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老街上，三轮车的轱辘碾过晒蔫的杨巴狗（杨巴狗是方言，一种老式杨树的花序，像毛毛虫），大圆盆里散发出似曾相识的咸腥味。卖糟鱼的老人蹬着锈迹斑斑的脚蹬三轮，后车斗里放着一个大黑塑料盆，上面蒙着结结实实的油纸。

文/赵先知

“买糟鱼喽，谁要糟鱼……”起初，这叫卖声拖得很长，随后就变成了短促的“”糟鱼……糟鱼……”。

村里老街上，三轮车的轱辘碾过晒蔫的杨巴狗（杨巴狗是方言，一种老式杨树的花序，像毛毛虫），大圆盆里散发出似曾相识的咸腥味。卖糟鱼的老人蹬着锈迹斑斑的脚蹬三轮，后车斗里放着一个大黑塑料盆，上面蒙着结结实实的油纸。

我知道这是卖糟鱼的，上次见到这样的小贩，还是我读初三的时候，如今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出于好奇，我不由自主地跟了半条街，看着他掀开油纸，只见一条条暗红色的小鲫鱼在大盆里码得整整齐齐，一些不知名的大料蔫耷耷地粘在鱼肚上。

三十年前，乡村里有很多人家在过年期间这样糟鱼，尤其是老舅家所在的鲁西南地区。春天收蒜后，老舅总是存一部分晒干，搁在灶屋的梁上，留着在腊月里做糟鱼。

儿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很多。大清早，老屋的青砖上还泛着冰霜，老舅就蹲在屋檐下刮鱼鳞。搪瓷盆里的小鲫鱼挤作一团，尾巴拍得水花溅到蓝布围裙上。这是腊月廿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乡村的冬雾裹着柴火气，似乎要把整个村子泡成了灰蒙蒙的瓷罐子。

糟鱼最好用新鲜的鲫鱼。老舅天不亮就去东洼的鱼塘，铁刨子划开水面，捞上来的鱼还带着河泥味。二斤以上的留着走亲戚，剩下指把长的才拿来做糟鱼。鱼鳃要抠干净，鳞片刮到尾巴尖，内脏里的黑膜要用竹签挑，漏一丝腥气都糟不出好味道。

土灶上的铁锅很大，能躺下三个娃。锅底铺陈年干蒜苗，加上葱花油盐用油煸熟，鱼头朝外码成菊花状，老舅的糙手比尺子还准，每条鱼间隔正好塞进几个大蒜瓣。撒盐讲究手腕抖三抖，八角和茴香籽要包在粗布里，淋上三遍白酒两遍醋，最后浇的那勺老酱，是我帮忙从乡供销社打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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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锅的青石是姥爷那辈传的。火烧起来后，灶台上就剩下咕嘟声，水汽顺着门缝往屋外蔓延。表弟扒着灶台数时辰，老舅拿烟袋杆敲他脑门：“急啥？头遍火旺二遍火文，三遍火要焖到星星出全。”

年三十的供桌上总摆着黑陶钵。糟鱼缩成枣红色，鱼刺酥得能嚼，鱼肉里渗着蒜叶香。三姨夫每年来走亲戚，单就着鱼能喝半斤地瓜烧。夹一筷子又辣又香的干蒜苗，能下大半个馒头，连最挑食的小侄女都吃半个馍。老舅捏着锡酒壶说：“今年干旱，塘里水退了三分，今年鱼比往年少，可滋味没短。”

后来集市上有卖真空装的糟鱼。塑料袋子胀鼓鼓的，拆开淌黑汤，像是鱼肚子里的淤泥没去净。大姐过年提回两盒，老舅尝了口就推开：“火候差了七分，这是拿高压锅催的。”他摸出存了两年的蒜叶，灶上锅却换了煤气灶，蓝火苗舔着不锈钢锅底，怎么调也找不准柴火的脾气。

2007年，老舅家的老屋翻新时拆了土灶，新砌的瓷砖灶台亮得照人。过年时，老舅的手在玻璃柜门前悬了半天，终究没拿出勇气再做一次糟鱼。

后来，村东的百里荒改造，东洼鱼塘成了工地，养鱼户改行跑运输，送来的鲫鱼都是水库里吃饲料长大的。

去年冬至，我去上坟，石碑前摆着表弟烧的纸扎冰箱。老舅的坟头朝着东洼方向，野草根里钻出几簇干巴巴的野荠菜。回来的路上遇见卖糟鱼的摊子，开着小皮卡，小喇叭循环播放广告词：“传统工艺，古法酿造。”掀开一看，电磁炉上摆着成盘的方形不锈钢盘。

如今，姥姥去世多二十多年了，老舅也走了五年了。

过年走亲戚，脑海里依然会清晰地浮现老舅糟鱼的场景：腊月廿八的灶台边，老舅总系着油渍斑驳的蓝布围裙，将炸透的鲫鱼码进大锅，白酒泼出时腾起白雾，冰糖在滚水里化开琥珀色的漩涡。我们几个孩子趴在案板边偷吃炸鱼碎，他手背的烫伤疤痕随着搅动的动作起伏，像游在岁月里的鱼。

思绪里，又响起了老舅常说那句话：“糟鱼吃的是个慢功夫。”

（2025年3月12日赵先知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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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先知，河南新乡人，高级教师，酷爱乡土文学，喜研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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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乡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