的《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王能好》《都是人民群众》）写的是当代农村的“小人物”：打工者、留守老人、乡村干部，他在访谈中说：“我不是‘为农民写作’，我就是农民，我写的都是我身边的人和事——王能好是我们村的一个光棍，他一辈子没结婚，靠打零工过日子；余事勿取是我们村的一个老人，他儿子在城里打工，他一个人守着老房子。”这种“身份认同”与莫言的理念一脉相承——他不刻意“美化农村”，也不刻意“批判农村”，只是客观呈现农民的“真实生活”：他们有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有无奈（赚不到钱），但也有希望（想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除了魏思孝，刘震云、贾平凹等作家也受到这种姿态的影响。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写的是北京的普通公务员，他没有“批判官场的黑暗”，而是写“小人物的琐碎生活”：买豆腐、挤公交、应付领导，这种“不宏大”的叙事，本质上是“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延伸——他把“城市白领”也视为“老百姓”，写他们的“生存压力”与“精神困境”；贾平凹的《秦腔》写的是陕西农村的变迁，他用“民间的视角”写农村的“空心化”“传统文化的流失”，没有“居高临下的惋惜”，而是“共情式的记录”——他理解农民的“无奈”，也理解时代的“必然”。

（二）叙事风格的革新：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与民间元素的“主流化”

莫言的创作让“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也让“民间元素”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创作资源——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将民间语言、民间戏曲、民间信仰融入小说，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叙事风格”。

1.民间戏曲与小说的融合

莫言在《檀香刑》中对“猫腔”的运用，启发了后来的作家将民间戏曲融入小说。比如毕飞宇的《推拿》，虽然写的是盲人按摩师，但其叙事节奏借鉴了“苏州评弹”的“舒缓与细腻”——评弹讲究“说噱弹唱”，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推拿》也注重盲人的“内心世界”，用细腻的语言写他们的“爱情”“友情”与“尊严”，这种“戏曲化的叙事”让小说更有“民间的温度”。

再比如李洱的《花腔》，借鉴了“河南坠子”的“多视角叙事”——坠子往往通过不同角色的“唱段”讲述一个故事；《花腔》也通过三个不同人的视角，讲述知识分子葛任的故事，每个视角都有“民间的偏见与真实”，这种叙事既丰富了小说的层次，也体现了“民间叙事的多元性”。

2.民间语言的“文学化”

莫言对民间语言的运用，打破了“文学语言必须优雅”的偏见，让更多作家开始重视民间语言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宇的《冬泳》，写的是东北下岗工人的生活，他大量使用东北方言：“唠嗑”（聊天）、“整两口”（喝两杯酒）、“贼拉冷”（非常冷），这些方言不是“刻意的点缀”，而是“人物性格的载体”——下岗工人王响说“唠嗑”，体现了他的“热情”；他说“贼拉冷”，体现了东北的“寒冷”与他的“生活压力”。班宇曾说：“东北方言里有‘狠劲’，也有‘温情’，我想把这种‘劲’写进小说，让读者感受到东北人的‘生命力’。”

再比如双雪涛的《飞行家》，写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小人物，他的语言既有“民间的粗粝”，又有“文学的诗意”：“工厂的烟囱不冒烟了，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冬天的雪下得很大，把工厂的大门都埋了。”这种语言源于东北民间对“工厂”的感受——老工人形容烟囱，就是“像巨人”；形容雪大，就是“能埋了门”。双雪涛将这种民间语言提炼为文学语言，既保持了民间的质朴，又有了文学的美感。

（三）题材拓展：从“宏大历史”到“底层生存”与“民间记忆”

莫言的作品让当代文学的题材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向“底层生存经验”与“民间记忆”——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写他们的“苦难”“希望”与“精神世界”，而不是只写“英雄”“伟人”的故事。

1.底层生存经验的“深度挖掘”

