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2年5月15日清晨，新疆塔城县恰夏公社的哈萨克族牧民哈力木拉提像往常一样准备放牧，却发现邻居家的毡房空无一人，只留下半袋没吃完的青稞面。后来才知道，这家人昨夜举家越过了边境，前往苏联。当天上午，类似的场景在塔城地区的二工公社、额敏县郊区、裕民县江格斯乡接

1962年5月15日清晨，新疆塔城县恰夏公社的哈萨克族牧民哈力木拉提像往常一样准备放牧，却发现邻居家的毡房空无一人，只留下半袋没吃完的青稞面。后来才知道，这家人昨夜举家越过了边境，前往苏联。当天上午，类似的场景在塔城地区的二工公社、额敏县郊区、裕民县江格斯乡接连上演，牧民们牵着牛羊、背着行李，沿着熟悉的牧道向边境线聚集，最终形成了一场总计约6万人的大规模边民越境事件。

塔城边民越境事件的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与渗透。1864年，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行割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领土，其中就包括塔城地区的部分牧地。1871年，沙俄趁新疆爆发农民起义之机，出兵占领伊犁河谷，直至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后才撤出，但条约中“允许俄籍居民在伊犁永久居住”的条款，为后续俄裔移民与跨境联系埋下了隐患。

二战期间，苏联为强化对新疆跨境民族的控制，开始大规模发放“侨民证”。1943年至1945年，苏联驻塔城领事馆以“保护侨民权益”为名，对塔城地区的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居民进行登记，共发放“侨民证”约5万份。这些证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苏联公民身份证明，却让持有者产生“与苏联有特殊联系”的错误认知。

1949年，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暂时以“友好合作”的形式存在：

1950年，苏联援建新疆的“八一钢铁厂”“克拉玛依油田”，派遣1390名专家进驻；

1952年，新疆中小学开始普及俄语教学，塔城地区的中学里，俄语课与语文课课时相当，教材直接使用苏联原版；

1955年，中苏开通塔城—斋桑（苏联城市）的跨境班车，每天往返一趟，边民探亲、贸易往来频繁。

1950年代末，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上的分歧逐渐公开化，新疆作为边境前沿，成为双方博弈的“敏感地带”。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组建“中苏联合舰队”，被中国政府拒绝，两国关系首次出现明显裂痕；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公开支持印度，指责中国“扩张主义”，中苏矛盾进一步升级；

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撕毁343个科技合作项目合同，其中涉及新疆的就有47个。正在建设的塔城水电站停工，克拉玛依油田的钻井设备维修中断，新疆的工业生产陷入困境。

1961年起，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斋桑等地开设大功率广播电台，每天用哈萨克语、维吾尔语、汉语播放12小时以上，内容主要有三类：

一是渲染苏联的“富裕生活”，称“哈萨克斯坦每个牧民都有房子住、有面包吃，冬天有暖气，孩子免费上学”；

二是攻击中国的边疆政策，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搞民族压迫，粮食都运到内地，边民要饿死了”；

三是直接煽动越境，宣称“苏联政府欢迎新疆的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同胞‘回归祖国’，只要越过边境，就能得到土地、牲畜和生活补助”。

为了增强诱惑力，苏联还在边境线附近设立“接待站”。1962年2月，苏联在塔城地区对面的斋桑设立了3个接待站，每个站配备10辆卡车、20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接收越境边民。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会用望远镜观察中国边境动向，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就用扩音器喊话：“过来吧，这里有面包、黄油，还有新房子！”同时，他们还向中国境内投掷传单，传单上印着“越境指南”，标注了安全的越境路线和接待站位置。

塔城地区的边民对这些宣传并非毫无疑虑，但苏联的“实际行动”让部分人动了心。

1962年的大规模越境，除了外部煽动，还与中国当时面临的“内忧”密切相关。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新疆北部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民生困境成为边民动摇的直接原因。

1961年，塔城地区遭遇了罕见的“冬春连旱”：上年冬天降雪量不足常年的30%，开春后又持续无雨，草原牧草枯萎，牲畜大量死亡。据塔城地区档案馆记载，1961年全地区牲畜存栏量从1960年的120万头（只）降至85万头（只），减少了30%，其中裕民县的羊死亡率高达40%。牧民们为了节省饲料，不得不把体弱的牛羊杀掉，即便如此，到1962年4月，仍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

粮食短缺的同时，物资供应也极度紧张。由于中苏贸易中断，新疆从苏联进口的棉布、白糖、煤油等日用品断货，本地生产的工业品又供不应求。1962年3月，塔城县城的百货商店里，棉布每人每月限购1尺，白糖限购2两，煤油限购1斤，许多牧民冬天没有足够的棉衣，只能裹着破旧的毡子取暖。

