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 年“三夏”，一个忙碌而炽热的时节，我肩扛着简单的行李卷，怀揣着懵懂与憧憬，毅然跨进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门。自那一刻起，每当有人问起“哪单位的？”我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农业银行的！”这一答，便是四十余载的深情坚守不曾更改。

1983 年“三夏”，一个忙碌而炽热的时节，我肩扛着简单的行李卷，怀揣着懵懂与憧憬，毅然跨进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大门。自那一刻起，每当有人问起“哪单位的？”我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农业银行的！”这一答，便是四十余载的深情坚守不曾更改。

回首这四十多年，农业银行恰似一艘在时代浪潮中，起伏前行的巨轮，历经了撤并、分脱的波折，也品尝过困顿的苦涩，更收获了发展的硕果。它四十余年的发展轨迹，宛如一幅细腻的长卷，生动地描绘出了中国金融事业的跌宕起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值此，我以本人亲身经历为笔，勾勒出这一段段难忘的岁月，与诸君一同回顾，共品其中的酸甜苦辣与美好。

公元1983 年初夏，我尚的高中学业尚未完成，命运却如无情的巨手，骤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担任了几十年营业所主任的父亲，因长年累月的操劳，积劳成疾，最终因病与世长辞。我怀着对父亲的深切缅怀，毅然踏上了他曾经走过的道路，投身于这个“神秘与神圣”的银行业。

初入职场，我迎来了为期三个月的实习期，被分配到父亲生前所在的农业银行南召县、南河店营业所辖属的许田分社。那是一个村级信用分社，虽规模不大，却成为了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彼时的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2月刚刚再次恢复（其历史可谓曲折漫长：1951年7月10日，农业银行的前身——农业合作银行应运而生。彼时，它隶属中国人民银行领导；1952年7月，农业合作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短暂隐匿于历史的洪流之中；1955年3 月，为了给蓬勃发展的农业合作化，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持，它以“中国农业银行”的正式名称重新建立；

然而，1957年4月，又一次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1963年11月，基于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迫切需求，农业银行再次矗立，成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可惜好景不长，1965年11月，它第三次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直至到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农业银行才第四次恢复建立），还是行政身份，是国家的“大出纳”、“小会计”。与此同时，在行政管理层面，它还肩负着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用社）的重任。当时的农业银行已经建立了总行、省分行、地区中心支行、县支行、营业所五级管理体系（每个公社，也就是如今的乡镇，都设有营业所）。

初入银行，我的具体工作是，协助信用站干催收所社贷款。那时的金融市场远不如现在这般活跃，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业务规模十分有限。除了为生产队打井、修渠（水库）等，提供的为数不多的集体贷款，更多的便是农户为治病、买粮所需的三五元、几十元小额贷款。数额最大的，也不过是三几百元的盖房贷款。而且，那时的贷款手续极为简便，无需繁琐的户口本，也没有身份证。无需冗长的调查报告，更没有面谈笔录等环节。一张薄纸，银行工作人员填写妥当后，借款人只需盖上私章，或是轻轻按上一个指头印儿，便完成了整个贷款流程。

初上岗，我对周边环境全然陌生，走村串户的日子里，时常遭遇忍饥挨饿的困境。许多时候，只能在“代销点”买上一瓶“小香槟”，或是在田间地头寻些瓜果梨枣，简单地填饱肚子。然而，在经验丰富的老农金员耐心带领下，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便与所负责的几个大队的所有代办站站干及众多农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1983年底，我迎来了工作的第一次调动：被调回营业所担任出纳复核员。当时的营业所，是从人民公社大院划分出来的一方小天地。南边，一道并不长的低矮围墙，隔开了营业所与人民公社大院。营业所内，几乎与我个头齐高的木柜台，横亘在两间房屋的正中间，将空间一分为二。柜台外，是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无吧椅更无沙发，客户全是站立办理手续）；柜台内，则是我们的办公区域。办公区内，四张桌子两两相对摆放，会计与会计复核、出纳与出纳复核，分别对坐办公，各司其职。

1984年春，潜规则把握我“潜”到了，偏远山区的马市坪营业所。那里，一条宛如剃头扁担般的小街，半西不东地横卧在两架山峰之下，显得格外静谧。供销社那几间柴瓦房，成了这条街面上为较好的点缀。营业所和信用社同处一院，临街的五间柴瓦房，所社各占两间作为门市。

在那里的日子，除了早、中饭前后的忙碌时段，大多数时间里，我常常仰着脸，凝视着屋顶黑黢黢的椽笆，或是百无聊赖地抠戳着泥巴柜台上的干泥巴。正沉浸在这恍惚的思绪中时，柜台外冷不丁地会甩过几张羊皮，伴随着的是一声“卖羊皮”！亦或是扔过来一封信，传过一句“寄封信”！

1984 年秋，我有幸参加了南阳地区招干考前培训。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后，我顺利考入银行干校。然而，因家庭及工作等诸多因素的牵绊，最终未能成行。虽未带资进入大学，但也因此转为银行干部。回到所后，担任该所主管出纳的“亦工亦农”大姐被清退，我由出纳复核“晋升”为主管出纳。