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让“底层生存”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后来的作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度挖掘”。比如胡学文的《有生》，写的是河北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有生”，她活了100多岁，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莫言写的是“时代对底层的影响”，而胡学文写的是“底层对时代的抵抗”——有生一辈子都在“保护孩子”，她收养了无数孤儿，哪怕在饥荒年代，她也宁愿自己挨饿，也要让孩子活下去。这种“底层的韧性”，是对莫言题材的“延伸与深化”。

再比如张忌的《南货店》，写的是浙江小镇的一个南货店店员，他没有“宏大的理想”，只是想“好好过日子”：他帮顾客挑货、记账，和邻居聊天、喝酒，这种“琐碎的生活”，本质上是“底层生存的真实写照”——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柴米油盐”的，张忌通过这种“琐碎”，展现了底层的“生活智慧”与“精神满足”。

2.民间记忆的“文学保存”

莫言的作品也让“民间记忆”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民间记忆不是“官方历史”，而是老百姓对历史的“私人记忆”，它可能不“全面”，但很“真实”。比如阎连科的《受活》，写的是河南农村的“受活庄”，庄里的人都是残疾人，他们在“文革”时期“闹革命”，在改革开放后“搞旅游”，阎连科写的不是“文革的官方历史”，而是“残疾人对文革的记忆”——他们不懂“革命的意义”，只知道“跟着别人闹，能有饭吃”；他们不懂“旅游的概念”，只知道“能赚钱，能让孩子上学”。这种“民间记忆”，补充了“官方历史”的空白，也让历史更“鲜活”。

再比如金宇澄的《繁花》，写的是上海的“民间记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吃泡饭、逛弄堂、听评弹，金宇澄用“上海方言”写这些细节，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民间的生活流”——他让读者感受到“上海的烟火气”，也感受到“老百姓在时代中的适应与坚守”。

（四）对青年作家的启发：从“模仿”到“创新”的民间立场实践

莫言的理念不仅影响了同辈作家，更启发了新生代作家——他们在继承“民间立场”的同时，也在寻求“新的表达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民间叙事”。

1.舒飞廉：民间叙事与“现代化反思”的结合

舒飞廉的《多宝鱼》，写的是湖南农村的一个葬礼——村里的老人去世了，他的子女从城里回来办葬礼，却因为“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产生了矛盾：儿子想“简化葬礼”，用微信通知亲友，用汽车拉棺材；女儿想“按传统办”，请道士做法事，用轿子抬棺材。舒飞廉写这个故事，没有“批判现代化”，也没有“歌颂传统”，而是通过“葬礼的细节”，展现农村在现代化中的“困惑”：老百姓既想“跟上时代”（用微信、汽车），又不想“丢了传统”（道士、轿子），这种“矛盾”正是当代农村的真实写照。

舒飞廉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将“民间叙事”与“现代化反思”结合——莫言的作品多写“过去的农村”，而舒飞廉写的是“现在的农村”，他关注的是“现代化对民间的影响”，这种“现实关怀”是对莫言理念的“延伸”。

2.班宇：民间立场与“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班宇的《白象》《冬泳》，写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工人”，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民间立场与东北地域文化深度融合”——东北的“重工业文化”“二人转文化”“方言文化”都成为他小说的重要元素：

《白象》中的下岗工人“老杨”，以前是工厂的技术骨干，下岗后靠修自行车过日子，他最大的爱好是“听二人转”——二人转里的“苦情戏”，正好唱出了他的“失落与无奈”；《冬泳》中的“周宇航”，下岗后去游泳，东北的“寒冬”与“泳池的热水”形成对比，象征着他的“内心挣扎”（想放弃又不甘心）。班宇的作品让“地域文化”成为“民间立场”的载体，既保持了民间的真实，又有了“地域的独特性”。

（五）对文学批评的转向：从“精英标准”到“民间维度”的重视

莫言的理念也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转向——以前的文学批评多以“精英标准”评判作品（比如“语言是否优雅”“思想是否深刻”），而现在的批评开始重视“民间维度”（比如“是否真实反映民间生活”“是否尊重民间价值观”）。