更关键的是，部分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简单化，未能及时化解民生矛盾与民族误解。塔城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汉族干部占比约60%，其中不少人不懂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与牧民沟通时需要翻译，容易出现信息偏差。比如在粮食分配中，部分干部机械执行“平均主义”，没有考虑到牧民冬季放牧需要更多粮食，导致牧民不满；在牲畜防疫工作中，有的汉族干部直接要求牧民杀掉病畜，却没有说明“杀掉后会给补偿”，引发牧民抵触。这些细节被苏联宣传机构放大。

1962年4月，塔城地区开始出现小规模越境。起初只是零星的几户人家，当地政府以为是“正常探亲”，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到4月底，越境人数增加到每天几十人，政府组织干部前往边境线劝告，却收效甚微。5月初，苏联方面突然加大宣传力度，广播里宣称“5月15日至17日，边境开放三天，想过来的同胞抓紧时间，过后就不接待了”，这一消息彻底点燃了大规模越境的导火索。

1962年5月15日凌晨，塔城县恰夏公社的第一个越境群体出发了。由12户牧民组成，共58人，他们牵着200多只羊，背着行李，沿着巴尔鲁克山的牧道向边境线移动。

当天上午，越境人群越来越多。在塔城县二工公社，300多名牧民聚集在边境线附近，苏联方面的卡车已经开到了边境另一侧，工作人员挥舞着红旗，大喊“快过来，上车就走”。解放军边防部队按照上级“不开枪、不冲突、以劝告为主”的原则，组成人墙试图阻拦，但人群还是冲破了阻拦，涌向边境线。

5月16日，越境规模达到顶峰。在额敏县郊区，上千名牧民举着“要吃饭、要生存”的标语，沿着公路向边境移动，沿途还有不少村民加入，队伍越走越长。苏联方面出动了50多辆卡车，分批次接运越境人员，有的卡车甚至直接开到中国境内几百米处接人。额敏县县长张世英带着干部们在路边劝说，嗓子都喊哑了，却只有少数人停下脚步。

5月17日，苏联宣称的“边境开放三天”结束，但越境仍在持续。在裕民县江格斯乡，最后一批越境人员是23户牧民，他们在越过边境前，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留守的干部，说“如果那边不好，我们还想回来”。至5月20日，大规模越境基本停止，据后续统计，塔城地区共有约4.1万人越境，霍城县三道河子公社、裕民县江格斯乡等边境村镇的人口流失率超过70%，裕民县全县人口从1.2万降至不足3000人，额敏县抛荒的农田达12万亩，数万头牲畜被驱赶出境。

越境事件对塔城地区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基层政权几乎瘫痪，不少公社的干部要么越境，要么离职，只剩下少数人坚守；学校停课，医院停诊，商店关门，县城里冷冷清清；部分留守群众担心“苏联人会打过来”，不敢出门，社会陷入恐慌。塔城县公安局局长王志强说：“那段时间，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起盗窃、抢劫案件，都是趁乱作案的，警力根本不够用。”

面对塔城地区的混乱局面，中央政府迅速作出部署，核心措施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骨干，恢复秩序、稳住边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成立于1954年，主要由转业军人组成，兼具“屯垦”与“戍边”职能，在新疆各地有成熟的组织体系，成为此次危机中的“应急力量”。

1962年5月22日，中央军委命令兵团紧急抽调人员进驻塔城地区。当天，兵团农九师（驻额敏县）、农十师（驻阿勒泰）的2000余名官兵，携带粮食、种子、农具，分批次进驻塔城、额敏、裕民等地的留守村庄。农九师某团战士王勇回忆：“我们接到命令时正在种地，放下锄头就出发，每人带了3天的干粮，坐卡车连夜赶到裕民县江格斯乡，那里只剩下12户人家，房子空荡荡的，地里的麦子都快荒了。”

兵团官兵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他们把抛荒的农田重新翻耕，从外地调运麦种、玉米种，抢种晚熟作物；把失散的牲畜集中起来，建立临时牧场，安排专人饲养；为留守群众发放粮食、棉衣，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在塔城县恰夏公社，兵团战士与留守群众一起开垦荒地，半个月内就种上了800亩青稞。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加强边境管控。1962年6月，新疆军区调整边防部署，在塔城地区增设20个边防哨所，增加巡逻兵力，将原来的“徒步巡逻”改为“骑马+汽车巡逻”，重点防控越境路线；7月，关闭塔城、伊犁地区的苏联领事馆，停止中苏跨境班车，严查边境地区的人员、物资流动；8月，颁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境管理暂行条例》，明确“未经批准不得靠近边境线5公里以内区域”，对非法越境者采取“警告、拘留、遣返”等措施。

1962年7月，中央从内地调运5000吨粮食、300万米棉布、500吨白糖到新疆，优先分配给塔城、伊犁等边境地区；8月，举办“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选拔1200名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干部充实基层，要求汉族干部“学习民族语言、尊重民族习俗”；9月，在塔城地区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组织干部与牧民同吃同住，化解误解。这些措施逐渐稳定了民心，到1962年底，塔城地区的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没有再出现大规模越境现象。

来源：西北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