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余部（十三）攻天津失利，西捻再堕河墙防线，重蹈东捻覆辙

摘要：前言：本文为太平天国北方余部系列第十三篇。西捻从京师附近南撤，意欲返回陕西却被河南清军所阻，重新掉头过运河北上直逼天津，京师再度宣告戒严，清廷连忙纠集军队，并严厉斥责前线将帅。西捻眼见天津难攻，掉头南下，却再次堕入河墙防线，重蹈东捻覆辙。

前言：本文为太平天国北方余部系列第十三篇。西捻从京师附近南撤，意欲返回陕西却被河南清军所阻，重新掉头过运河北上直逼天津，京师再度宣告戒严，清廷连忙纠集军队，并严厉斥责前线将帅。西捻眼见天津难攻，掉头南下，却再次堕入河墙防线，重蹈东捻覆辙。

1868年2月中旬，西捻从京师周边调头向南，2月底到3月中旬，与清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郭松林、杨鼎勋、刘松山、郭宝昌、张曜、宋庆等连续交战，损失较大。3月16日，来到饶阳（今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东北一带休息。

西捻首领张禹爵、邱远才分别率众在两个大村庄休息。之前连续激战与转移，所有人十分疲惫，虽然安排外围警戒，却相当松懈。

当晚二更天，张曜、宋庆与刘松山、郭宝昌围上来，他们探听清楚张、邱两人所在，率部大举偷袭，放过外围村庄负责放哨的小股西捻，直插中心位置。

张禹爵、邱远才两部人在睡梦中惊醒，连忙布置抵抗，可惜先机已失。

李鸿章在战报上称将两个大村庄攻毁，斩杀无数，其中邱远才一部被剿除殆尽。

附近没有被偷袭的张宗禹得报，马上率众支援，与张曜、宋庆军交战被击退，此战西捻损失不少，被俘800多人，骡马被夺走2000多匹。

在这场偷袭战中，幼沃王张禹爵战死。

左宗棠在奏报上称，据俘虏所供，张禹爵在战场上被流弹命中咽喉，当时已经重伤，拖到第二天午后不治。

张禹爵，原名张琢，其父张敏行是捻军首任领袖张乐行的二哥。

张敏行也跟随张乐行一起率领捻军黄旗，军中号为“闯将”，比较早病死，其有五子，也一起参与捻军，张禹爵为幼子，小名五孩，清廷据此蔑称张五黑。

张禹爵四个哥哥也参与捻军，有三人之前先后战死或病死，余四哥张瑗一直追随张宗禹作战到最后覆灭。

张乐行父子均被僧格林沁处死，由张禹爵袭沃王爵位。张以幼子承袭，很可能是因为其出色的统军才能。

张禹爵以善战著称，立下不少战功，据说麾下有500人的精锐部队，号“红孩儿”，过黄河冰桥即以“红孩儿”为先锋。

前述清军将领陈国瑞也有一队号称“红孩儿”的亲兵，都是各自精锐，只能说无独有偶。

左宗棠在奏本中称：“（张禹爵）凶悍桀黠，为诸贼之魁。每次接仗，首先驰突，屡陷官军。”

时人谈“五孩极凶狡，张（指张宗禹）逆倚之，犹赖（指赖文光）逆之有任柱也”。张禹爵的善战与张宗禹的善谋相得益彰。

张禹爵死后，其部队由其他张氏族人率领，但这些人没有领兵才能，其部渐渐四散。可见他的战死，对西捻造成十分重大的打击。

张禹爵的死另外有两种说法，均是后来在山东期间战死，时间上有区别。地方志记载张禹爵在山东期间，骑马经过梨园，站到马身上摘梨，被远处寨子上的团练发现，打了一枪，枪弹击中张禹爵而死。

邱远才也有一说死于此役，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一书中有详细分析此说为假，当时奏报只说邱的军队被“剿除殆尽”，并不能证明邱本人当场被杀。李鸿章、左宗棠二人关于此战战报，有详写张禹爵之死，却无一字写邱远才之死。

