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历史上有过不少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主要依据文献史料，将人类文明概括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他说，“需要把犹太模式作为流散社会的代表，需要把希腊模式作为从地方国家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典型，需要把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保持着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

#我的宝藏兴趣#人类历史上有过不少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主要依据文献史料，将人类文明概括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他说，“需要把犹太模式作为流散社会的代表，需要把希腊模式作为从地方国家向大一统国家过渡的典型，需要把中国模式作为一个保持着治乱交替韵律的统一国家的缩影”，“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他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历史具有漫长的跨度”，并认为中华文明最有前途。加拿大考古学家崔格尔将考古学和文献结合起来，把西亚、希腊等地的早期国家概括为“城邦国家”（city-states），将埃及、中国这样的早期国家概括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s）（或译为“广幅国家”），实际是从国家角度将人类文明分成两种模式；除去犹太模式，与汤因比的观点基本相似。

汤因比和崔格尔的文明（国家）模式方案都有合理性，但也都存在问题。汤因比最主要的问题是几乎没有涉及原生文明，直接从古希腊和东周时期开始讨论；崔格尔讨论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的时候出发点很早，但讲到中国则从晚商才开始。这就导致两人的结论都大打折扣。事实上，作为原生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古西亚文明、古埃及文明，从约距今5000年形成之初就都有其特殊的文明模式；希腊文明作为次生文明只是在古代西亚等原生文明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希腊模式不大可能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将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归于同一模式也并不合适。本文认为早期中华文明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在宇宙观、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三个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特点。

“天下文明”一语出自周代文献《易·乾·文言》，或解释为“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或解释为苍龙之角宿初现于东方而万物复苏，适时农耕则五谷丰登、天下光明。引申到社会层面，“天下文明”可以理解为“天下无外”的“天下观”，或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也是一种付诸社会实践的文明模式。而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古史传说，都表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天下观”或“天下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即已萌芽。

首先，从考古发现来看，“天下观”的萌芽体现在“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出现。距今8000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存在以装有石子的龟甲占卜的现象，很可能已出现以圆圜龟背象天、以方平龟腹象地的“天圆地方”观的萌芽。常与龟甲共存的骨规形器可能是握在手中观测星象的天“规”，也当为规划“天圆”的工具。距今7500年前后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的白陶祭器上面，有一种四角星、八角星和圆形等组合而成的复合图案，当是“天圆地方”观更清晰的表达。八角星纹后来流播到长江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甘青地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洛书玉版”，夹在一件玉龟的背甲和腹甲之间，玉版中心有八角星纹，清楚体现出“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

其次，龙凤形象和“圜丘”等显示，数千年前已存在通天观念和祀天仪式。高庙、千家坪等遗址白陶上大口獠牙带双翼的“飞龙”图案，托载着“飞龙”、八角星、太阳等向上飞翔的半身巨鸟形“飞凤”图案，以及龙凤旁边常见的“天梯”或“通天神庙”图案，加上高庙祭坛上实际存在的有着巨大柱洞的“排架式梯状建筑”，与燔柴举火有关的祭祀坑等，都说明高庙等遗址有过祀天仪式，也理应存在通天观念和敬天信仰。和高庙类似的大口獠牙的龙形象，还发现于同时期的辽宁阜新塔尺营子遗址，附近的查海遗址聚落中央则有一条石块堆塑的长龙。此后龙、凤或其组合形象流行于中华大地，见于距今6000多年的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和小山、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濮阳西水坡，以及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诸遗址；见于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诸遗址、凌家滩遗址和良渚文化诸遗址，以及辽宁凌源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尤其在牛河梁遗址还出现明确的“圜丘”或天坛；见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山西襄汾陶寺、山东日照两城镇和临朐西朱封、河南禹州瓦店、陕西神木石峁、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孙家岗等遗址。约距今3800年进入夏代晚期，直至商周以后，考古发现的龙凤形象更多，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所谓饕餮纹，有些就是变化了的龙形象。

如上所述，贾湖的龟甲可能象征天地，那么以龟甲进行数卜其实也就是敬天通天观念的体现。贾湖之后，龟卜习俗在黄河、长江流域长期存在。江苏邳州大墩子、山东兖州王因等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中，有随葬龟甲以及与其共出石子、骨针、骨锥等的情况，显然是继承了贾湖的八卦数卜传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章丘焦家墓葬仍有龟甲和蚌珠、石珠共存的情况，滕州岗上还有内置骨锥的彩陶龟甲。至于常州新岗崧泽文化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墓葬随葬的龟甲，也都可能与占卜有关。最专业的当属凌家滩大墓的龟占器具，以玉龟代真龟、以玉签代石子。与龟卜相关的，是在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陶器上，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六画一组的八卦类卦画符号，稍后在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器物上有六画一组的八卦类数字卦象符号。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还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八组数字卦象符号。龟卜数卜传统在商周时期仍然发展延续。

