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疟疾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甚至迄今为止，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最致命的疾病。原始文明仰赖于水源，从而发展种植，保证饮用。最早出现的村落、城邦大多出现在雨水充沛的地带，且毗邻河流，再加上人员密集，这就使得蚊子及其携带的疟原虫在高密度的人群中有了大面积传播的可能性。

所评图书：

书名：《双药记》

作者：（美）梁贵柏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2月

疟疾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甚至迄今为止，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最致命的疾病。原始文明仰赖于水源，从而发展种植，保证饮用。最早出现的村落、城邦大多出现在雨水充沛的地带，且毗邻河流，再加上人员密集，这就使得蚊子及其携带的疟原虫在高密度的人群中有了大面积传播的可能性。

考古学证据表明，古埃及木乃伊中就有疟疾（恶性疟原虫）抗原。尽管古埃及人甚至在4500年前就开始使用蚊帐，但这并不能确保人们免受疟疾侵害。在古希腊时期，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曾在作品中提到过疟疾，可见疟疾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古罗马帝国曾经正确尝试过减缓疟疾袭扰的方法，那就是通过建造城市引水和排水网络，清除人口稠密地区的死水和臭水，此举相当有效。而当罗马帝国的威势转衰，基础设施废弛，疟疾传播率又再度提高。

在古代中国，人们也很早意识到了疟疾。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疟”字。而《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疟论》《刺虐论》等详细内容。中国人经疟疾俗称为“打摆子”，通常认为是受到南方沼泽地的“瘴气”的毒害。

无论东西方，乃至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与亚欧大陆隔绝的美洲大陆上，人们都在探索找到合适的药物，来解除疟疾带来的巨大危害。

新出版的《双药记》一书中，新药研发科学家、科普作家梁贵柏介绍了古代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晋代分别寻求到的医治疟疾的良方，分别是奎宁和青蒿素。受制于古代医药研究的非系统性，两类良方尽管流传到后来，但应用范围并不广，直到近代以后，也就是大航海时代后形成全球化体系，才逐步得以重现和推广，并最终经由科学分析，掌握了提取药物有效成分的具体方法，更好地造福人类。

书作者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描绘了我国晋代著名道士、医学家葛洪将岭南民间偏方，通过反复探索校验，得出青蒿治疗疟疾方法的过程。葛洪流传至今的《肘后备急方》，完整地记载了他所探索的各种治疗急病的方剂。书作者同时提及，葛洪受制于当时技术条件和科学知识，但对于疾病观察和药物调制方面都是遥遥领先于时代的，比如恙虫的存在及其引发的恙虫病就是被他所发现的。

《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谓再简单不过。其治疗作用非常明显，且副作用小，但在历朝历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1000多年后重现在《本草纲目》时，李时珍也仅仅是延续了葛洪的记述。

到了1969年，屠呦呦以中药抗疟组组长身份加入研究团队，试图找出能治疗已经对奎宁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疟疾的中草药方剂，就再度试验了青蒿。但让屠呦呦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民间也流传着青蒿药物可以治疗疟疾的说法，但纳入现代科学实验流程，成效却不佳，直到她反复思考“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决定一改高温熬制的提取方法，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最终成功提取了能够很好治疗疟疾的青蒿提取物。青蒿素自此真正意义上大放光芒。

在古代美洲，印加文明的一个小村落里，民众流传着通过金鸡纳树皮粉末治疗疟疾的秘方。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后，也取得了这一药方，并将金鸡纳树皮磨制成粉后带回欧洲。此举对于欧洲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原本很可能葬身于疟疾之害的君主、贵族得以疗愈。

不仅如此，明末清初陆续抵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也将金鸡纳树皮粉末作为灵丹妙药带到了中国，成功医治了染上疟疾的康熙皇帝。此举也使得康熙对于西方科技增加了好感，留用了大量的传教士服务于清代宫廷。

到了19世纪，现代化学帮助奎宁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比奈梅·卡文图都拒绝从他们的发现中获利，没有将奎宁的提取过程申请专利。这不仅有助于奎宁的生产、应用推广，而且也便利了其他医学化学家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推进进一步的研究。

当然，今天的人们知道，奎宁并不能阻止疟原虫进入人的肝脏，但可以阻止疟原虫消耗血红蛋白，因而寄生在肝脏中的疟原虫会被宿主的免疫系统清除。但这过程相当长，所以患者需要较为长期地服用奎宁，这也使得奎宁不可避免地产生耐用性，无论其如何提纯、增强，也无法彻底征服耐药基因。

疟疾由疟原虫引起，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扩散，并随着人类城市规模和垦殖范围的扩大而增加了对于人类的威胁。青蒿素和奎宁得以克制疟疾，当然是其中的有效化学成分发挥作用，但包含这些有效成分的植物，非常常见，可谓朴实无华，这也非常形象地诠释了中国古代道家哲学思想包含的朴素辩证观念，自然造物如此神奇，而又相生相克。

来源：渝川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