1.对“人民性”的重新解读

以前的文学批评认为“人民性”就是“歌颂人民的伟大”，而现在的批评认为“人民性”是“尊重人民的真实”——学者张清华在《莫言的民间立场与文学突围》中指出：“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重新定义了‘人民性’——它不是‘精英对人民的想象’，而是‘人民对自己生活的表达’；它不是‘刻意的崇高’，而是‘朴素的真实’。”这种解读让“人民性”回归了“民间的本质”，也为批评提供了新的标准。

比如对贾平凹《秦腔》的评价，以前的批评认为它“太琐碎，没有宏大叙事”，而现在的批评认为它“真实反映了农村的民间生活”——《秦腔》里的“引生”是个疯子，他的视角“不理性”，但正好反映了农村的“混乱与迷茫”；小说里的“秦腔”，不是“传统文化的符号”，而是“农民的精神寄托”，这种“民间维度”的评价，让《秦腔》获得了更高的认可。

2.对“民间叙事”的理论建构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民间叙事”进行理论建构，形成了“民间叙事学”的雏形。学者洪治纲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民间叙事》中指出：“民间叙事不是‘边缘叙事’，而是‘当代文学的核心叙事之一’——它有自己的叙事视角（底层平视）、叙事语言（民间方言）、叙事内容（民间生活）、叙事价值观（民间善恶观），它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这种理论建构不仅肯定了莫言的创作，也为其他作家的“民间叙事”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如对魏思孝、班宇等作家的批评，不再用“精英标准”要求他们，而是用“民间叙事标准”评价他们：“魏思孝的作品虽然语言朴素，但真实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班宇的作品虽然题材小众，但深刻体现了东北下岗工人的精神世界。”

（六）政策与创作的张力：国际影响力与本土政策的“微妙平衡”

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本土的文艺政策形成了“微妙的张力”——官方既想借助他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又对他作品中的“批判性内容”（如对历史的反思、对权力的批判）保持警惕。

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文艺要歌颂英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莫言，但政策导向与莫言作品的“民间批判视角”存在差异：莫言的作品多写“小人物的苦难”，而政策强调“歌颂英雄的伟大”；莫言的作品对历史有“反思”，而政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即对历史的过度批判）。

但这种张力并没有导致“政策对莫言的否定”，反而推动了政策的“包容”——一方面，莫言的国际影响力让官方意识到“民间叙事”的“对外传播价值”：他的作品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让外国读者了解了“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这种“文化输出”是“歌颂英雄”的作品难以替代的；另一方面，官方也开始调整政策，在“歌颂英雄”的同时，也允许“民间叙事”的存在——比如近年来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也开始关注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如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都有“民间叙事”的元素。

这种“微妙平衡”表明，莫言的理念不仅影响了创作与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导向——它让官方意识到，“文学的多样性”是“文学繁荣”的关键，“民间叙事”与“英雄叙事”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五、“作为老百姓写作”的争议与反思：在肯定与质疑中深化的理念

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虽然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文学与民间的关系”，也涉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与商业的关系”等根本问题。对这些争议的反思，不仅能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理念，也能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启示。

（一）民间叙事的真实性争议：“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还是“真实的民间表达”

这是争议最核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本质上仍是“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而非“真实的民间表达”——因为莫言虽然有农村经历，但他后来成为了“知名作家”，脱离了农村生活，他的“民间叙事”是经过“知识分子筛选”的，不是“原汁原味的民间表达”。

1.质疑者的观点：“筛选后的民间”

学者李陀在《再谈“民间”》中指出：“莫言写的‘民间’，是他想让读者看到的‘民间’——他放大了民间的‘苦难’与‘魔幻’，忽略了民间的‘积极面’（比如农民的乐观、农村的进步）；他用‘文学语言’提炼民间语言，本质上是‘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改造’，不是‘民间的自然表达’。”