再次，以土葬“族葬”和仰身直肢葬为代表的丧葬习俗，是敬祖法祖观念的体现。土葬深埋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各地的基本葬式，意在为逝者营造“永久居所”，仰身直肢葬式则是一种安详长眠姿态，而排列整齐的“族葬”墓地则意味着将生前社会秩序延伸到地下世界。仰身直肢葬最早出现在1万年前的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距今8000年前后在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等黄河、西辽河流域文化广泛分布，距今7000年以后流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等遗址的墓葬分区分组、排列整齐，表明裴李岗文化已出现明确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土葬、仰身直肢葬和“族葬”习俗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充分展示出中华先民顽强的祖先崇拜传统。从距今5000多年的崧泽文化和红山文化中晚期开始，就有了在祭祀天地的土坛上面安排墓葬的做法，稍后良渚文化瑶山、反山等高等级祭坛上面也都有高等级墓葬，这些很可能是主持祭祀天地的巫觋首领墓，或有“配天”性质，而祭祀时以先祖配天是后来周人礼制的重要内容。

可以看到，中国早在距今8000多年以前就已产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了龙凤、天梯、龟卜八卦、圜丘所体现的敬天通天观念，土葬、仰身直肢葬和“族葬”所体现的敬祖法祖观念。这当中敬天是根本，杰出祖先因与“天”的联系才体现出神圣性。并且“敬天法祖”观念是史前时期中华各地先民的共识，可以说当时已出现“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这种一天一地、天圆地方的“一元”整体性宇宙观，可能与中国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有关，自然蕴含着“天下观”，与古西亚、古埃及多神“多元”宇宙观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入土为安”族葬习俗和敬祖观念，也和西亚等地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居室葬、火葬、天葬，以及土葬时流行的屈肢葬习俗有较大区别。传说中伏羲“王天下”并发明八卦，也可证敬天通天观和“天下观”确有密切关系。此外，与“天圆地方”“敬天法祖”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密切联系的，还有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

二 “多支一体”圈层文化结构

中华文明指的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正因为是一个综合文化实体，是“一体”，就会有“多支”，就像人有身体四肢、树有树干枝叶。中国地域广大、环境多样，史前考古学文化面貌多样“多支”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些考古学文化或者文化系统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交融联系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严文明称之为“重瓣花朵式格局”，我们也可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基本等于早期中华文明这个综合文化实体的空间范围。

距今8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和周围地区发生全方位交流，其影响西至渭河－汉水上游地区，北达冀南，东至淮河中游，南抵三峡地区，在其纽带作用下，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初步交融形成“一体”格局，有了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约距今6100年，渭河流域兴起仰韶文化史家类型，随后晋陕豫交界地带兴起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其黑彩带、花瓣纹和豆荚纹彩、多人二次葬等典型因素扩展到内蒙古中南部、豫中南、海岱等地；同时以长江中下游为主体的文化圈，也将其圈足盘、白陶、折角形璜和钺等元素交流到西至晋陕、北到海岱、东抵台湾、南达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地区。距今6000年以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晋陕豫交界地带向周围强力影响，东达海岱、江淮，东北至西辽河流域，北至内蒙古中南部甚至蒙古国南部，西至甘青和四川西北部，南达江湘，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大部地区。汉藏语系应该就是在庙底沟类型对外影响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部地区文化正式交融形成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的三层次的“一体”格局，意味着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西方自前陶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农业从西亚向周围地区的传播扩散，初步形成地中海文化圈，但不存在有中心的圈层文化结构；距今6000多年由于欧贝德文化扩张形成的早期两河文化圈同样如此；受西亚影响形成的埃及、爱琴海、东南欧、伊朗、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文化圈也都彼此分散，和范围广大的有中心圈层结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很大差别。

约距今5000年后，已经形成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继续发展壮大，最明显的就是马家窑文化的扩展。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承发展，它形成后向西扩展至河西走廊东部，向西南拓展至青海中部甚至踏上青藏高原东南部，向南下到成都平原成为后来三星堆文化的前身，继续向南则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到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建立的时候，“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西南到西藏、云南，南至两广，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到黑龙江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远大于秦汉以来绝大部分政治王朝的疆域，和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疆域或现在的中国疆域比较接近。到约距今3500年的早商时期，“早期中国文化圈”已有四个圈层，彩陶文化已扩展至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新疆大部地区已成为“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支一体”文化结构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统一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多样性蕴藏着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由此中华文明才能充满活力并得到持续发展。