成为主管出纳后，我不再像从前那样，踮着脚趴在柜台上，好奇地张望着外面的世界。除了每收付一笔款项都要反复碰库，确保账目准确无误外，我开始以高度的责任心学习扎“五好钱把”，捆“五好钱捆”。在工作中，不仅熟练掌握了典钞、记帐、打算盘等业务技能，还学会了枪支拆装、子弹压膛等安保技能。离柜时，会细心地把抽屉锁摆个样子，进入住室前，总要先查看门后与床下（库房和住室相连）。那时，调款还沿用着诸如“斗私”、“批修”之类的口令，通过摇把电话报“项目电报”时，还在使用“幺（一）、哇（八）、拐（七）”和“叁、两、洞（０）”这些独特的数字代称。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还完成了广西文学创作函授学习，并开始尝试发表通讯报道与文学作品，为平淡的工作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1988年夏，在马市坪营业所担任了 4 年出纳员的我，又一次迎来工作调动：被调到本县的另一个基层营业所——崔庄营业所，跟随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会计，担任助理会计。那时，银行依旧采用简单的“收付记账法”，会计科目也相对单一，主要涉及对公存款、储蓄、集体贷款、农户贷款、利息收支以及费用等。我的月工资，也由先前的30几元，涨到了70多元。

当时的记账方法，如今回想起来，着实笨拙且繁琐。白天营业时，要一边制作凭证，一边记分户账、登存折（制度规定：收入先收款后记账，支出先记账后付款）；到了晚上，还需加班加点，先仔细挑分传票，再汇制“科目日结单”，而后依据“科目日结单”登记总账；每五天进行一次小计，十天完成一旬的结算；到了月底，更是要先扎计总账，确保“总分相符”。而后，再依照总账抄填会计月报。报表上的每一个科目，都必须准确填写期初余额、收方发生总额、付方发生总额，并根据这前三个数据结计余额，同时要上下汇总扎平。

那年月，计算器尚未普及，更别提电脑了，所有的计算工作全靠一张算盘、一支笔。倘若期初额加减发生额和期末余额不相符，或是总账与分户账出现哪怕一分钱的差异，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个夜晚。倘若报表填错一位数，哪怕只是填错（错前或错后）了一格，也需要反复合计、核对无数遍；每到年终决算，更是要提前关门，挑灯夜战好几个日夜（到上级行汇总报表，每个会计只分包一行或一个栏目），只为向上级、向国家反映的数据准确无误。

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农业银行悄然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步入“半行政半企业”的发展轨道。为了有力地推动农村、农村、农民经济的发展，农业银行审时度势，毅然放宽信贷政策，对贷款对象与贷款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曾经，信贷的主要流向是集体组织，如今，却如春风化雨般，润泽着千家万户的社员。从往昔仅着眼于解决社员生活困难的小额贷款，转变为助力社员开展大规模生产的大额贷款；从单纯聚焦于粮食生产的单一贷款模式，调整为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支持并重的多元格局；从仅支持国营企业，转向县办企业、乡办企业，及私人民办企业等。这一系列的变革，犹如一场及时雨，为农村经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989年，为了在日益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站得稳、打的赢”，农业银行高瞻远瞩，率先在我国银行业推行“信贷资金集约经营”理念，并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全面清理信贷资产”工作。凭借着敢为人先的勇气与卓越的前瞻性，农业银行成为我国银行业中，首个构建了贷款质量分类体系，与信贷资产监测考核制度的国家专业银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调入县城城郊营业所，肩负起信贷监测会计的重任。无数个日夜，我如一位辛勤的工匠，精心雕琢，逐步建立健全了该所的全部信贷资产台账。弄清了该所所有贷款的“正常”、“到期”，“不良”、“呆滞”、“呆账”等形态，并及时“报警”反映。

期间，我们还经历了那万人空巷的“抢购风”，体验了充满刺激的“摸奖储蓄”，见证了为抢抓储蓄而推出的“保值储蓄”，以及每日、每笔都不尽相同的“储蓄贴水”。这些独特的金融现象，成为那个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

1990年初，由于对会计原理等知识的熟稔，我被紧急抽调到县支行，负责查对本行中心储蓄所长期遗留的错账（有人挪用储蓄资金，故意造成该所总分长期不符）。在那半年多的时光里，我如同一位寻找蛛丝马迹的侦探，在错综复杂的账目迷宫中抽丝剥茧。经过不懈努力，不仅成功厘清了所有错账，还借此机会全面而深入地掌握了储蓄业务知识。

鉴于“查账有功”，我被委以重任，担任该所主任。1990年7月 31日，南召县首家“电脑储蓄所”在众人翘首以盼中，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开业仪式。那一刻，它如同一束耀眼的光，照亮了农业银行迈向现代化的征程。自此，全行逐步开启电脑（单机）运作的新篇章。