质疑者还认为，莫言的“民间叙事”存在“精英视角的残留”——比如《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虽然源于民间信仰，但莫言用“文学的结构”（六世转世对应六个时代）将其“系统化”，而真实的民间信仰是“零散的”“非系统化的”；再比如《檀香刑》中的“猫腔”，莫言用“小说的情节”将其“戏剧化”，而真实的猫腔是“日常的”“非戏剧化的”。这种“系统化”“戏剧化”，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加工”，而非“民间的真实”。

2.支持者的观点：“共情式的民间表达”

支持者则认为，莫言的“民间叙事”是“共情式的表达”，而非“想象式的改造”——因为莫言的“民间叙事”源于“真实的体验”与“真诚的共情”，他没有“美化民间”，也没有“丑化民间”，只是客观呈现民间的“复杂性”。

学者程光炜在《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民间转向》中指出：“莫言写民间的‘苦难’，不是‘刻意放大’，而是他童年的真实记忆——他小时候饿过肚子，见过村里人因为穷吵架，这些都是真实的；他写民间的‘魔幻’，不是‘刻意编造’，而是他小时候听的民间故事，这些也是真实的。”

支持者还认为，“文学的真实”不是“原汁原味的真实”，而是“情感的真实”——莫言的作品虽然经过“文学加工”，但它传达的“民间情感”是真实的：老百姓对公平的渴望、对苦难的忍耐、对尊严的坚守，这些情感不会因为“文学加工”而改变。比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她的“坚韧”是中国底层女性的真实情感，这种情感比“原汁原味的民间语言”更重要。

3.反思：“文学真实”与“民间真实”的关系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文学真实”与“民间真实”的关系——文学不是“民间的镜子”，不能“原汁原味”地反映民间；文学是“民间的艺术转化”，它需要通过“加工”“提炼”，让民间的“情感”与“精神”更清晰地呈现。莫言的“民间叙事”虽然不是“原汁原味的民间”，但它是“情感真实的民间”——这种“真实”，比“形式上的真实”更有文学价值。

同时，这场争议也提醒作家：“作为老百姓写作”不能停留在“体验式写作”，还要保持“对民间的敬畏”——不能用“知识分子的滤镜”随意改造民间，要尽量尊重民间的“本来面貌”；也不能“迎合民间”，要保持“文学的独立性”——既要“融入民间”，也要“反思民间”（比如民间的“愚昧”“落后”），这样的“民间叙事”才更全面、更深刻。

（二）商业与文学的冲突：“诺奖光环”下的文学价值异化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销量激增——据统计，2012年之前，莫言的作品总销量约为100万册；2012年之后，仅《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两本书的销量就突破了500万册。这种“商业成功”带来了新的争议：“诺奖光环”是否让莫言的作品“异化”——读者购买他的作品不是因为“文学价值”，而是因为“诺奖的名气”；出版商出版他的作品不是因为“文学意义”，而是因为“商业利益”。

1.商业异化的表现

-**读者的“盲目购买”**：很多读者购买莫言的作品后，根本没有读完，甚至没有翻开——他们购买的不是“书”，而是“诺奖的符号”，用来“炫耀”或“收藏”；

-**出版商的“跟风出版”**：很多出版商为了盈利，推出了“莫言跟风作”——比如《高密的故事》《中国的魔幻》，这些书质量低下，却打着“莫言风格”的旗号，误导读者；

-**版权的“垄断与炒作”**：莫言的作品版权被多家出版社争夺，导致同一本书有多个版本，价格参差不齐；有的出版社甚至炒作“莫言的手稿”“莫言的私人信件”，将“文学”变成了“商品”。

2.对文学严肃性的冲击

这种“商业异化”对文学的严肃性造成了冲击——它让“文学价值”让位于“商业利益”，让“读者的阅读”变成了“盲目消费”。有学者担忧：“如果莫言的作品只是因为‘诺奖’而被关注，那么他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也会被‘诺奖光环’掩盖——读者不会关注他‘写了什么民间故事’，只会关注‘他是诺奖得主’；作家不会学习他的‘民间立场’，只会学习他‘如何获得诺奖’。”