三 “大一统”圈层政治结构

中华文明有着漫长的起源过程，不过正式形成文明社会须得进入国家阶段之后，跨区域“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年代更晚。

距今80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原创思想爆发期，在贾湖等较大遗址出现少数随葬较多特殊器物的成年男性大墓，已经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距今6000年后晋陕豫交界地带出现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有了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江淮地区凌家滩遗址仅一座墓葬随葬玉器就达200件，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江汉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出现城址和轮制黑陶。这都表明当时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大约距今5100年中华大地上终于形成若干区域性早期国家，标志着中华文明正式形成，以太湖南岸的良渚和黄土高原的南佐两个都邑聚落为代表。两个聚落总面积都超过600万平方米，仅核心区就都在30万平方米左右，还有大型宫殿、豪华墓葬和玉器、美陶等，都邑的建设工程可能需要数千人工作多年，意味着强有力“王权”的出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也都出现大型祭祀中心、大城、大墓和高规格手工业产品，也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早期国家社会的门槛。只是这个时期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还互不统属，处于“古国”文明阶段。

距今4700多年以后，陕北地区遗址急剧增多，并出现了很多防御性能突出的石城，类似的石城还向东从内蒙古中南部一直延伸到张家口地区，同时在陕北庙底沟二期阶段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以东地区文化发生突变，这很可能是以陕北人群为胜利方的大规模战争事件的结果，对应轩辕黄帝打败蚩尤部族的“涿鹿之战”。至少黄河流域应当已经有了跨区域“一统”国家的萌芽，稍后在这一区域还出现陶寺都邑和更晚的石峁石城等。约距今4000年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基本被中原龙山文化替代，诸多古城被毁，特殊祭祀习俗基本消失，新出源自黄河流域的玉器。这场巨变很可能是黄河流域人群对长江中游地区军事征伐的结果，对应“禹征三苗”事件，随即具有初步“大一统”性质的夏王朝建立，进入“王国”文明时代。此后进入二里头时代或夏朝晚期，直至商周时期，早期的“大一统”政治中国格局延续发展。

按照《尚书·禹贡》等记载，夏朝初年夏禹划分“九州”，又对“九州”之地实行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制，也就是实行王位世袭和土地国有制度，将势力所及划分为由近及远的圈层结构的五服，按照远近亲疏纳贡履职。这种圈层结构的“五服”制规定了王都的中心地位和各地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地理模型，也可能与“九州”一样，大致符合当时政治格局的实际。可与此印证的，是考古学上夏商时期的“早期中国文化圈”也可至少分为四个圈层。夏代的“五服”制在周代得到继承发展，其渊源则可追溯到6000年前最初“早期中国文化圈”的三层次结构。

中华文明这种圈层政治格局，与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和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的“行省”类政治格局有较大差别。“五服”制是根据中心影响力大小自然形成的政治格局，主要通过各地对中央王朝的文化政治认同和礼制，来实现空间上内紧外松的统治，因此央地关系比较平和，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体现。而“行省”类政治格局通过军事征服手段形成，主要依靠中央集权下的暴力和法律手段实行统治，央地关系相对紧张。

四 结语

总结起来看，中华文明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起源阶段就已诞生“一元”的“天圆地方”宇宙观、“敬天法祖”伦理观和历史观、“天下无外”天下观，约距今6000年和4000年先后形成“多支一体”的圈层文化格局和“大一统”圈层政治格局，并且“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是中华文明能够文化上融为“一体”、政治上结为“一统”，并且“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根源所在。仅以交往交流交融难以完全解释中华文明的“一体”“一统”的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人群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早期中华文明的“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一统”结构独一无二，和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秩序为多支文化多个族群共在的天下秩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以有别于城邦文明模式、埃及文明模式等。“城邦文明”多神“多元”、各城邦各为其主，缺乏稳定中心和圈层结构，从根源上讲不是一种可以自然趋于“一体”或“一统”的文明模式，只能通过军事征服建立“帝国文明”，但“帝国文明”由于缺乏深层的统一基础而容易崩溃。“埃及文明”是“一体”或“一统”程度较高的文明模式，但因缺乏分支文化系统而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只有“一元多支一体一统”的中华文明，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有中心圈层结构的综合文化实体。“天下文明”模式，连同整体思维、天人合一、仁善和合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