1993年3月，我担任南召县支行审计科副科长。1993年底，全行成功实现了从“单机网点向同城网络建设的战略转移”。这一转变悄无声息，却如同一股急流，深刻地改变了农业银行的业务模式：储蓄通存通兑、对公业务和 ATM 联机处理得以顺利实现。

1994年4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从农业银行分设成立。农业银行与发展银行就此分离，粮棉油收购等国家政策性资金供应与管理等业务，全部划归其单独管理。此后，农业银行开始依照 1995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小心翼翼地探索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营机制，努力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找准自己的航向。1996年底，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一分一脱”这一重大变革，不仅让农业银行“虚弱”了不少，也使得它轻装上阵，更加专注于自身的转型与发展。

2001年5月，我担任南召县支行会计科科长。2002年5月，又转任县支行稽核审计科科长。在这期间，我如同一位忠诚的卫士，对各种违规行为毫不留情，查处和纠正了大量的“帐外经营”和“小金库”。同时，为了适应向商业银行转轨的迫切需要，全行上下齐心协力，逐步构建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竞争力，各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人员分流与网点的“撤、并、转、迁”工作全面展开。大量网点被撤并，大批员工下岗（内退或买断工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6 年上半年，农业银行净减少营业网点22312 个，减幅达44％，在岗员工净减少167684人，减幅达 26％。这些数字，见证了农业银行在改革浪潮中的艰难抉择与勇敢前行。

2003年5月，正直“非典”时期，农业银行县支行的稽核审计工作集中到了市级分行。通过严格的考试与选拔，我有幸被选调至河南省分行派驻南阳市分行审计办公室。在这里，我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查处和纠正了大量的违规经营、贪污挪用及其“账外经营”、“存款贴水”、“乱拆乱借”等遗留问题，为维护农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坚守着自己应有的职责。

2004年夏，因在查处违规违章中表现出色，我被调入市分行财会部。在新的岗位上，我一人肩负着全市农行16个支行、上百个网点的费用报审工作，还要单机逐笔录入数据、汇制总表。由于各支行各项费用实行市分行统管，工作任务繁重如山，常常需要日夜加班。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我的身体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双高”且一耳突聋，落下了终身耳鸣的病根。然而，我从未有过丝毫怨言——那是我为农业银行发展贡献力量的荣耀和见证。

2001年至2005年，农业银行将规范经营，视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全面开展“合规文化”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环境。2006年，“ABIS 综合应用系统”成功升级，如同为农业银行装上了更为强大的引擎。2007年，全行更是成功实施了全国数据集中，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全国一网通。从此，各行各营业网点告别了按月、季、年，打印总账、分户账及其相关报表的繁琐工作，开启了数字化办公的新篇章。

2007年夏，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农业银行指明了“面向‘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总方向。自此，农业银行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股份制改革的准备工作。到2009年1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完成了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股份有限公司的华丽转身，并于2010年7月15日，正式敲响上市的钟声。自此，农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开始绽放耀眼的光芒！

2010年3月，农业银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信贷决策行为的文件，也就是当时备受瞩目的“信贷新规则”。我由此被调入市分行信贷部，担任县支行“信贷独立审批人”，驻三个分包支行，对其信贷业务实施独立审批。农业银行法人信贷和个人信贷业务，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春天。

2013年之后，我先后到市分行安全保卫部、纪检监察部，从事保卫和纪检监察工作。我深知，这两个部门，如同农业银行的左右“护法”，对全行的安全营运，合规经营、稳健发展保举足轻重。为此，我“干一行、爱一行、负责一行”诺言不不变，为农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和有效发展，再尽力，再奉献！

时光匆匆，初心不改。风雨同舟，奋力前行。时至今日，我投身银行工作已有 42 个年头，从一个“青丝”少年，到皓首穷年光荣退休。这四十多年来，我一步一个脚印。每一个脚印都深深烙印着，农业银行的发展印记。而我也从当初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到完成大学学业、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并出版了《我图尔居，莫如南土》、《百年多是几多时》、《天道有常问沧桑》等八部金融论文和文学作品集。其间，我撰写的 1000 多篇通讯报道、理论研究等文章，在相关报刊上刊发，并荣获诸多奖项。因此，我多次被地方政府、农行省（市）分行及县支行评为“优秀党员”、“岗位能手”和“先进工作者”等。其中，农行河南省分行更是七次授予我“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中国农业银行农总行也于2008年授予我“全国农行系统优秀人才”的称号。

“四十年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程云和月”。四十年来的个人亲身经历，不仅仅是我人生的成长印记，更是农业银行、乃至我国银整个行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发展、开放伟大进程的有力见证。

我期盼、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全国各行各业，都将如鲲鹏展翅般向着更加稳健、更辉煌的未来翱翔和奋进！

翟传海（笔名船海），男，汉族，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郑大法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南阳民俗协会理事，南阳市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卧龙区作协名誉主席，“南阳市十佳书香个人”、“南阳民俗文化突出贡献者”、“大美南阳人”，《魅力南阳》编审,《河南文学》、《华人文学》《今古传奇》等签约作家。

来源：南阳翟船海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