关于这场清军偷袭战，曾国藩曾经讨论过捻军弱点，提出三项：

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第一、三点后来的研究者都表示赞成，只有第二点一向有争议，有人认为捻军急于奔袭，不可能携带那么多营账辎重，这项谈不上弱点。

曾国藩用兵极重视扎营，湘军营规规定就算只驻扎一晚也必须扎营，故以在他眼中，捻军不扎营自然成为可资利用的弱点之一。

曾国藩的看法对不对？普通村庄往往处在交通道路上，没有任何壕沟栅栏鹿角，根本防不住敌人偷袭。张禹爵的战死也反映“散住村庄”确实是西捻在战术上的失误。但基于捻军一向以来的游动作战战术，这项失误无法避免，实在两难。

张宗禹、邱远才率领剩下的西捻继续南下。清廷马下降旨左宗棠，要求抓住滹沱河涨水机会，在北岸围歼。左宗棠连忙调动部队，并且亲到前敌指挥。

虽然主要首领战死，西捻在南撤期间依然甚有章法，先沿路抛弃财物，引诱追兵哄抢。到河边后，偷搭浮桥，3月20日从下午到半夜时分，全军成功抢渡滹沱河，24日再渡过彰河，离开直隶回到河南，清廷意图在直隶围歼西捻的计划破灭。

西捻进入河南后，按原计划西进，试图再次回到陕西。大致沿着卫辉（今河南省卫辉市）、新乡（今河南省新乡市）、获嘉（今河南省获嘉县）方向前进。并在怀庆府前边的清化镇（今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停留休整。

针对西捻此时的位置，左宗棠与李鸿章通信，决定采用“扼地兜剿”的方计，利用卫河以西、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狭长地带围歼西捻。

清军从东北方向重压过来，其他三面不是河就是山，山西清军据险守住入晋道路，西捻形势一时十分险恶。

张宗禹用兵十分警觉，又是运动战专家，西捻久经沙场，对清军战术相当熟悉。同时清军内部矛盾，张曜、宋庆等河南清军为将西捻逐出本省，在其他清军尚末就位的情况下，抢先对西捻发动进攻，这等于告诉西捻，必须马上离开。

4月1日，西捻与刘松山、郭宝昌交战。郭宝昌不知受什么刺激，居然带一百多个亲兵向着西捻阵地冲，西捻1000多人马队马上从伏击处杀出，再以1000多人的步队截其后路。郭宝昌中枪重伤，差点死掉，幸运得左右护送杀出重围不死。记名提督周盈瑞则没有那么好运，被捻军杀死。

张宗禹约在此时已经重新制定计划，既然不能西进，就掉头向东，再过大运河。

4月上旬，西捻与堵截清军连番交战，其中4月12日在滑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一战，击败杨鼎勋、郭松林、唐仁廉诸军。西捻以佯败诱敌深入，四面围攻。记名提督陈振邦（就是前文陈国瑞要杀掉的那名养子）被打死。西捻乘此胜向东北方前进，冲出清军包围，进入山东东昌府（府治今山东省聊城市）境内。

既然不去陕西又回到山东，西捻下一步计划如何?

有人称，当时张宗禹已经有进攻天津的打算。

据曾国藩幕僚薛福成日记所记，守卫天津的崇厚曾经在西捻之前逼近直隶时抓住一名捻军，据其供称，张宗禹曾对捻军说过：

此次不准与刘（松山）、郭（宝昌）军接仗，俟至天津再拼死战，胜则乘势得事，败则散老弱，悉丁壮骑马，官兵亦无奈我何云云。

为什么要攻天津？当时有人分析：

贼以天津为畿省富区，窥伺甚久。自淮军北来，日夕争逐，未得乘势肆其吞噬。于是窜豫以掣淮军南下，然后疾卷回犯津、沽，冀淮军不及援而后可以得志。

这里写到西捻从京师南下是为了引开追兵再回师攻天津，虽然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可以证明，西捻在攻向京师的同时，就有攻打天津的方案。在一度南下又重新东进后，张宗禹重拾攻津之计。