3.反思：文学与商业的“平衡”

这场争议提醒我们，文学不能脱离商业——商业能让文学“走得更远”，让更多读者看到优秀的作品；但文学也不能被商业“绑架”——文学的核心价值是“情感的真实”“精神的传承”，而不是“销量”“利润”。

莫言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获奖后多次强调：“希望读者能静下心来读我的作品，而不是只关注‘诺奖’这个标签；希望出版商能尊重文学的规律，不要过度炒作。”他的这种态度为作家提供了启示：在商业时代，作家要保持“文学的初心”——既要“让作品被读者看到”，也要“让作品有文学价值”；既要“适应商业规则”，也要“坚守文学底线”。

（三）年轻作家的继承与突破：在“民间立场”下寻求“新的表达”

莫言的理念启发了年轻作家，但年轻作家没有“照搬”他的风格，而是在“民间立场”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表达方式”——这种“继承与突破”，既体现了莫言理念的生命力，也展现了当代文学的多元化。

1.魏思孝：“写实主义”的民间叙事

魏思孝的《乡村三部曲》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他没有用莫言的“魔幻手法”，而是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客观呈现农村的“真实生活”：

《王能好》中的王能好，是个光棍，他一辈子没结婚，靠打零工过日子，他最大的愿望是“盖一间新房子”；为了这个愿望，他省吃俭用，甚至去工地干最累的活，最后却因为一场意外去世。魏思孝写这个故事，没有“魔幻元素”，没有“激烈的情节”，只有“日常的琐碎”——王能好的“吃饭”“睡觉”“打工”，但这种“琐碎”却充满了“民间的真实”：农民的“愿望很简单”（盖房子），但“实现很难”（意外去世）；农民的“生活很平淡”，但“充满了无奈”。

魏思孝的突破在于，他将“民间叙事”从“魔幻”拉回“写实”——他证明，“作为老百姓写作”不一定需要“魔幻手法”，“写实”也能展现民间的“精神世界”；“民间叙事”不一定需要“宏大的历史背景”，“日常的生活”也能体现民间的“生存状态”。

2.双雪涛：“悬疑手法”的民间叙事

双雪涛的《飞行家》是“悬疑手法”的代表——他将“民间叙事”与“悬疑情节”结合，用“解谜”的方式展现底层的“精神困境”：

《飞行家》中的“我”，是个东北的年轻人，他听说“老秦”能“飞”，于是开始调查老秦的故事；在调查中，他发现老秦是个下岗工人，他的“飞行”其实是“想自杀”——他想从高楼跳下去，却被人误以为“会飞”。双雪涛用“悬疑”的手法，一步步揭开老秦的“秘密”，也一步步展现了东北下岗工人的“失落与绝望”：老秦以前是工厂的技术骨干，下岗后找不到工作，妻子也离开了他，他的“飞行”是他对“现实的逃避”，也是他对“尊严的坚守”。

双雪涛的突破在于，他将“民间叙事”与“类型文学”结合——他证明，“作为老百姓写作”不一定需要“纯文学的形式”，“类型文学”也能承载“民间的精神”；“民间叙事”不一定需要“悲情的基调”，“悬疑”也能体现民间的“复杂性”。

3.反思：“民间立场”的“开放性”

年轻作家的“继承与突破”表明，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不是“固定的模式”，而是“开放的立场”——它的核心是“尊重民间的真实”“共情民间的情感”，而不是“固定的叙事手法”“固定的题材”。

这种“开放性”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不同的作家可以用不同的手法（写实、悬疑、科幻）、不同的题材（农村、城市、小镇）、不同的语言（方言、普通话）来实践“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理念，形成“多元化的民间叙事”。这种“多元化”，正是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

六、结论与启示：在民间的土壤中生长的文学力量

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财富”——它不是“简单的创作口号”，而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思考”；它不是“个人的创作风格”，而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性指导”。这一理念的核心，是“打破等级，回归本真”——打破作家与民众的等级壁垒，让文学成为“平等对话的桥梁”；回归民间的真实与真诚，让文学成为“人民的声音”。

通过对这一理念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一）对作家的启示：在“融入”与“反思”中平衡

1.**身份认同的重构**：作家要放弃“精神贵族”的自居，主动确认自己的“民间身份”——不是“我为老百姓写”，而是“我是老百姓，我写我的生活”。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刻意的伪装”，而是“真诚的融入”——作家要深入民间生活，与老百姓交朋友，听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情感，这样才能写出“真实的民间”。

2.**叙事视角的转换**：作家要从“俯视”转向“平视”，用“老百姓的眼睛看世界”——不刻意“美化民间”，也不刻意“丑化民间”，而是客观呈现民间的“复杂性”：民间有“善良”，也有“愚昧”；有“坚韧”，也有“懦弱”；有“希望”，也有“绝望”。这种“平视”的视角，能让文学更有“真实感”与“感染力”。

3.**语言风格的回归与创新**：作家要重视民间语言的“价值”——民间语言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诗意的想象”，是文学语言的“源头活水”。但作家也不能“照搬”民间语言，而是要“提炼”“创新”——将民间语言的“质朴”与文学语言的“美感”结合，形成“有民间特色的文学语言”。

4.**批判精神与共情意识的结合**：作家要保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不是“精英式的指责”，而是“源于民间体验的自然表达”——作家要通过人物的经历与感受，让读者自己体会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直接“说教”；同时，作家也要有“共情意识”——理解民间的“无奈”与“困惑”，尊重民间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这样的批判才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二）对文学批评的启示：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

文学批评要打破“精英标准”的垄断，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既要重视“语言的优雅”“思想的深刻”，也要重视“民间的真实”“情感的真诚”；既要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也要关注“底层的生存经验”；既要评价“纯文学作品”，也要评价“类型文学作品”。

这种“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能让更多“有民间立场”的作品获得认可，也能推动“民间叙事”的发展——它能让批评成为“创作的助力”，而不是“创作的束缚”；能让批评成为“连接作家与读者的桥梁”，而不是“精英的自说自话”。

（三）对文学政策的启示：保持“包容性”与“引导性”的平衡

文学政策要保持“包容性”——允许“不同风格”“不同立场”的作品存在，包括“民间叙事”的作品、“英雄叙事”的作品、“先锋叙事”的作品；不搞“一刀切”，不将某一种风格、某一种立场视为“唯一正确”的。

同时，文学政策也要保持“引导性”——引导作家“深入民间”“关注现实”，鼓励作家创作“有民间温度”“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引导出版商“尊重文学规律”，不要过度炒作，不要让商业利益绑架文学价值；引导读者“理性阅读”，不要盲目追求“名人效应”“奖项效应”，而是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情感价值”。

（四）对读者的启示：在“民间叙事”中理解“真实的中国”

读者要重视“民间叙事”的作品——这些作品能让读者看到“真实的中国”：不是“新闻报道中的中国”，不是“官方宣传中的中国”，而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中国”；不是“宏大的中国”，而是“具体的中国”——是高粱地里的农民，是工厂里的工人，是城市里的打工者，是小镇上的手艺人。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读者能理解“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能感受到“民间的生命力”与“韧性”；也能反思“时代的问题”与“社会的责任”，从而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

结语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讲故事的人”，不是“高高在上的叙述者”，而是“民间故事的收集者与传播者”——他收集老百姓的故事，用文学的方式讲给世界听；他传播民间的精神，让世界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世界”。

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理念，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真正的文学力量，不是来自“精英的智慧”，而是来自“民间的土壤”；真正的文学价值，不是来自“奖项的认可”，而是来自“人民的喜爱”。在当代文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这一理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文学要“扎根民间”“服务人民”，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才能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精神桥梁”；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的价值”——让人们在故事中理解彼此，在情感中凝聚力量。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