要攻向天津，关键问题是要先渡过大运河，不用问，李鸿章肯定会重拾之前的河墙防线那一套。

这次情况却相当出人意料，首先时值枯水期，运河水浅易渡，最重要的是，西捻得到当地人引导。

附近有盐民义军约3000人，在首领高岩的领导下前来相投，不单增强人力，盐民军还为西捻指引最佳渡河地点。

左宗棠在奏稿中称高岩为“盐枭”，应该就是私盐贩子头目，被官兵追捕得紧，又值乱世，干脆聚众起事。就在盐民军的指引下，4月17日，西捻乘运河水浅，在东昌府城南渡口“策马径渡”来到运河东岸，以“结团滚阵法”冲破郭松林部拦截，甩开追兵。

所谓“结团滚阵”，记载是捻军“持矛结数十团队，滚队而前”再配合骑兵两翼包抄，应该是一种团阵交替前进的战法。

西捻马不停蹄，直向天津而去，“驰骋歌呼，奔走神速”。

四

京师又一次宣布戒严，清廷再次降旨怒斥，要求一个月之内围歼西捻：

至逆骑数月以来，叠扰直豫东三省，奔突数千里，来往自如。官军十余万人，不能遏其窜越。各将领彼此观望，粉饰战功。并有纵勇扰民致百姓戕杀弁兵之事，若再日久迁延，农民耕作失期，恐又别生他变。……着李鸿章迅督前敌诸军，步步圈逼，合力同心，认真剿办。限于一月内将此股贼匪全数歼灭。傥能于限内告竣，所有出力各将领，定必破格施恩，优加懋赏。如再迟延误事，亦必当重治其罪。该大臣前在山东剿灭任赖股匪，此次总统北路军务，尤须力加奋勉肃清全局，毋堕前功。总之剿贼之事，惟责成李鸿章一人，各将领统归调遣。

既然西捻进入山东，清廷就将全山东军权交给李鸿章负责。消灭东捻后，李鸿章又再承担起镇压西捻的任务。

清廷要求一个月内围歼西捻，简直是痴人说梦，诸大臣磕头接旨，心里都在嘀咕。

上谕中指名道姓的李鸿章，在与张树声的信中，直接说道：“定限一月灭贼，不知何从灭起？”左宗棠也在与李鸿章的信中发牢骚：“然我辈所事无成，何敢多腾口说？”

既然清廷下严旨，李鸿章只得调集各路清军，意图在天津城外围歼西捻。

当时天津的防卫，主要由崇厚洋枪队1200人负责。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也就是日后擅自与俄罗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那位。除了洋枪队，清廷紧急派遣周边部队增援天津，令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率军防堵，同时与驻当地的英、法军队联系。

英、法军队基于维护在华利益，都热心帮助清廷镇压西捻，英国人在天津建设兵工厂生产枪炮，在上海的英国海军司令巴里尔更亲率舰队来到天津。

有了洋人撑腰，崇厚开始在天津城外修筑壕墙，挖壕沟灌水，命令团练日夜看守。

西捻军于4月27日到达天津城外杨柳青与独流镇，离壕墙12里外的稍直口。也即当年太平天国扫北军曾经到达过的地方，计划伐木结木排渡海河攻城。只是天津防守太过严密，清军分段扼守海河、运河，张宗禹又觉察到清军有利用天津合围西捻的打算，遂在4月29日率军南撤，渡过减河（即捷地减河，人工开挖的大运河与沧州分洪河道），5月1日来到盐山县（今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进入直鲁边区。

西捻为何从天津撤离后来到这个位置，后人分析是与之前东捻一样，进入相对还算富庶、可以提供给养的地区。问题是这里的地理环境，对清廷相当有利。李鸿章得报后，估计马上转忧为喜，这位置太适合重拾歼灭东捻的那一套河墙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